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葱岁月，青涩记忆——徐春林散文读后

青葱岁月，青涩记忆——徐春林散文读后

         赵牧

    记得莫言曾经说过，写作就是回故乡。他的说法或许有些应景的意思，因为当时他正在为一个旅居加拿大的华文作家的小说集写序。我们都知道，离散漂泊的经历跟异域文化环境的冲击，大凡敏感的人，都会产生一种乡关何处的感慨，而这时候，汉语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交流工具，它承载了太多来自祖居地的文化记忆。这个记忆是他们的祖传之物，是他们拥有自我认同的前提。所以，莫言很自然地，就将这位作家的写作跟数百年来的华人海外迁徙史联系起来了。

    看似信口开河，但不经意地，莫言却道出了某种写作的本质。且不说那位旅居加拿大的华文作家将汉语作为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莫言本人，何尝不是一次次以小说的形式返回他的山东高密的故乡呢。尽管我们很难在莫言的出生地找到跟他的小说中的叙述一一对应的风物和人事，但谁又能否认，故乡一旦进入书写，就不可能再是实有的了，它因为浸染了作家本人记忆中不断发酵的情感，而成为一种精神化的存在了。

    青年作家徐春林是江西人，他的写作也是一种返乡。那是他的出生地，一个叫做锅庄的地方。我曾经路过几次江西，但却不曾做过片刻的停留，但即使停下来做一番游历，却也未必能发现一个徐春林笔下的锅庄。然而这个锅庄，却不仅活在徐春林的记忆中，而且活在他的朴实无华的文字里。

    虽然不清楚徐春林是否拥有为他所出生并成长的锅庄书写地方志的雄心，但大约可以知道，他不能忘怀的是自己在那里所曾度过的青葱岁月及其所留下的青涩记忆。他要在写作中不断返回锅庄，而呈现出一个清晰的自我认同。我是谁？这个不断被追问的问题似乎已经有些俗滥了，但却构成了一切写作的原动力，而回忆性书写，则是完成这一追问的最为便捷的途径。

    从徐春林的散文书写中，我们知道他的故乡锅庄地处深山之中，或许在风光上，那里应该不乏南方的秀丽与妩媚，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是一个黑白的剪影。这跟徐春林对于那里的苦难生活的记忆有关。他的父亲是个唱戏的，大约因为戏台表演的需要，夜里翻了两座山去挑来一担木炭，但是，等第二天出演主角，“一台戏累了半死，得到的收入不过于一个铜钱”，而就在这种自家生活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却还追来一个乞丐一样的“黑皮”，这个广东仔，死乞白赖非要跟着学戏。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是惯例，每个行当都有自己不成文的规矩，但被拒绝的黑皮却意外地救了父亲一命，不仅如此，当“锅庄的大戏还真没这凉席值钱”的时候，他还靠着这个黑皮传给的绝活养家活口了。这是一个朴素到近乎乏味的故事，但在徐春林省俭跳跃的叙述笔墨中，我们却看到了一个苦难而灰色的过去，它不仅跟锅庄以及作者相联系，而且普遍化到了我们脚下的每一块土地，以及在这些土地上如草芥一般的生命。

    蔡秀娟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徐春林的笔下是一个跟青涩的情感记忆联系在一起的。很多人都曾有过这类似的情感经历。鲁迅的一篇小说《在酒楼上》，就曾曲折地传达了他对于一个船户家的女儿的隐秘的爱恋，然而这段没有说出口的情感，却因为他的“逃异地”而失去了延续的可能，等到他再次返乡去寻觅她的芳踪时，无奈却听到一个斯人已逝的消息，留下的只是无言的感伤。或者蔡秀娟之于徐春林，尚且达不到男女私情的地步，但如同一个叙事惯例一般地，在《大雪》这篇散文中，她也因某种家庭变故而游离了他的视线。尽管不是一个花果飘零的悲剧收场，却也因她的神秘失踪和总总离奇传说而留给他无限惆怅，并由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而激活了有关过去的种种记忆。

    我们知道，记忆有着不同类型。比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命题而回忆起特定的信息，可以通过某些语义而在不同的词语之间建立联系，也可以通过特殊的程式而记住如何去重复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技能，但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恐怕更重要的，还是通过记住和再现个人在早期生活中所体验到的情景和事件，而这些，则正构成了他或她写作的资源。每个事件都有它自己的开始和结束，但它们却经常能在我们头脑中不断发酵，形成自己的情绪和气味。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什么或者要成为什么，不仅仅通过这些事件和情景，而且要通过对这些事件和情景的解释。曾经有美国的人类学家大卫·格罗斯指出，我们“是”不仅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物，更主要的，我们是由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物所生产出来的。

    写作使得这一生产过程外化。事实上也正是因为阅读他或她的作品，我们才真正走进一个作家，知道他或她走过了哪些道路，经历过了哪些事情，感受到了哪些成功的喜悦和失败的煎熬，总之他或她是什么以及将成为什么，都不经意间在他或她的书写中，像个秘密似的给泄露出来了。毕竟，一旦事情发生，它们就会永远地逝去了，再也不可能如它们当初所发生的那样被准确地再现了，但我们的作家，通过书写这一精神化的自我认同过程，获取了它们并不断赋予它们以丰富的意义。

    如同记住伊萨卡岛奥德赛便记住了自己的回归路线一样，徐春林记住了锅庄及其人事便记住了他的所来有自以及安身立命的根本。尽管阅读他的作品不多，但隐约可以感到，在他的写作中，那些青葱岁月中留下的青涩记忆反复萦绕在他的心头。有些记忆并不生动，比如在《苦竹》中有关金莲嫂一家的遭遇，但这些苦难的挥之不去，却如同一个刻痕，标记了他的底层出身，以及充盈在心的人道主义情怀。而这一点，或者预示了他今后的写作路径，因为他曾经生活过的锅庄就是这么一个充满苦涩的地方，它的漫山遍野的苦竹，就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隐喻。记住它们以及他们，并在写作中给予人道主义的关照，这样的“老庄的记忆”，不仅使得徐春林成为锅庄的徐春林，而且保证了他拥有了一个不能忘却自己祖传之物的身份。

    如果继续借用《奥德赛》中的例子，这里不妨转述一下“食落拓枣的人”的故事。那时候，奥德修斯踏上了一座小岛，这个小岛自然是有着美不胜收的景色，但最大的特色，是那里生产一种“落拓枣”，凡是吃了这种枣的人，就会忘掉自己的故乡，并沉醉于它的迷惑之中不复思归。我们都知道，奥德赛拒绝了遗忘的诱惑。徐春林恐怕也是这样。在他的这组文章中，有一篇《羽岭素描》，他遵从这一类游记的惯例，按部就班地叙述了一番羽岭的风物和人情，但最后的落脚点，却也表达对一位勤政爱民的古代官员的尊敬，以及对如今当地政府把羽岭开发成了旅游景点的一些做法的“忐忑不安”。这种“忐忑”，这种“不安”，其实就是他不肯做一个“食落拓枣的人”而忘掉自己的过去的明证。也就是，身在“羽岭”，内心的情怀，却透露出锅庄的底色。可以说，是锅庄的灰色的剪影以及活动其上的一些人物的苦难，决定了徐春林的写作，是一个不断地回归的过程。



    赵牧，上海大学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从事当代社会思潮及文化与文学研究。曾在《文艺争鸣》、《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天涯》、《当代文坛》、《海南大学学报》、《西南大学学报》、《广东社会科学》、《台湾研究集刊》、《中国图书评论》及《中外论坛》（美国）等中文核心及CSSCI学术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在《中国青年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文化月刊》、《博览群书》、《书城》、《文学报》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杂感等几十篇。编著图书4本。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主持省规划办哲社项目一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