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农民”是城镇化危机还是生机

“消灭农民”是城镇化危机还是生机

              —中国城市化与城镇化“三级联动”中的农民归属



     推动中国的城镇化，是本届政府核心战略目标之一，也是李克强总理施政核心纲要之一，这也意味着，广受关注的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制度，并彻底“消灭农民”等级身份的问题，将面临更大范围的实践选择。
   

    早在1992年，中国就成立了户籍制度改革文件起草小组，并于1993年6月草拟出户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并提出“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性质，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行居住地登记户口原则，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等主要生活基础为基本落户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的改革目标。但这项重要的工作，却受制于多种原因被长期搁浅。



     面对经济发展大潮而带来的人口迁徙，面对城市化的突飞猛进带来的系列社会问题，政府管制措施，尽管在改革开放中大大放松，但仍然无法褪掉强烈的行政把控色彩，并在内涵诠释上一直惯性的维持着等级制度，而政府多年来在城市基础服务配套体系上的投入不足，也让这种等级制度的存在，有了所谓的现实合理依托。



     现在为止，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以及城市人口的对流，仍实施暂住证管理办法，很多外地城市人口，工作多年并购买了住房，还须每年去当地公安机关办理暂住证，住自己的房子，还不能常住，只能暂住，十分荒唐。而在城市务工的农村人口，与发明“休假式治疗”异曲同工，被统称为“农民工”，堂而皇之出现在许多政府文件和主流媒体，这样称谓，更是一种人格意义的蔑视。



     取消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的历史制度，中国已不需“摸石头过河”，农村人口到城市生活工作，暂且不谈实际难以逾越的种种潜在歧视和被挤压，人民是国家主人的名义贯彻，解决户籍统一问题是一个基础性标识，不存在城市人和农村人之分，而在身份鉴别上，也没有什么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分，职业可以不同，但具法律确认的基础人格和权利的通称，应该是中国公民。



    这几年，中国各地已陆续对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行初级改革，至少在纸面含义上，目前河北、辽宁、江苏、山东、重庆、四川等10多个省区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二元户口性质划分，而中国的所有地区，完全可以今年全部走出统一称谓的第一步。广州的经验完全可以照搬，先将两者统一登记为广州市居民户口，公安部门仍先在居民户口底册上对原农业和非农业户口人员加注相关标识，社保、劳动就业、计生、国土等相关部门也相应加注标识，根据不同身份仍先实行过渡性的对应政策。



    但中国城镇化要健康推进，无法绕开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挂钩的民政、社保、教育、计生等配套问题，农民社保，则是一个必须解决的底线公平问题，否则，通过户籍改革来单向掠夺农民附属权益而不给农民相应配套实惠，城镇化过程或许会演变成农民大规模集体抗争甚至以命相搏，历史的教训应引起警戒。而在“农民进城不以放弃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保经营权、林地承包经营权等原有利益为代价”的前提下，不以政治运动方式来进行驱赶，可行的现实路径到目前并不清晰。



    从宏观战略角度考量，具有实际价值的城乡一体，中国至少应该有“三极联动”的顶层设计格局。



    中国需要发展50个超过500万以上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群体，主要是省会以上城市和直辖市，但超10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要严格控制，现有的不能再增加。各地动辄打造国际中心的想当然行为要严格遏制。中心城市群体大约可吸纳3亿人口，数量上也已充分顾及到不同区域以点带面的拉动效应。中心城市的城乡概念，本身在发展中边际已模糊，近距离农村富裕程度普遍较高，像北京、上海、广州等特大城市的所谓农村，不少人的实际收入超过城区，城乡一体的基础磨合难度很小，实际已完成了内容上的城乡一体。



    中国需要整合300个100万左右人口的次区域中心城市资源。简单的说，主要就是省会以下的地级市会所在地城市，人口计算不包括其所管辖县，整合的核心，是限制而不是继续扩大其城市综合建设规模和人口基数，而是将重心放在完善城市配套教育、医疗、交通、休闲等公共服务完善上，形成几百个宜居的中等城市群体，也可吸纳3亿左右的中国人口，在分流中小城市人口及农村人口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转移上，起到应有的稀释作用，改变年轻人一窝蜂不计代价涌向大城市及特大城市趋势，让城市人口匹配逐步呈现出理性选择。



    中国更需要打造3000个以县城为轴心的庞大小城市群体，这些小城市市区人口在20万左右，将主要承担6亿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转移问题，它最符合中国国情，实现城乡近距离的一体化，应是城镇化的灵魂。政府在其中最核心工作是三项，一是在充分尊重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地缘文化基础上，全面系统的出台小城市规划纲要；二是国家财政集中力量专款专用来改善小城市的交通、医疗、教育，社保等基础环境；三是重点引导加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小城市转移，同时，对到小城市工作大中专毕业生采取配套的优惠鼓励政策，这些问题解决好了，会自然推动农村人口的向城镇转移。



    以上的建议本身依托的基础是，中国已有50个左右大城市和300个左右的中等城市，其城市的内涵功能价值，已不在规模扩张而在内在的精细完善，现有的土地供应也足够了。而中国有近3000个县级建制，除东部发达区域的部分县城已完成向20万左右人口小城市的聚合衍变，短板是大部分中西部县城仍在聚合衍变的路上，地方经济的不发达和财力的不匹配，以及管理思维在治理方面的滞后，成中国更大规模城镇化阻碍。



    除国家层面的社保统筹，应鼓励地级市区域公共资源共享的积极探索，这种打破垄断和身份限制的城乡一体或许更容易些。而政府与原享受级差地租的农民如何就此达成共识，并平衡原有城市居民与移居农民的利益关系，势必也会引发一些新的社会矛盾。



    美国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占比，只有百分之几，以中国实际人口15亿计算，以中国将长期处于发展中国家来计量，中国无法盲目去对比美国，即便再经过十年到二十年，实现上述的“三极联动”，从事农业的人口也不应低于20%。



    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报告，2011年中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了51.3%。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事实上，这种突破的水分很大，因为农民进入城镇的权益悬空，中国的未来，不仅要解决已经进入“51.3%”农民的归属，还要实现更具划时代意义的“城乡自由迁徙”，这种“城乡自由迁徙”，既要达到城镇人口达到80%的目标，也要回归到名实相副。

  

    “消灭农民”如果定位不准和蓄意不纯，城镇化或许不是中国的生机而会是引火烧身的危机，而另则是，如果城镇化不走房地产“圈地”老路，而是将民生为首贯穿始终，被消灭的农民成了真正的公民，就可能成为一场伟大实践，给“习李新政”注上独特的标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