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型政府的职业化

经营型政府的职业化

摘自《理财周刊》

　　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理性开发与疯狂扩张的十字路口，经济转轨已是当务之急，成则欧美，败则拉美！

　　亚当.斯密的书被翻译成《国富论》带来了很多误解，因为“国富”在中文中并不等于“民富”。本书全称应译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研究》，关键词是“民”而非“国”。亚当.斯密一开篇就把政府排除在外，因为在他看来政府只是“守夜人”，不能参与经济，政府干预经济必然“用通胀剥夺居民财产”。作为“守夜人”的政府是服务型政府。

　　然而现代政府的经济职能与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特别是在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凯恩斯主义把政府从“守夜人”升级为“职业人”。从此，现代政府的经济职能在“税收 公共服务”之外增加了一套政策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就业 货币政策”。现代政府的宏观调控日臻完善，时至今日，无论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如何不同，市场经济国家的政府都具备了宏观经济调控者的职业身份，理论基础几乎都是现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所以，现代政府已从服务型政府升级为经营型政府，早已走出了传统经济学的理论误区。

　　作为经营型政府，现代政府主动承担了创造就业的责任，手中多了两个工具：其一是债券，其二是纸币。债券就是纸币的期货，从此“治大国如烹小鲜”，玩好这两张“纸”就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基础。但在这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还要增加一个阶段性的经济职能：经济发展。

　　英文Development可译为“发展”也可译为“开发”，开发商的英文是Developer，两者是一个同源词，所以说发展中国家就是开发商国家：中央政府是一级开发商，主营“铁公基”；地方政府是二级开发商，主营“开发区”；房地产企业是三级开发商，主营房地产；房产中介和物业是四级开发商，主营存量房产的保值增值。从这个角度看，开发商是一个群体，承担着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人口大迁徙与社会大变革。这才是“开发”的真实含义。所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教授说：21世纪改变世界有两件大事，其一是互联网，其二就是中国的城市化！面对这样的大变革，中国政府责无旁贷，必须承担起作为一级开发商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一级开发商职能的机构是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研究制定城镇化总体规划。有人质疑，为什么发达国家政府就没有“开发委”这样的机构呢？殊不知，“发达”的英文是Developed，即“开发完了的国家”。一旦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结束，大规模投资需求随之消失，那时中国政府也将返璞归真，只需关注就业与货币。

　　在国民经济城市化的阶段，经营型政府必须一手经营货币债券，一手经营城市 土地，让城市经济的多层次交易市场成为虚拟经济的温床，才能有足够的空间分流超额货币，弱化以CPI标示的通胀。经营水平较高的政府通过金融业分流超额货币，不断提升国民经济的证券化水平；经营水平较低的政府通过房地产分流超额货币，不断推升中心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中国经济正处于城市化的加速阶段，由于证券市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超额货币更多地流向房地产市场，从而使高房价承担了三大功能：第一，高房价补偿了城市原住民奉献的空间价值；第二，高房价延缓了城市外来人口的流入速度；第三，高房价分流超额货币从而抑制了一般消费品的恶性通胀。由此推论，伴随着政府经营水平的提升，证券化将逐渐取代房地产成为虚拟财富的主要来源。

　　在经营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划分中，由于两类政府的利益导向和收入来源不同，就有了“上下”之别：“上”经营不忘服务，“下”则与民争利，重经营，轻服务。以城市房地产的调控政策为例，服务型政府的楼市政策是征税费提供保障房，经营型政府的楼市政策是发货币创造虚拟财富。所以，政府的过度经营将导致过度风险，从而使虚拟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在权力和货币的疯狂中沙上建塔，不断制造“鬼城鬼区”。目前的中国正处于理性开发与疯狂扩张的十字路口，经济转轨已是当务之急，成则欧美，败则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