央行人士谈周小川缺点：不接地气过多引用西方理论

　　十八大期间金融代表的媒体见面会上，周小川对任期问题淡定地回应：“年纪大了，总是要退休的。”

　　时隔四个月，3月13日两会记者会上，同样问题，周先是“忘记”了回答、继而被提醒后才笑着搪塞：“好像不应当由我回答。这都是有既定程序的。到目前为止，我自己并不清楚这件事。”

　　当这个“程序问题”在3月16日水落石出时，谜底早已经在意料之中，周小川成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连任三届的央行行长。

　　周小川有理由吸引全世界的目光，过去十年，无论是哪一次创新型改革的推出无不是在巨大的阻力下诞生，这就不奇怪他的连任能得到他曾经的同学、同事、同僚、甚至批评者的一致支持。

　　“他有一点儿理想化，不腐败、执着、谦恭、儒雅，也不像当官的。”国务院参事夏斌对记者说，期待他再坚持几年，国际社会很认可他。

　　“在国际化和市场化方面，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一位央行人士表示，“但他也有缺点，在对国情的把握上、针对中国特殊的经济运行规律的把握上有所欠缺，在货币政策上过多地引用西方理论。所以我们内部也常常称他为‘不接地气的人’。”

　　“做得对的东西肯定会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坦白地说，我也经常有做错的地方，也有做得不准的地方，这些地方该修正的要修正。”周小川对自己十年执掌央行的总结很中肯。

　　靠实践考验

　　“其实金融政策往往争议很大，有一些改革出台的时候争议也很大，有一些要靠实践考验，经过几年时间通过实践考验看站住了没有。”3月13日的记者会上，周小川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

　　这会让人想到4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在周小川的连任投票中，2753票赞成、158票反对、41票弃权，在各部委领导人中票数是倒数第三，不知道这是否与央行十年来的货币政策有关。

　　对这一政策，周小川的自我评价是“快速反应、力度充分、适时退出”，“如果能够再做快一点，也许更好一点。”

　　“其实刺激政策的建议早在4月份就提出了，但最终是到10月份（宏观政策）才转向。”一位央行内部人士告诉记者，后来推行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即4万亿刺激计划。

　　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2年末，中国M2余额达到人民币97.42万亿元，居世界第一，接近全球货币供应总量的四分之一，是美国的1.5倍。

　　在记者会上，周小川对M2的增长给出的解释是：通常储蓄率高的国家M2也比较高。间接融资比重比较大的国家，M2往往也会偏高。大量的储蓄资金走银行，从银行存款变成银行贷款。因此，我国M2的比重是高的。如果今后能够控制M2的增长率，将其保持在合适的水平，就不会导致突发性的物价上涨。央行提供的数据显示，2012年M1的新增加额度为1.9万亿，换言之，中国M2增加主要是靠各类存款(准货币)增加而增加的（各类存款增加额度是10.3万亿元），占M2新增额度的84.4%；M1新增对M2影响带动仅仅占15.6%。

　　“但是，中国的货币问题不是数量问题，主要是结构和效率问题。”央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邹平座认为，失误在于，没有在货币结构上进行调节，而是把4万亿转向了“铁公基”，但这部分对经济的带动效果时间很短。

　　中国的金融结构过去十年来都没有大的改观，体现为货币结构是一个倒三角形。M2很大，M3很小，M4更小，最下面的尖端部分是实体经济，越接近实体经济货币越少。美国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美国的M3达到400多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3倍，日本达300多万亿人民币，是中国的2倍。从M3以上的层次考察，美国的货币供给更多，它的金融的根深深地扎在实体经济中。美国的货币结构是一个正三角形。

　　“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超发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邹平座说。

　　去年底，周小川曾在一周内出席四场金融论坛上，这完全迥异于其过往沉默低调的行事风格，四场谢幕演讲蕴含了浓重的述职报告色彩。他耐心讲述新世纪货币政策特点，阐述金融改革路径选择，解释货币政策操作思路，间或也回忆了过往决策时的纠结与争论，并否认了货币超发之说。

　　改革派的坚持

　　上任伊始，周小川曾许诺，要实现汇率市场化。

　　2002年，在国务院研究下，央行确立了改革顺序，即在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进行银行部门改革、减少外汇管制、发展外汇市场等改革，在改革时机上需要国内外宏观经济金融环境相对平稳。

　　前述人士提到，2004年底，国际上人民币威胁论甚嚣尘上，中央当时讨论要启动改革，但商务部、全国工商联纷纷递报告，提出纺织业利润只有1%-3%，每年创造多少就业、多少外汇，如果要汇改，影响巨大。

　　顶着这样的压力，2005年7月，央行宣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正式启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起初保留了人民币汇率自1994年开始的上下0.3%的浮动区间。 2012年4月，将汇率浮动区间由0.5%进一步扩大至1%，同时大幅减少了外汇干预。

　　不过，汇率和金融业改革的步伐似乎比预期中慢了得多。

　　“汇率改革的滞后，主要还是银行、实体部门的改革跟不上。”夏斌接受《财经国家周刊》采访时说，“这不是他（周小川）的问题，是整个经济问题，汇率升得快了，出口就马上下来了，怎么办。”

　　夏斌认为，未来，中国金融将选择的依然是“有限全球化”，即汇率、资本管理、人民币国际化和国内改革方面，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中的一种交错发展，是一个逐步逼近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动态过程。其中，国内金融改革是其它三项的基础和条件。

　　从国内来看，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尤其显示出周小川的灵活、创新和坚持。 2002年底刚刚上任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提议成立中央汇金公司，以此完成国家外汇注资，然后对国有银行实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组建。改革遵从“先易后难”的原则，率先选取资产质量状况较好的建行、中行为试点。

　　据前述央行前高官回忆，建行改制上市时，当时请来的战略投资者有20多家。中组部的人都去了，仍然没有说服国企投资，最后长江电力等三家外资公司因为“讲政治”才参股投资，否则根本不看好建行。当时已在海外上市的中国人寿在与汇金谈判时，最终也因每股1分钱之差而放弃。

　　到中国银行改制时，在国内根本都找不着合作伙伴。最后李嘉诚、淡马锡又加进来，才凑够剩下的10%。

　　在此过程中，身为央行行长的周小川，成为中国银行业最重要的代言人和营销者。

　　“正是因为有战投的介入，世界相信战投，才相信中国的银行。海外战投带来资金、带来技术、关键是带来声誉。”该人士说。“如果没有战投，就没有中国银行的上市。没有中国银行的上市，就没有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康庄大道。”

　　市场化抓手

　　眼下，留任的周小川需要面对改革进入深水区的挑战，同时还要促使中国银行业的再次变革。

　　利率市场化是抓手之一。

　　周小川已经开启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但保留了最小存贷利差规定，以缓解国有银行的压力。

　　目前，贷款利率下限已是基准利率的0.7倍，存款利率的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剩下的一步将是完全放开存贷款利率管制。

　　“引进竞争，意味着银行的准入门槛要下降。我们现在是重准入、轻监管，已经成为寡头垄断了。必须降低准入，加强日常监管。”一位银行业人士表示。

　　“比较难的是存款保险制度，周小川2002年进入央行后就在力推这个事情。”一位当时的参与者告诉记者，本来2006年已经呼之欲出了，已经确定了人选去执掌存款保险制度，但是到现在难产了这么多年，主要是缺乏法律支撑。

　　此外，利率市场化又涉及到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问题。

　　衡量一国资本账户是否可兑换，IMF曾制定过资本项目交易分类的标准，共计七大类40项。目前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部分可兑换的项目为17项，基本可兑换8项，完全可兑换5项，粗略算来占全部交易项目的75%。

　　央行已经提出，2013年将稳妥推进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试点，积极做好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QDII2)试点相关准备工作。

　　建行高级研究员赵庆明指出，资本项目可兑换，表面表现为是央行的工作，但实际上都是背后的因素起作用。比如对居民资本流出的开放，央行只是做一个手续而已，背后的基础工作是需要我国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或者综合纳税制度，以确保政府能够判断个人账户上的钱确实属于其本人。

　　上述这些系统化的协调工作，或许正是周小川新任期的最大挑战。

　　期待的深化改革

　　现在，周小川有了第三次机会，继续深化改革。

　　不过，不论何种改革的推进都不能带来严重的通货膨胀，同时还要满足另外三个目标，即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就业；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这四个目标确实有时候相互之间会存在不一致，是需要权衡的。”周说。有人认为，不论是从关注M2到关注货币供应总量，还是从通货通胀管理到多目标制，都显示周小川在主动进行调整，逐步与国家的经济目标协调起来。当然，这其中，“中央银行最强调的还是物价稳定的目标。”周小川已经在多个场合强调了今年的货币政策依然要保持稳健，甚至有向紧缩靠拢的趋势。

　　吴敬琏在出席中欧北京校区2013年度首场“高朋满座”论坛时提到，所谓改革就是原来由行政力量变成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力量，即市场形成的价格决定的，因为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能够反映每种资源的稀缺程度。让市场来代替行政审批配置资源，在这一点上，央行自身的改革或可成为表率。

　　作为一名非常支持改革的行长，周小川的系统论，同样包含央行内部的调整和变革。

　　“在市场化改革方面，各个部委都没有人民银行做得好。”前述央行人士告诉记者，“市场化改革也是新一届政府要走的路。”

　　十年前，人民银行的一个股长都能控制几十亿的资金。例如，一个棉花大县收购的棉花就要几十亿元，曾经都由央行供应。后来逐步收缩到总行级，在公开二级市场上收购，分行级没有权力。

　　“这也削弱了地方央行的权力，地方央行的行长变成了调研员。”据该人士讲，自周小川上任以来，央行废除了审批制，把几乎所有的权利都下方到市场，这在别的部委是办不到的。其中包括，债券发行从交易商协会剥离，再贷款转向公开市场操作等。

　　央行只负责制定政策和规则，具体由中介机构去做。央行负责内部的现金调拨、支付、结算等，主要强调基础工作，比如征信系统、清算系统的建设，提高政府的服务功能。

　　不过，央行的放权还有余地。“交易商协会在央行是类似于超司局级的一个单位，并且负责征信和评级，但这些应该完全放给社会资本去做。”一位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据说，在周小川的名片上只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兼职教授”等字样，这或许说明其一直以来力求淡化自己官员的身份。这并不妨碍美国《价值》杂志将其排在2012年度全球金融界最具权势人物排行榜的第15位；以及《欧洲货币》将其评为2011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