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一线报告：回不去的乡村 扎不下根的城

又一个春节过去了，出门在外的游子们再一次丈量了回家的距离。

在归心似箭之后，有一种莫名的复杂情愫在归程泛起——满心欢喜，又略带失落和陌生。

在一些地方，推土机在狂飙突进，儿时的山水风貌，连同记忆一起，被机器碾压填埋，取而代之的是楼房、电站、工厂和马路。回家的时间在变短、道路在变宽，家的感觉却离得越来越远。

斗转星移中，乡愁在物是人非的现实面前，渐渐模糊。新人新事扑面而来，让我们猝不及防，却又急于找寻，那些望得见的山、看得见的水、记得住的乡愁。

这是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中的表述，略带诗意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生态上改善生活条件。

可以预见，新一轮城镇化开启了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引擎。这将直接影响2亿人的生活，也将间接影响中国13亿人口的未来。

当然，你，还有你们，都不例外。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幕拉开的当下，如何实现从土地到人的城镇化转变，成为了决策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也被公认为政策成败的关键点。

我们从微观个体的一个个“人”出发，沿着社会内核深处的流动轨迹，追踪这个变迁时代里暗含的发展机理和逻辑，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原味料。

这是《每日经济新闻(微博)》记者的回乡情怀，也是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一份鲜活报告。


泉林镇就地城镇化的近忧远虑：配套落后县城楼市吸金

每经记者 彭斐 山东济宁摄影报道

对于城镇化，金焜 （化名）多少有些纠结。

作为自小在城镇长大的普通居民，金焜首先想到的，是农民从老旧的平房，搬进新建的楼房；而作为一名曾经的村镇建设干部，在金焜眼中，城镇化则是就地、就近建设社区，并转变农民的身份。

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让金焜有着截然相反的 “欣喜”与“忧愁”。喜在眼前，城镇化中农民住进好房子；忧亦不遥远，新社区的建设与配套并不协调。

然而不管怎样，城镇化已在路上，金焜所在的泉林镇如此，泉林镇所在的泗水县如此，泗水县所在的济宁市如此，放眼全国，亦是如此。

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到2017年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以上，5年内赶上全省平均水平……2013年5月，《大众日报》在报道济宁市城镇化工作会议时列出了上述数据，而按照济宁“十二五”规划，确保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

尽管城镇化目标在调整，城镇化带来的“欣喜”与“忧愁”仍然存在。

基层干部眼中的新城镇化

站在办公室窗前，金焜的目光越过皑皑白雪，最终落在了马路对面的“泉林新城”社区。

与周边低矮的平房相比，一期11栋楼房的规模，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典范社区”的定位，让这个社区鹤立鸡群一般显眼。

在当地政府的信息中，“泉林新城”有另外一个名字——“泉乡社区”。建成后，这里将是该镇荀家岭村317户农户的回迁区。

自2006年开始到镇里“村镇办”上班，在随后近8年中，包含拆迁、征地等流程的“城镇化”推进，是金焜和其他几位同事的主要工作。

尽管如今金焜工作岗位有所变动，但看着窗外已见雏形的社区，他话语间难掩近8年工作的满意，并多次反问记者：“谁不愿意住进好房子？”

2010年4月22日，作为泉林镇第一个农村社区项目，雷泽湖社区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项目规划涉及临湖等6个村庄，居住人口将达6000余人。

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雷泽湖项目可以看做是镇里推进城镇化的一块试金石，而后才有了镇政府对面的“泉林新城”。

事实上，在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的济宁市，金焜所在的泉林镇不过是一个缩影，而他亦只是众多“村镇建设”干部中的一员。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所在县仅有的两个中心镇之一，泉林镇人口规模7.13万，镇区人口2.95万人，城镇化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济宁市“十二五”规划显示，确保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而横穿泉林镇的327国道沿线，就分布着该市城镇化建设的多个关键节点。

在当地一位房地产人士看来，城镇化的推进亟须产业支持，否则无法形成人口聚集效应，将导致城镇化所建房屋难以消化。

金焜提到，泉林镇的附件加工全国闻名，“市场上每10件产品就有我们企业生产的3到4件”。

中国机床商务网2012年的信息显示，2012年，泉林镇所属附件加工企业有86家，近5年从业人员比例一直保持在14%左右，从业农民增加收入5000万元。

在金焜看来，新型城镇化的“新”，是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空间扩张，调整为更加突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内涵，进而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在网络帖吧中，有外出务工人员不时询问“泉林新城”房价，并表达在当地安家的意愿。

近忧：资金待解

《济宁日报》日前关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报道中，把城镇化比作未来10年发展的金矿。

而在2013年2月，时任济宁市住建委主任柳景武也曾表示，“济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1~1.5个百分点，新增投资140亿元，新增地方财政收入11亿元。”

在金焜看来，这或许只是先画一张饼，在得到这张饼之前，更重要的是解决城镇化社区建设中，让楼房得以矗立的“烙饼的面粉”。

以“泉林新城”为例，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207亩，总建筑用地面积为178.95亩，总建筑面积14.22万平方米。

泉林镇政府网站2013年12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及，泉乡社区一期工程11幢住宅楼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外墙施工。

值得注意的是，泉乡社区总投资2亿元。对于该项目的资金来源，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因为是保障性住房，项目采取招投标，开发商肯定具备实力。

该项目的开发商、山东雷泽实业有限公司人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已完成投资三四千万元。”

泗水县委书记范宇新的讲话资料显示，2013年3月份，（济宁）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13年到2015年，每年拿出3.5亿元作为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

不过，在前述房产人士看来，从全市的角度看，3.5亿元规模有限，且济宁在城镇化推进中，也会有对中心城镇建设的侧重。

泉林镇所属的泗水县政府办公室2011年7月发文称，2010年开工14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规划建设住宅楼348栋5773户。

而在2012年7月份，在对“济宁市加快推进城镇化工作会议”的报道中，济宁新闻网提到，近年来，济宁市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城市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中心城区框架进一步拉开，组群城市加速融合发展，县城和小城镇建设规模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济宁市建设信息网相关信息则显示，济宁市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导致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用地、融资和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环节还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矛盾和瓶颈。

在建设资金问题上，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承，在财力上，政府确实有限，更多还是寄望于社会多元化资金渠道。

2013年3月，范宇新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要进一步规范完善投融资平台，加大市场化融资力度，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境外资本投资参与城镇建设和运营。”

在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通话中，针对是否存在资金困难的提问，上述开发商人士表示，“目前各行各业的资金都不好找”。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商界人士称，“政府财力有限，真正有实力的开发企业不多，而从收益率上，在商品房与经济类住房之间，企业更倾向于前者。”

远虑：配套难题

提及商品房，金焜的眉宇间掠过一丝欣喜。欣喜的由头，来自4年前他在县城所做的一笔投资。

2010年，他在县城购置房产的价格不足2000元/平方米，如今房价普遍涨到了3500元/平方米上下，地段好的房源更有“奔5”的架势。

对于办公室对面的泉林新城，金焜对其房价的预测在16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家就在附近，但他更情愿以后在20公里以外的县城居住。

在金焜看来，城镇化再怎么推进，县城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是新型社区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济宁日报》在近期报道中提到，全市80%以上的新增基础设施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县城，农村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除几个区域城镇化水平较高外，其余县基本在30%左右；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缺失，综合建设水平亟待提升。

此外，在济宁市今年“两会”前进行了详细调研的代表和委员们认为，当前该市一些地方发展方式粗放，“人口城镇化”建设速度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建设速度，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在金焜看来，“人口城镇化”并不只是户籍、住房等方面的转变，中心县城居民所享受的软件配套，在城镇化中更为重要，也更难实现。

在今年济宁“两会”期间，有下属区县的代表建议，拓宽住房保障渠道，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推动城镇人口社会保障全覆盖。

在金焜看来，正是对于上述多项“软件”的追求，与他年龄相仿的人还是愿意将购房的目光放在20公里以外的泗水县城。

随着县城购房者的增多，金焜4年前不足20万元投入，如今价值翻番已是“手拿把攥”。不过，资金的“外流”，却给泉林镇的产业带来了新的考验。

2月6日，县城通往泉林的县乡公交上，从事机床附件加工的3位个体老板不时抱怨着产品质量的下降，以及人才流动带来的烦恼。

对此，金焜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

有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坚持产城一体，以产业兴城镇，以城镇促产业，带动发展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集聚城市人气，力避城市大框架下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L村经济开发区的试错尴尬：政策加码 仍缺企业入驻

每经记者 韩冰 山东摄影报道

山东西南部的这座小县城，虽地处东部经济带，但由于缺乏特色资源和优势支柱产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小城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求学和工作，大部分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路小北（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自2006年考上苏州的一所大学后，路小北只在每年春节才回家一次。

从这里走出去的本科学历以上的毕业生很少回城就业。回来的青年主要有两条择业道路：一是进入县城的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另一个选择便是从商做生意。也有少数会选择当地的私企。

今年春节，路小北回城后发现，小城的商业气息日渐浓厚。以前在大中城市见到的大型商场、超市、影院、连锁酒店，不知何时已经占据了县城的繁华地带。各种服装店、餐饮店、便利店，集聚在县城的交通干道、商业街上。

路小北的家并不在县城的核心位置。用他的话说，他的家乡L村，是“城镇里的村庄”。

路小北的家在城郊。以前，这里是成片的农田。如今，村里的耕田全部被征用，村庄被崭新的楼盘和气派的厂房包围着。当地人说，这里是县政府规划建设中的新城区，也叫“经济开发区”。

新城区有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楼房、美丽的公园，但因尚未完全建成，所以并未有太多人迁入，更多的人还是居住在老城区。

和许多县城一样，由于人口众多和城市发展双重压力，老城区里，上世纪90年代还清澈见底的护城河，早已成了堆积垃圾的死水。

当地官员说，经济开发区已经有不少企业入驻，但也有很多厂房被搁置，“由于没有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并没能很好盘活。当地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做了很多尝试，也走了不少弯路，如今县财政也基本被掏空了”。

城郊村庄的征地之路

路小北出生在这块土地上，6岁被送进邻村的杨庄小学念书。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母校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如今，杨庄小学还在，只是完全变了模样，两排平房也被齐刷刷的楼房代替。

路小北有些失落，“新建的学校很漂亮，可是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我有关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孩子们常在田间的小溪里戏水。相比远郊村庄，城郊农民的人均耕地很少。路小北说，当时L村的人均耕地是半亩，农活相对较轻松，村民便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副业”。

当时，路小北的爷爷是县城一家化肥厂的厂长，小北的父母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都进入化肥厂做起了工人。

后来化肥厂倒闭，村里人又开始寻找新的致富路。一些人在小镇上做起了服装生意，还有一些人则在村子里搞起了养殖。

路小北的父母在村里租了几间房子，开办了养鸡场。最开始养了1000只鸡，后来养鸡场逐步扩大，饲养鸡数最多时达到了4000多只。

父母靠着勤劳致富赚了一笔钱，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租赁了一个养殖厂，但没过多久赶上“禽流感”，养殖厂赔了钱，便搬了出来，在村子里又重新盖起了养鸡场。

彼时，村里的很多人开始在农闲时节承接一些工艺品制作。L村附近有一家工艺品厂，村民在自家手工制作工艺品，工艺品厂负责上门收购。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劳动，弥补了村民因耕地少而造成的收入不足。2004年间，村民听闻外来企业要在L村建纺织厂。果然，没过多久，L村的耕地便被当地政府以“一亩地补偿1000斤小麦”的价格租赁了。自此，L村的农民成为了不种地的农民。

没了耕地的农民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家的营生。除外出务工，有人做着服装、电器生意，也有人开起了超市，还有一些人选择到附近的工厂就业。

2012年，政府扩大用地，路小北父母的养鸡场也被征用了。路小北说，父母已经年近50岁，除了做养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又在距离L村15公里以外的地方租了一个养鸡场，但由于多次搬迁，前些年的积蓄也基本被耗尽了。

如今，经济开发区建设带动了L村周围的商业发展。村里人开始在附近的售楼处、超市、商场寻找工作，每月赚取1000~2000元。

被征走的耕地有的做了厂房，有的建起了楼盘。当地人却说，这些新建的楼盘销售情况并不好。

L村四周已经被开发殆尽。路小北说，接下来就要拆村民的院落了。将要被拆迁的消息早已在L村传开，村民开始在村里“大兴土木”，以往不算拥挤的村庄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密密麻麻的房屋填满，而L村的200多名村民，将在未来的某一天，集体搬进光鲜亮堂的楼房。

经济开发区步履维艰

路小北骑着自家的电动车在经济开发区转悠。电动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县城里几乎各家各户都必有一辆。

经济开发区很大，路小北花了将近20分钟才绕完一圈。与附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业楼盘相比，开发区内的工厂几年来变化不算太大。

聚集在这里的企业大多是纺织、食品加工等制造业企业。虽企业陆续入驻，但园区并不像县政府最初预想的那么热火朝天，甚至有些工厂并未真正运营起来。

其中一家造纸厂5年前就开始投入建设，直到现在还未见效。当地人说，这家工厂中途夭折，原因主要是技术不到位，生产不出合格的纸箱。

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当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买卖。当地政府对于入驻企业给予了很多政策照顾。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说，政府对入驻企业前3年免税，尽管如此，外地的企业依旧很难招进来，“以前，外省企业入驻才叫‘招商引资’，现在本市其他县的企业也可以进驻。更有甚者，本县的一些企业如今也开始进入经济开发区”。

这位老板说，也有一些企业来这里避税3年就走了。对此说法，记者未从权威渠道获得证实。

当地官员说，前些年上级部门搞项目评比，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县城曾经连夜拆掉不少建筑物，所涉及的拆迁款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

当然，这个不算富裕的小县城，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并不大。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新城区房屋均价多为2000元~3000元/平方米，旧城区新房的价格最高也未超过4000元/平方米。这里的很多居民原本就拥有房屋资产，所以，房价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太大的负担。并且，经过近年来的拆迁补偿，现在不少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新生代青年陆续在经济开发区购置房屋，跑动在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私家车也日渐增多。但由于县城未能形成产业集群，每年全县还是会有近1/3的居民外出务工，高学历青年也不愿回城就业，大量的房屋被闲置。

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个传统农业大县的城郊村庄，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高楼大厦和外来工厂包围。而这被炒得热热闹闹的经济开发区，却是步履维艰。

被荒芜了的土地，怎样才能重新长出庄稼？轰轰烈烈建设的经济开发区，如何宽慰失地的城郊村民？路小北只知道，不管怎样，故乡已经不会再变回自己童年时的模样。



东华村青年的城乡之困：回不去的乡村 扎不下根的城

每经记者 彭小东 发自浙江衢州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虽然不冷，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志伟还是习惯性地将双手插裤袋里。每走几步，他会甩一甩头发——20岁的他认为，这样会显得酷一些。

“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这个发型在城里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对几位在本地打工的儿时玩伴说，杭州的下沙区有很多美女大学生，“我要是大学生该有多好”。

在城镇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伟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怀抱中长大。像志伟一样，中国农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读到初中，甚至更早辍学。

随后，他们或者又读两年职业学校，或者直接进入城市打拼。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伟一样进入了美发行业。通过面对面交流，《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他们选择做美发，除了可以“学一门手艺”，还因为美发在他们心目中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

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他们依旧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始终觉得自己是斑马线上的过客；他们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因为回去没事做”。

扎根城市的“门槛”

志伟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后溪镇东华村，当地因有一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气。

平日里，这座小山村异常静谧，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纪大的则在家务农。只有到了春节，青年们才像候鸟一样回到乡村，使这里重新热闹起来。

春节期间，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谁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资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们回乡时都会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过年前几天，志伟特意买了当地最贵的香烟，不远处有熟人走来，他便会递上一根，问声好。

随后的话题多半是他下班后在杭州的见闻。他会提到杭州西湖、传媒学院的大学生，还有最流行的发型。不过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现在工作的详情。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允诺不透露其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他和盘托出。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他张口就指责老板的精明与抠门。

“以前是两块钱，现在是一块钱。”志伟说，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为顾客洗头，长达13个小时的工作中，最多只能为50多个顾客洗头。也就是说，他每天能获得50多元的报酬。“我每发两根烟，就要洗一个头啊。”志伟有点黯然。

他曾在衢州当地的一个小城镇学习美发，当时感觉在小地方“没花头”，所以选择去杭州闯一闯。到了杭州下沙，初中还未毕业的他发现，经常会有大学生来店里做头发。

“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结识了几个大学生的志伟说，“感觉大学很好玩”。他甚至在QQ签名上写着，“大学才是恋爱的天堂、交友的平台”。

在他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时候，与很多小伙伴一样骑着单车上学，不过他不带书包，被当地村民调侃为“上班族”。

这些“上班族”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当地城镇化的潮流中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工。作为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人民网在2011年5月进行的一项关于“全国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中，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要比非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低一些。

“我现在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反正当时不想读书。”志伟说，他目前很看好美发行业，他认为做头发是一种潮流。谈及更长远的规划，他觉得自己在杭州扎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价会是最明显的羁绊。

当地受过大学教育的吕建成也对记者坦言扎根城市的不易。他说，房价、物价，甚至未来丈母娘都会是门槛。

回不去的乡村

尽管扎根城市艰辛，目前在浙江桐庐工作的吕建成还是有去大城市闯一闯的想法。“刚毕业的时候雄心壮志，现在在桐庐待了一年半，感觉连动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自嘲说，自己再不动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伟还是吕建成，出身农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离开农村，融入充满更多可能与机会的城市。志伟说，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在家不知道做什么”。

作为男孩，志伟还可以像父辈一样选择务农，可是近年来务农的成本与收入倒挂，使青年们望而却步。

在东华村，村民们除了种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从新世纪开始，橘农的眉宇从未舒展过，因为在农药、化肥价格高企的同时，橘子的售价却几乎15年未变。

橘子没有人收是当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亏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卖不出去的年份，当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将橘子剥成橘皮与橘肉，能卖一点是一点。

这在15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在春节前，就会有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橘子，因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会外出打工。

如今，当地的橘林已经日渐衰败，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已经不给橘树施肥、打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枝头的橘子无人采摘，熟透了的则掉了一地。

“回去更挣不了钱。”志伟说，他现在月薪虽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最近，他刚得到老板的许可，可以给顾客染发了，提成是6%。

在他眼里，美发不是一项简单的谋生手段，还是一种时尚。他告诉记者，每当看到顾客的头发变得更“炫”后，内心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与志伟类似，从事家电销售的吕建成也从未考虑回东华村，“我已经回不去了”，“生活习惯和环境，已经融不进去，而且回去也没有能力谋生。”吕建成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几年前生猪行情好的时候，当地有不少青年选择生猪养殖作为创业项目，政府部门也给予相应补贴，但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突如其来的疫情往往会让资金不够雄厚的创业者一蹶不振。

出于经济收入及风险的考量，大部分农村青年还是选择去城市，尽管觉得自己只是斑马线上的过客。

解决困境的路径

春节回家过年，很多农村青年都会感叹，村子变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农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农村垃圾已经让昔日小桥流水的美景不复存在。

尽管每个村都设有垃圾箱，并有保洁人员负责运送垃圾。不过，据当地村民透露，保洁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频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在解读此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时说，心安之处是故乡。他认为，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

对于像志伟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告别现今“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的尴尬处境。单从数据上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华社报道说，去年9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不少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1亿多农民工进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只能算是“半城镇化”。

除了进城必须面临买房压力，回乡又收入倒挂外，农村青年还因城乡户籍割裂等问题而迷茫。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曾说，“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

志伟说，他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也不懂，现在只想快点学好技术。



房子，房子：一个华北县城的“丈母娘经济”

每经记者 孙卫涛 河北南和县摄影报道

南和县，一个位于华北平原河北省中南部的普通县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南和县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让这座人口超30万的小县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宽敞的马路铺开，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乡时发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当地人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为此烦恼起来。

林伟的婚房烦恼

1993年出生的林伟，初中毕业就开始外出打工，北京、无锡、武汉等城市都去过，爱上网，喜欢打游戏，也是一个典型的“90后”。

他所在的村子位于南和县约7公里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一年种两季收两季，主要农作物是麦子和玉米，间或种一些棉花、大豆和花生等经济作物。

林伟过完2014年这个春节，就满21周岁了，下一年就到了法定的适婚年龄。按照当地习俗，家里人在今年春节就应该请媒婆给他物色结婚的对象。但是，今年春节林伟家里却为此事犯了难——因为林伟结婚的新房还没有着落。

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结婚新房都是大事。林伟家里兄弟姐妹4个，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立业，但是家里只有一套房子。如果林伟要结婚，显然家里的房子不够住。

按照当地前几年的习俗，男方的孩子在适婚年龄之前，家里往往会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先盖上一座两层的楼房当做新房。因为一般女方在和男方结婚之前都会提出要一套新宅院作为结婚的首要条件。

林伟家里早在10年前就买了邻居一块三分大的宅基地为其修建结婚新房所用。2013年秋末冬初，林伟的母亲正准备自建房屋时，因雾霾引发的连锁反应打乱了家里的计划。

由于雾霾严重，2013年河北省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被要求停业整顿，这导致村子周边的砖窑厂停工，而盖房所需要的砖瓦一夜间奇货可居，价格水涨船高。

“现在村里盖房也不便宜了。”林伟母亲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2013年27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1000块红砖，现在涨到了350元，而且钢筋、水泥、预制板这些材料价格都在上涨。2012年，同样自建一套房屋可能需要花费15万元，但今年要多花几万元。

“丈母娘经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村人开始在南和县城购房置业。与此同时，女方的家庭对男方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林伟母亲说，现在村子里说媒，女方一开口就是城里有套楼房，家里还要有一辆轿车，家里要是没房没车，媒人都不愿意进家门。

林伟家里陷入两难抉择，是在城里买房还是家里自建盖房？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在2013年林伟的家里人已经讨论了几次，但始终没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春节，村里不少新谈成的结婚对象几乎都在县城买了房，甚至买了轿车。如果自家没有一辆轿车，都不好意思去相亲。

林伟母亲说，村子前边那条街的居民2013年购置了不下四五辆轿车，都是给孩子结婚准备的，车价从几万元的自主品牌到十几万元的合资品牌，有时候出村短短几百米的路都因车多堵起来。

“这两年风俗赖得不行（不好的意思）。”一说起这些事情，林伟的母亲就感叹，现在的社会变得太现实，以前的传统已经变了味道。

林伟母亲的表述，与之前的热词“丈母娘经济”类似。“丈母娘经济”通常的解释是，男方没房子的话，丈母娘一般不把女儿嫁出去，男方要娶女方必须满足丈母娘的首要条件——购买房产，进而带动房地产经济。

2009年，林伟亲戚在县城买房的时候，房价还不到2000元/平方米，一套130平方米的大三居也就20多万元，而现在新开楼盘已涨到3500元/平方米，短短几年房价上涨了70%以上。

虽然房价大幅上涨，但房源还是供不应求。林伟的一个亲戚说，一个未开售的楼盘要求购房者须花费5万元占号，而且现在不定房价，等到开盘再定，就这样，也有好多人都抢着去占号。

林伟母亲算了一笔账，如果去县城买房，全款肯定是拿不出的，必须到银行按揭。按照现在的房价，买个大三居需要40多万元，首付加上简装也得20万元，再加上结婚的彩礼，置办家具，结完婚起码要花费30多万元。这一数字对于以种地和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林伟来说，好比泰山压顶。

林伟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外地打工，每月的收入也不过2000多元不到3000元，除去吃饭抽烟的开支，每个月就剩1500~2000元，这些钱仅够还房贷。如果要个孩子，更不要提老人生病住院，这生活简直无法想象。而家里的几亩地一年也就收入几千不到万元。

即便如此，林伟母亲说，如果女方非要有房有车才结婚，那只能咬牙接受，“总不能因为房子，让孩子讨不到媳妇吧？”

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过年，农村的年味是最浓的。农村家庭一般人口多，孩子多，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团聚，一大家人在家里吃顿团圆饭，说说笑笑，热闹的氛围是城里给不了的温暖。但是一般过完初五，农村就开始冷清下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数是儿童和老人。

“其实去南和县城买房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老人和孩子，以后有了孩子上学方便，老人年纪大了，去县城住个有暖气的楼房也舒服。”林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我赞成买房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孩子和老人着想。”

事实上，并不只有林伟这样想，林伟的邻居早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林伟的好多邻居都是老人或妻子一人在家带孩子。但是如今村子里早已没有学校，好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到南和县城。离县城近的居民可以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离得远的不仅接送孩子麻烦，而且北方的冬天天冷路滑，容易出事故。

于是，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许多人开始在县城买房。有些买不起房的人，也要在县城里租房子让孩子上学方便。“家里都是一个孩子，宁可大人辛苦点也不能让孩子受罪。”林伟以及邻居多是这样的想法。

目前，林伟的邻居就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居住在县城，村里的房子十天半月不会回来住一次，即使回来，也多半是为了地里的农活。

林伟母亲说，在南和县城，一套两居毛坯房租住一年要5000多元，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还要自理，而一套三居家电齐全一年则要8000多元，价格不菲。

要知道，外出打工的人，一年到手的工资也不过就5万~6万元。生活压力之大让外出打工的人也不敢懈怠。

虽然这两年南和县大力发展工业，也吸引了如燕京啤酒、金沙河面粉这样的企业在当地开设工厂，但是相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低。因此这些人多数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于是，城里买的房子除了老人和小孩住之外，也有不少闲置下来。



德安县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就业

每经记者 金微 江西德安摄影报道

坐上从北京到江西的直达列车，不到11小时便可到达江西九江，再坐二十多分钟的动车即能到德安。德安隶属于九江，是个人口只有17万人的赣北小县城。

昌九城际列车的广播中如此介绍德安，昌九一体化重要城市，袁隆平、李安的故乡。

在城镇化大潮中，德安县将镇村联动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该县一名官员介绍，德安县发展思路不是做大广场，而是要做产业，镇村联动不是希望老百姓全部到县城就业，而是可以在附近镇上就业，以乡镇政府所在地进行改造，往工业新区新型城镇化方向发展。

德安县的城镇化更多源自内生增长。春节期间，该县隆平大道两边集中的县城最高端楼盘，开盘价普遍达到每平方米4000元，购房的一大主体就是农民，他们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贡献了增长指标。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德安县以丘陵为主，大面积机械化种植的操作性不大，该县主要种植粮食和棉花。德安丰林镇大畈村，人口1600多人，共有9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两亩左右。

当地棉农年龄主要在四五十岁以上，年轻人绝大部分在外打工。这种人口流动也因每年棉花收益的变化而变化。以前棉农的收益较高，农民种棉的积极性就高。但近几年，受棉花比较收益的影响，土地抛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偏远山区开辟的农田基本荒芜。

2013年七八月份，由于干旱，当地棉花普遍性减产，每亩由往年的500多斤减到300多斤，但是成本却丝毫没有减少。占大头的是种子成本，一亩田种子涨到70元，再加上化肥、农药、除草剂、浇地等，一亩田的成本至少是500元，而国家对棉农的补贴是每亩15元。

2013年，棉花的收购价是每斤4元左右，以330亩产计算，一亩田的收入是800元。加上棉花属精耕作物，从培育、栽棉、管理再到采摘，需要耗费大量人工，近几年人工成本却高企。举例来看，村里一对夫妇承包15亩田，共收获5500斤棉，毛收入24000元，刨除硬性的开支，夫妇二人一年的收入是18000元。而县城任意一个工厂务工人员的月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

1月28日，德安县农工部新农村办主任袁定锋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传统农业尤其是小农不赚钱，这几年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但农民收入的其他两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大幅提高，增速较快，主要是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性收入相应提高。

据介绍，在县城的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已破万元，高于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896元。

记者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除了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还有如城市务工或者各类手艺等收入，收入越来越依附于工业化、城镇化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占比较低。

这与中央统计数据基本一致，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显示，当年农民收入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镇村联动统筹城乡发展

在德安县，县城工业园区承接着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他们大多是农村四五十岁的妇女。

以大畈村为例，村里很多妇女在县城工业园打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厂、鞋厂等。其工资从每月1000元到4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表现好，在县城工厂打工的收益可以超过务农收入。

与外出打工相比，一些农民更希望就近择业，这与乡土情结有关，留守儿童问题也让他们外出务工有所顾虑，德安县“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园、工业镇模式正在安抚着农民对乡土的眷顾。

2002年，德安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旁建了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招揽一些沿海企业前来投资。仅2010~2012年，该县就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目标。

近年来，江西省先后出台的昌九一体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青先导区等规划，德安县由于处于几项规划的中心地带，迎来了机遇。

该县的口号是 “聚集产业拓宽就业”，县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县城正在加快4.3平方公里的县工业园七期和5万平方公里的丰林工业区的开发建设，通过推动系列纺织企业落户，升级为农村群众提供就业平台。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在工业园区建公租房、廉租房、学校等设施，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记者考察了位于宝塔乡的杨桥新城，这里原本是个普通村庄，现已成为超大小区，超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齐全，总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安居房达2100套，可安置8000余人，而工厂就在小区附近。官方称“这是镇村联动联出的新天地”。

以就业带动城镇化

德安县2013年镇村联动建设发展报告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是镇村联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包括新区、中心村、基础村建设等，在产业发展上，德安规划三个重点乡镇为工业乡镇，如丰林镇引进的美宝利项目投资1.5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上述官员介绍，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尚未出台，具体还不知怎么做。但德安作为南昌九江一体化的重要结点，首先需要做好基础设施一体化，同时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先导区，该县积极引进新型产业，这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该官员也提到，以就业带动城镇化是当地主要发展思路，未来发展方向是打造工业园区，目前县城工业园缺少劳动力至少上万人。

作为一个农业县城，在十几年前，德安县县城人口只有两三万，现有近十万人口住县城，城镇化率早在前几年就突破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他们成为县城庞大的工人队伍，也成为城镇居民的主力军。

德安县的这种城镇化更像是一种自发的转移。在农村，务农收入无法提高，农民唯有“走出去”，这也是发自农民内心的选择。相对于农村设施的落后，城市对他们极具吸引力。

地产商也在推波助澜，地产广告进村进镇，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房地产楼盘广告，诸如“XX城，等你回家！”等刷在墙壁上，替代了过去农药化肥摩托车广告。在社会层面，结婚在城里有房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刚性标准。

城镇化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还是政策趋动，抑或收入鸿沟、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势引力，城镇化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曾在城乡间摇摆的农民，因熟人社会的示范效应，而加速着这种进程。


大王庙村老刘家的新迷茫：丢了土地去城里“享福”？

每经记者 鄢银婵 湖北监利摄影报道

一辆橄榄绿越野车从长江堤干上转了120度大转弯后，缓缓驶入大王庙村。虽然已过立春，村子里的树枝却仍干枯着，公路边的小河道里堆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水泥路上也积攒着厚厚的灰尘，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门口的刘诚新远远看着这辆车子离自己越来越近，他知道车上坐着大儿子和儿媳，虽然家里有很多烦心事儿，他还是去迎接这两年一次的团聚。

大王庙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庙村在湖北监利县，距离省会武汉244.6公里，离荆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刘诚新是土生土长的大王庙村人。

大王庙村如今有近200户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节，走在村子里见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门紧闭的房屋。

“这两年，村子里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别墅洋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但常年都没人住。”刘诚新说，“这都是在外打工挣了大钱的，不像我们，还守着几间平房”。

事实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刘诚新也挣了一些钱，不过这些钱全用在供两个儿子上学以及治疗母亲的病上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刘诚新大半辈子都相信只有读书才能让两个儿子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

1996年，大儿子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2000年，小儿子也考上了重庆大学，令刘诚新脸上颇有光彩；本科毕业后，两个儿子又相继读研深造，成为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那时候走在村子里，大家都说特别羡慕我”。

然而这种境况并未持续太久。近五六年来，村民们相继开始修小洋楼，刘诚新的6间黑瓦红砖小平房在各种欧式、北美风情洋楼映衬下也显得尤为扎眼。“我不爱住楼房，但家里有两个‘出人头地’的儿子，不修洋楼会惹村民笑话。”

面子上撑不住的刘诚新自2012年起便同两个儿子商量修洋楼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儿子们并不同意。“大儿子在北京的医院工作，小儿子也在另一个直辖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结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里，大王庙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刘诚新说。

城市扩容让农民变居民

修小洋楼，已是当下大王庙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继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继续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庙村，让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的刘其亮感觉越来越陌生。农历春节，他带着一口普通话的媳妇在村子里转悠，幼时房前屋后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别致洋楼；围绕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废水沟，他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

刘其亮是理解父亲刘诚新修洋楼的，但和哥哥刘其忠一样，他们都认为，对于老刘家而言，大王庙村已经不是一个选择。

刘其忠的妻子老家位于湖北荆州市郊区，距离市区仅十几公里路程，同大王庙村相比，那里的地理区位显然占尽了优势。这份优势的直观反映便是随着荆州市区的不断扩容，以及周边工业区、开发区等系列建设规划，刘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会被纳入规划之中，村民的房屋会因征地得到相应的补偿。

“我爱人他们家的亲戚都在这两年修了大房子，两层、三层、甚至还有四层的楼房，因为征地是根据房屋面积来折算补偿金，所以有资金实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刘其忠说，当地村子里还有一些贷款修房子的，为的就是在政策出来前抢到“入场券”。

刘其忠明白，城市扩容、征地、让农民变为城镇居民，这是城镇化的必经过程；不过在当地多数已进城务工多年的老百姓眼里，土地的意义正在减弱。

令刘诚新颇为忧心的是，传了好几年的征地直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周围有两个村子都已经撤村建社区了，就他们那个村子还没有动静，你说躁人（当地方言，表示“很烦恼”）不”。

自家的农村土地谁来种

由于小儿子娶了外省媳妇，原本每年春节回家的频率也被迫改为两年一次。今年春节的大团圆让刘诚新足足等了两年，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除了房子，刘诚新还牵挂着另一个人，那就是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长沙做环卫工人的弟弟清扫大街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如今快两个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刘诚新的弟弟和他一样，半辈子都在城市里打工，如今也快60岁了；和刘诚新不一样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丢失了在大王庙的家，房子早已破败不堪无法入住，妻儿也已远走他乡。

事实上，这在上亿外出务工者中并非孤例，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观、价值观都在影响着进城农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数；而随着年龄增长，远离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开始扑面而来。

在刘诚新看来，弟弟的车祸不过是把终究要面临的问题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脑一直不清醒，必须要有一个人随时看护。”刘诚新说，弟弟没有养老保险，几个子女在十三、十四岁时就出去打拼了，他们不会种地，对大王庙没有多少感情，现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买了房子定居，让他们回来看护的可能性非常低。

经历了从大王庙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庙的刘诚新说，这几年是他这辈子最迷茫的时候。今年春节，刘诚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两个儿子的邀请，希望他和老伴丢掉土地去儿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还种不种，如果农村的土地都荒弃了，那粮食要从哪里来呢？”


一名滁州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史：四年前南下，四年后回家

每经记者 查道坤 发自安徽滁州

从羊城广州挤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韩飞回到家乡小城安徽省滁州，这是他时隔两年再次为了春节团聚回到家乡。此前，韩飞在广州打工并不如意，一年来没有余下多少钱，也就没有回家的动力，去年春节他独自在8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度过。

春节已过，韩飞左右摇摆，该不该南下广州继续打工生涯？时隔两年，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家里的土地已被征用，瓦房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楼房。离家不远的开发区内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企业都在大量招聘工人。在经过一个春节假期的内心挣扎之后，韩飞选择留在家乡就近择业。

继续南下还是回乡择业？

2009年，韩飞从滁州市来安县一所高中毕业，没有像其他高中生一样迈入大学校园，而是选择南下打工，正式成为外出务工大潮中的一员。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大巴，韩飞到达了其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深圳，由于年龄小，没有工作经验，学历低，“找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原有的自信心被打击得快没有了，那时就想立刻买一张车票回家。”韩飞说。

最终韩飞在其表哥的帮助下，进入深圳郊区的一家服装厂从事流水线的工作，月工资960元，“那时只能算是学徒工，只能拿这么少的工资，但还比较满意，工厂提供吃住，如果加班还能多拿一些。”韩飞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飞对工作的新鲜感消耗殆尽，接下来面临的是连续加班的辛苦，仅仅8个月后，韩飞辞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跟随工友来到广州中山市，进入一家电子厂。不过，随后韩飞并没有稳定下来，单是2013年，韩飞换过6份工作，搬过三次家。2013年底，韩飞随着返乡大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滁州。

是继续南下，还是留在家乡就近择业？韩飞沉思片刻后说，“家乡的城市变化太大了，整个滁州都不认识了。”老家来安县城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城区已经初具规模，大量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韩飞家也从当年的瓦房搬进了如今的安置房。

最终，韩飞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去面试家附近的一家服装企业。2月5日，韩飞致电记者称，决定在家乡就近择业，“在外面的四年，我尝到了各种辛苦，对自己也是一个历练，现在老家发展得不错，还是留在家附近，可以照顾父母。”韩飞说。

外出务工者回流加速

事实上，韩飞只是安徽外出务工者回流家乡的一个缩影。随着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有大量外出务工者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就韩飞所在的来安县，每年春节后，当地就会举行招聘会，县里的众多企业都会在这场招聘会上争抢回乡过春节的外出务工者。

除了外出务工者开始大规模回乡就业外，韩飞所在村庄的农民在搬入新房后，也大多到附近的工厂上班。

滁州市的主政者们认为，随着滁州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外出务工者会进一步回流，“滁州目前城镇化率为45.1%，在安徽属于中游水平，我们计划在2017年达到省平均值。”滁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德新说。

此外，张德新还表示，目前滁州重点建设乡镇，每年都会采取美好乡镇建设，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从2013年8月份开始，组织了11个月调研组对全市40多个乡镇城镇化进行调研，调研的重点就是促进乡镇企业、乡镇产业快速发展。同时，2013年，滁州陆续出台了《加快乡镇建设，促进镇域经济发展》、《加快集镇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新型城镇化最终还是人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镇之后，就面临就业的问题，这需要产业的支持，所以目前重点是发展乡镇产业。”

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滁州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张德新表示，比如一些村民不愿意向城市转移，主要还是土地和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存在，此外，村民进城的后续保障问题也面临困难，特别是对财政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