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张维迎：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张维迎提到。

　　摘要：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在北大法学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前景》的演讲。

　　张维迎首先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背景和潜力，中国经济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依赖于劳动力成本等后发优势，现在这些后发优势在消失。而如果一个国家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他提到，未来一两年，中国还将承受之前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的更大代价，经济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张维迎认为，既得利益并不完全是改革的阻碍，相反，既得利益也可能变成改革的推动者。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对于国企，他提到，“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

　　最后，张维迎总结道，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新一代领导人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大家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张维迎称，从长远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过去三十年中国的企业靠套利和模仿创造了巨大财富，现在这种套利空间越来越少，更多的要依靠创新。这就需要政府为企业家精神的发挥创造更好的条件：把权利关进笼子里，保护私有产权，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我们的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张维迎谈到。

　　支撑中国30年经济高速增长优势在消失

　　张维迎：我讲一下中国经济增长和体制改革的前景。首先讲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判断，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趋势性的，第二个是周期性的。从趋势性的角度来讲，中国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经济增速有一个趋势性的下降、下调，大家普遍认可的在7%左右。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是因为我们的后发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优势、资源成本优势、国际市场的开放等。这种后发优势现在都在消失：劳动力供给下降、环境成本快速上升、国际市场变化。

　　第二个是从周期性角度，首先2009年之后，中国政府实行了非常强的刺激政策，2009年全世界都是零增长、负增长，中国维持9.2%的增长，但我们为这个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个代价到现在还没全部表现出来或者最大的代价还没有到来，这是我们下一步面临的困难。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未来一两年内，中国经济可能有一个巨大的困难。

　　宽松货币政策是抓老虎尾巴

　　这里我引用哈耶克的比喻，就是说一个国家如果用货币政策和利率来维持增长，他就像抓住老虎的尾巴，那么我们想象一下，抓住老虎的尾巴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就是你跟着老虎跑，最后累死了，另一种你把老虎尾巴放开，老虎把你吃了。

　　今年6月份可能就是想放开老虎的尾巴，但是差点被吃掉，就是当时的“钱荒”。所以很快又抓起来，现在仍然抓着老虎的尾巴，但是这是没有办法持续的，因为下一步可能爆发问题的是地方债务，估计有20多万亿，好多地方其实已经还不起了。地方政府还不起债就会影响到企业，有很多企业给政府做项目，但拿不到钱。

　　未来经济增长潜力靠企业家精神

　　我刚才讲的一个是趋势，一个是周期，再看更长远的话，就是经济的增长潜力怎么样，这个潜力就是市场规模，包括我们工业化、城市化。亚当?斯密在200多年前就强调市场规模对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市场规模带来分工，分工带来技术进步。所有这些东西靠什么？靠企业家，不是靠政府官员，不是靠货币政策，但是很遗憾，我们现在好多人仍然都把维持经济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货币政策，寄托于财政政策，寄托于政府的投资。如果我们不能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经济增长保持7%都很困难。

　　我们今天所有消费的东西，特别是新产品都是企业家精神开发出来的。企业家能做什么事呢？我总结企业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第二个是创造不均衡。均衡就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得到了最有效地利用，没有盈利的机会。也就是说，如果经济属于均衡状态，每个企业赚的收入全部是弥补成本，不存在经济利润。实际上我们知道不是这样，企业家发现不均衡，发现赚钱的机会，利用这些机会赚钱，然后使得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越来越多人运用这个机会，市场就会趋向均衡。

　　第二个功能，是打破不平衡，或者叫创造不均衡。假如市场已经属于均衡状态，比如大家都在使用电脑了，电脑饱和了，那这时候苹果公司生产出iPad，它就打破了原来的平衡，那就可以赚钱。打破平衡主要靠的是创新。

　　以这样角度来看我们过去30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发现不均衡，利用不均衡叫套利，以及模仿。套利有三种方式，一种是跨市场的套利，你发现四川的橘子很便宜，北京很贵，然后你从四川运到北京就赚钱，这样的企业家就是商人。另一类企业家是跨时套利，比如说预计明年某种产品会变贵，那么他就现在开始储存，或者现在开始生产，到明年就赚钱。还有在金融市场套利，这种套利行为类似一种投机。第三种套利就是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之间套利，比如说有好多人无所事事，但有好多产品供不应求，你只要把这些无所事事的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那么你就可以赚钱。过去30年大体就是这样，搞投机倒把、乡镇企业都可以赚钱。但这个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就是套利的空间在传统产品市场都饱和了，你看现在什么都不好卖，饱和了，套利空间越来越小。我们模仿的空间也越来越小，中国原创性的技术很少很少，甚至没有。即使我们有创新，这个创新也是在外国原创性技术上做一个改进而已，而我刚才讲到了，这种后发优势慢慢都在消失。所以中国下一步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中国企业家能不能从套利行为转向真正的创新。

　　创新是什么？创新就是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大部分人没看到，所以你说出来不会获得认同，但是你能够把它变成市场可接受的产品和服务，这时候你就会为经济增长做贡献，你也会赚钱。而这种创新一般时间都比较长。今天支持我们经济增长的好多的产品，30年前没人想得到。同样可以说，30后这个国家经济的主要的产业、行业，现在大家都想不到，这就是企业家的功能。在40年前比尔盖茨要制造软件，想象这个软件要变成未来每个人都用的东西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 100年前，亨利?福特那个时代，汽车已经有了，但是汽车只是富贵人家、有钱人使用的产品，没人会想到普通人应该有汽车，但是福特想到了，所以就引进了流水线，生产出了普通人用得起的汽车。

　　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

　　那么企业家精神怎么被开发出来？那就是看我们的体制。目前来讲我觉得我们体制当中存在好多障碍，大的障碍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经济体制，第二个方面是政治体制。就经济体制而言，首先是国有部门太强大，国有部门的强大与市场经济是不相融的，尤其像我们这么大的国有部门，要创造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政府管的太多，我们做什么事都得审批。我们学法系的同学都知道，这个社会当中哪些权力应该是个人的，哪些权力应该是政府的，就是私权与公权的划分。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很多私权都被公有化了。改革就是不断地把私权归还给个人，但是仍然做的不是很好。第三就是金融市场不自由。企业家的一个想法要变成产品，要形成市场，需要大量的投资，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如果金融不自由的话，创新就得不到很好资源。

　　好在我们过去20来年有很大变化，就是外国基金进入中国，帮助中国很大的忙。但是我们仍然看到大量的储蓄在无效地使用，其中无效的一部分是借给美国人，给他也带来了麻烦，其实对我们麻烦可能更大。还有就是大量金融资源仍然被国有企业占有，比如说信贷资金，国有企业拿到信贷资金的成本比民营企业要低大致一半，国有企业的利率5、6%，民营企业在10%以上。

　　还有一个方面是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现在的民营企业家，有些犯罪被抓起来，财产很快被处理了，这个本身是违法的。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犯罪，处理他财产要等法律判决之后，但是很多地方不遵守这样的规定，如果企业家被无罪释放，要收回财产都很难。

　　另一方面就是政治体制，没有独立的司法制度，权力没有关在笼子里面。现在是有权力的人提着笼子到处关别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再一个就是寻租和腐败。这两个是相关的，没有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权力过大，一定会产生腐败。在腐败的情况下，企业家赚的钱不一定是靠创新，有一部分是靠寻租，就是搞好和政府的关系。比如我们看到高科技领域，有些人写好申请、找到关系、拿到国家几千万的钱，干嘛去了？瞎花了，这个现象非常严重。我们现在教育科研经费都非常多，但是真正有效使用的比例非常低。当然我们要有更长远的眼光，现在过分关注的都是今年下半年怎么样，明年上半年怎么样，其实对于国家更关注未来十年，20年，甚至30年。

　　中国未来30年应该建立这样一种目标，就是如何建立自由、公正、民主、法治社会。我们的改革都应该在这个大目标的前提下做。具体来讲我觉得经济上进一步自由化，市场化。政府大量的权力应该废除，就是说把政府局限在公权的范围内，不应该侵害私权。我要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私有产权制度，私有产权的保护，依赖于法律，也依赖我们的司法制度。

　　既得利益要变成改革者改革才有希望

　　我们要实行的变革的阻力在哪？大家普遍认为是既得利益的阻挠，但是我这两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你看历史上好多伟大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领导的。如果既得利益不能变成改革者，那这个改革就没希望了。马克思本人不是无产阶级，马克思岳父是大的贵族，他的小舅子当部长，马克思过的生活也不是无产阶级，他在英国生活，那时候英国最高收入的10%的人，平均的年收入是72英镑，但是马克思一年的生活费是400多英镑。那恩格斯呢？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这个例子说明，说好多事情都不是利益决定的，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理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既得利益者能不能变成改革者？我觉得有三种可能，一个就是观念、理念，包括我们中国***，***的创始人没有几个是无产阶级、工人阶级出身的，大部分都是地主、资本家、军阀、旧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弟。如果按照利益分析，没有办法解释他们的行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闹革命？就是相信了新的理念，这个理念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引起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变化。从古希腊梭伦、伯里克利的民主化改革，到近代的华盛顿，再到邓小平，他们都是出于理念在改革。美国的废奴运动主要是白人在做，不是黑人在做，中国妇女的放脚都是男人在做，不是女人在做，所以理念很重要。

　　第二个方面就是，既得利益之间本身的博弈也是推动人类进步、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好多的变革发生的时候，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远大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包括现在政教分离，就是宗教和国王的矛盾推动的。法国大革命也是国王和贵族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启蒙运动的出现，导致了最后的法国大革命。西方社会的民主与法治，一开始不是在全社会范围出现，而是在贵族、统计阶级内部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他们也是有好多特权，但是他们利用这种特权相互伤害，最后大家就找到了一个妥协，那就是尊重了相互的权利。原来在西方，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开办公司都是特权，不是权利。要得到国王的特许，或者是得到议会的授权你才能够创业。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那就是一个国王授权的垄断公司。但是到了19世纪中期，具体来说英国在1844年，法国在1867年，美国在1842到1851年期间，特权就变成了人权，就是成立公司不再需要通过特许了，注册就可以了。按照我们过去阶级分析的观点，我们强调社会矛盾主要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矛盾，其实这个真的不是这样。你看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比工人和资本家矛盾要大得多，同样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也比工人阶级要大的多，再华盛顿游说反对中国的都是美国工人阶级，而不是美国的资本家，美国的资本家都支持中国，美国工人游说反对中国，因为中国廉价产品进口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那还有一种非常重要，就是统治阶级是不是意识到变的必要，或者有没有这种危机感。我特别喜欢举的一个比喻就是华盛顿的故事，华盛顿179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遗嘱要求等他太太去世后，就把他277个奴隶都解放了，但是他太太在他去世一年之后就把这些奴隶都解放了，有人问她为了这么着急把他们都解放了？她说我不想生活在那种盼我死的人当中。华盛顿为什么要废除奴隶？是因为理念，华盛顿太太为什么要废除奴隶？她有一种危机感，因为她不废除的话这些人可能会害她。

　　看中国的历史，比如清朝，死皮赖脸不改，最后想改了，要实行宪政了，但没机会了，所以最后就发生了辛亥革命。

　　我们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理念可以正确可以错误，领导力可以弱可以强。最好的组合就是正确的理念、强的领导力，最坏的组合是错误的理念、强的领导力，当然还有其他次好的。强的领导力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但是我觉得变革期间没有强的领导力真是不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改革前25年就是有一个好的理念，也有比较强的领导力，过去十年改革倒退就是我们理念倒退了，但好在领导力不是特别强。

　　现在不是改革阻力大是改革动力不足

　　我们未来会怎么样？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阻力确实很大，但是大家不要以为80年代、90年代改革没阻力，没有既得利益集团。任何体制下都有既得利益集团，如果没有既得利益集团计划经济不可能维持那么久，苏联也不可能维持那么久。那改革前25年和现在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不是没有改革的阻力，不是现在的阻力比那时候强大多少，而是说那时候改革的动力比现在要强得多。那时候有那么一批人把改革本身作为一种使命。很多人说国有企业是***执政的基础，我觉得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因为是先有***执政才有国有企业，不是有了国有企业才有***。为什么说现在的改革动力不够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政治家很少，官僚很多。

　　未来十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窗口期，我们新一代领导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特殊的家庭背景，他们或许会保持足够好的，强的领导力来推动改革。如果我们错过未来这十年，我觉得中国下一步的路怎么走就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所以我希望经过三中全会之后，能够明确好多应该做的事，下一步就是好多事情怎么去落实。我们过去好话说的已经很多，包括改革，但是最重要的是落实，如果再没有落实的话，我想更多的人会更失望，以后再好的说法大家也可能就没有信心了。(文/晓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