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让房产商在土地上发横财是政府失职

　　“中国目前51%的城镇化率还没有进入‘刘易斯拐点’，至少达到70%以后，中国的人口红利才会进入拐点。”与一些经济学家唱衰人口红利的观点不同，黄奇帆认为户籍制度改革搞得好，会延长中国人口红利15年。

　　2013年全国“两会”期间，黄奇帆在接受采访时显现出对于重庆发展的自信和乐观。在他看来，包括人口红利、城乡综改区改革红利等在内的五大动力将会使重庆今后五年保持12%以上的增长速度。

　　但近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重庆，仍然没有完全甩掉贫穷的底子，14个国家级贫困县、4个市级贫困县尚待开发统筹。重庆自2007年获批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至今近六载，以城乡统筹为目标的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地票、“三权抵押”贷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激活了重庆发展的源动力。

　　城乡统筹是国家给重庆布的一盘大棋，未来的挑战和难点还是要做好城乡一体化，需要通过一体化社保体系、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互通、户籍一体化等“五大路径”进行持续探索，既解决重庆发展的问题，也为国家城乡统筹增加实践经验。

　　“城乡一体化是持续二三十年的过程，是一个大工程。”在黄奇帆看来，在今后的改革中，加速发展最重要的是通过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发展，要会用巧实力，进行智慧型改革、资源优化配置型改革。

　　继续探索城乡一体化

　　统筹城乡发展是个系统性工程，综合配套改革要到位、资源利用最大化、功能配置最优化。面对欠发达阶段、欠发达地区的特殊市情，如何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相互支撑和融合，对于重庆来说，城乡一体化的探索尚面临经济内生增长机制的加快形成。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在城乡统筹改革方面做了许多创新性举措，接下来面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黄奇帆：重庆市作为我国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城乡配套改革上要多做一些探索，进行一些研究，既解决重庆的问题，也为国家城乡统筹方面增加一些经验。

　　重庆的特点就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并存，和一般的平原城市、沿海大城市的城乡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如何把重庆的农村、郊区和山区搞好，对重庆的发展有基础性意义。

　　解决城乡问题，可以通过花钱的办法搞投资，增大农村的基础设施、社会事业投资，但有限的财力只能尽力而为。真正要把重庆的城乡统筹好，最终还是要加快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财经国家周刊》：你认为未来的挑战性在哪里？如何破局？黄奇帆：未来的挑战和难点还是要做好城乡一体化，这方面，重庆通过五个路径进行了探索：

　　一是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低保、扶贫保障等，重庆市城市、农村已经全覆盖。尽管是低水平覆盖，但是先把有没有的问题解决，以后再把水平提高，缩小城乡之间保障水平的差距。

　　二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社会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和文化。现在农村已经完全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农村高中段毛入学率94%，应该说已经普及了。下一步要把卫生医疗的网络覆盖好，实现教育、文化和卫生等公共服务一体化覆盖，逐渐提高农村的水平，最终缩小城乡差距。

　　三是统筹城乡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城市道路很发达，农村道路相对弱。现在目标是尽可能实现中心村的道路全覆盖。

　　四是促进城乡之间资源要素的互通一体化。中国的体制性矛盾最大的问题就是城乡二元架构，城市资源进不了农村，农村资源进不了城市。

　　五是实现人的自由迁徙。城镇化的本质是把农民工解放为市民的过程，人应该通过户籍变迁，在城乡间流动，不能让农民辛苦一生与城市终身无缘。

　　钱从哪里来？

　　城乡二元结构最大的矛盾在于城市农村资源不能相互流动。要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之间资源要素互通和一体化至关重要。

　　《财经国家周刊》：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都需要大量资金，这些钱都从哪里来？

　　黄奇帆：改革就是生产力。实现要素改革，城乡要素一体化、金融和土地要素要能流转，也就从多方面解决了钱的问题。

　　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地票解决钱的问题。地票是要素改革的一个案例，使得一些闲置的资源得以充分利用。闲置的农房丢在山沟里，体现不出价值。但是地票解决了这个问题：只要把这些建设性土地在集体组织的带动下，在农民自愿的情况下把它复垦为耕地，就实现了价值。如果有1000亩土地整理出来，土地归乡里的农民，产生的1000亩地票到城里卖掉，按20万元一亩计算，就可以卖出2亿元。

　　地票的另一个作用是帮助解决农村发展中最困难的事情，比如危旧房改造。建一个房子需要10万左右，政府补助只有两三万，农民自己掏不出七八万元。资金缺口不到位，新农村建设、危旧房改造就无法推进。有了地票以后，如果分散的危旧房占地一亩，只要复垦这一亩，而集中到村落居住造个新房子只需0.3亩地，剩下0.7亩，可以有14万元收入，再加上原来的补助，10万元的房子就造好了。通过这个途径，一年可以进行10万户的危旧房改造。

　　高山移民和地灾移民也同样如此。把高山和滑坡地带复垦为种粮、蔬菜、树的耕地，地票就出来了。这就叫一票带三户：危改户、高山移民户和地质灾害户，都可以通过地票解决。

　　《财经国家周刊》：重庆的综改试验区从2007年以来到现在，已棋至中盘，下一步的改革思路是什么？

　　黄奇帆：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投资来带动，这个钱要花在开发市场能量上，会花巧花。但是，资金总是不能满足建设需求，不能完全靠中央推进发展。所以，关键是要通过体制的改革和生产关系的调整，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让市场释放出巨大能量。

　　今后五到十年，更多会考虑按照资源配置的角度进行改革，按照小投入多产出、调整生产关系的角度，去考虑改革的事。

　　比如说，今后五年重庆动迁50万高山移民，一共十几万户，需要100多亿元资金。中央和地方可以补20亿元，还有那么大的缺口怎么办？就要靠地票。如果这十几万户把宅基地复垦为农地，20万元一亩，就会有200多亿元的资金。这就叫巧实力，巧改革。当年邓小平倡导和推动的一个承包制，没让中央政府出一分钱，但千百万农民有了积极性，农民就容易致富了。

　　土地储备稀释地方债

　　2002年黄奇帆就任重庆市常务副市长期间，重庆市就开始进行了土地储备。当时重庆主城建成区200多平方公里，近300万城市人口。经过10年发展，重庆主城已经从10年前的一环主城向二环主城发展，整个主城二环内面积有2000多平方公里，可建设用地为1000平方公里。

　　理论上，从2002年到未来二、三十年内，重庆主城将有近700平方公里是要新开发的，约近百万亩地。一般政府储备地不得超过城市可开发建设土地总量的50%，就是约40万亩?50万亩。在黄奇帆看来，2002年储备的这40万亩土地，让土地升值的财富归政府所有，相当于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建了一个额外的金库，同时平衡了财政账本，政府债务被稀释。

　　《财经国家周刊》：有人说，重庆大兴土木，包括地铁在内的投资已经超过财政的负荷，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有什么办法化解地方债务？

　　黄奇帆：重庆这些年修桥修路的力度确实很大，轨道通车里程在全国排第五名，除轻轨之外，铁路、高速公路、基础设施，我们10年花了6000亿元，这些钱花了债务为什么不高呢？我们的办法是管住土地，让土地升值的财富归政府所有。我们把香港的土地储备制度学过来了，我们在2002年就储备了40万亩土地，扣掉成本，储备土地卖掉部分就能获得几千亿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两三千亿，我们地方债务不是现在的2600亿，得是5600亿。

　　目前，重庆地方债处于绿灯状态，黄灯都不会亮。地方债一般不能超过财政收入，重庆地方债现在是2600亿元，是地方财政的60%多，占GDP的比例只有20%多一点，目前重庆的银行不良资产率在全国是最低的，而且我们的地方债务也低于全国的平均线，重庆地方债的安全度排在全国前列。

　　《财经国家周刊》：储备这些土地，是如何规避市场风险的？有什么具体的办法和经验？

　　黄奇帆：土地储备要和金融相结合，进行融资循环，这个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重庆的土地是金娃娃，不会产生泡沫，是因为重庆的土地储备做到了五个原则：

　　一是超前储备，一步到位；细水长流，逐年供应。我们在2002年?2003年储备了40多万亩地，由市地产集团、城投公司两个具有土地储备职能的集团负责实施，当时是规划一步到位。土地供应“细水长流”，市政府计划20年内每年只能开发5%，40多万亩地的储备资源，一年最多用2万亩。这既是政府对储备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考虑，也是对储备土地未来升值空间的考量。

　　二是对储备地的使用要兼顾公益和商业开发。重庆市公益性开发和商品房开发大体上是对半开，最近十年已经开发的19万多亩土地，其中近10万亩是公共服务、公益事业用地，比如说公租房建设、大学城建设、铁路机场等。还有9万多亩用于房地产开发，将其收益用于整个19万亩的征地动迁成本，以及一些基础设施开发建设。

　　三是土地储备不改变市区两级政府的分配制度。市区两级之间财力有分配原则，土地出让金扣除征地成本以后的净收入，过去是55:45。2010年以后，市政府做了一个调整50:50，区里增加了5%。

　　四是土地储备公司肩负做好两个循环的责任。第一个循环，土地储备的手续办完后，是可以用于银行抵押的。将融资用于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把生地变熟地。这一循环很重要，是避免泡沫、合理举债的边界。第二循环是把“七通一平”的地搞好，规划做好，就实行招拍挂。也许这时候，一亩地能卖200万元，1万亩地就得到了200亿元。原来抵押的时候是当100万元抵押的，把那100亿元还掉，就可以多出100亿元。这100亿元就是预算外的基金收入，同样要量入为出，纳入财政预算，要有年度平衡。两个循环正常滚动，土地储备就是个“金娃娃”，不会有泡沫，更不会变成一个债务链要崩盘的危机。

　　五是要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这在逻辑上叫“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核心就是不仅做到长期总体平衡，还要做到当期单个地块对应的基建项目平衡。

　　智慧型改革方法论

　　《财经国家周刊》：对于西部大开发、两江新区、城乡综改区等中央政策的支持，重庆将如何利用好？

　　黄奇帆：如果地区发展什么都想靠中央，向中央要钱要政策，就是懒汉。中央也可能会因为地区重要而给予支持。但是真正好的改革，应该是想到好办法，巧主意，不给国家添麻烦，一不会带来通货膨胀，二不会带来经济损失，三是不用国家给钱，地方政府少掏钱，对方方面面有好处，这种改革才是最重要的。

　　方法论比政策重要。中央领导有很多非常亮丽的闪烁智慧光芒的思想方法，他讲的是一种哲理、一种方法，讲的是一种科学体系，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悟，在工作中消化吸收，就会很有帮助。

　　《财经国家周刊》：那么，重庆的这个方法论又是如何运用的？

　　黄奇帆：我们的智慧型改革，就是化劣势为优势，创造重庆的山城特色。重庆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问题。70%的路不是隧道就是桥梁，山沟间修路成本很高。比如，一般地方修1公里高速公路需要4000万元，重庆却需要8000万元。

　　重庆是山城，山上盘旋的都是小立交公路，路与路之间被山山水水切割开来。如果没有桥梁、隧道、地铁联通，就没有一个城市的经济，而只有小山沟的经济。所以重庆下大力气修建地铁，现在我们投资修地铁140公里，已经花了700亿元，如果用轨道、桥梁隧道、高速公路把各个组团连通起来，这个城市组团就很优美，联络也很通畅，也就成为城市经济的集聚体。这时候抓住关键，把基础设施弱点变成强点，就会坏事变成好事了。但如何实现呢？如果不运用智慧，要么高负债，要么只好等20年慢慢再修。

　　建设要快，还要做得好，脑子应该怎么转？储备土地不能全部搞工业和房产，两者比例是50对50；如果晒一张城投地产十年来开发的近20万亩土地的清单，会发现50%是公共服务的，如10万亩中，有3万亩是大学城，3万亩是公租房，再加上学校、医院等；另外10万亩做房地产，但这10万亩平均卖200多万一亩，可以卖2000多亿元。这样做，就剥夺了房产商发横财的机会，房产商是靠土地增值发财的。所以，政府让房产商在土地上发横财是政府失职。

　　市场的力量无穷无尽，用生产关系调整来促进生产力，是巧实力、智慧型改革，也是资源优化配置型的改革，我们的改革应朝着这方面发力、创新。

　　黄奇帆简介

　　1952年5月生，浙江诸暨人，大学普通班，工商管理硕士，研究员，1968年9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现任十八届中央委员，国务院三建委副主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市政府市长、党组书记。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九届、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市二次、三次、四次党代会代表，二届、三届、四届市委委员，市二届、三届、四届人大代表。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主管市政府办公厅、市编办、市审计局、市政府研究室。联系人大、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