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进城 新型城镇化的突围之路

        要想实现到“十二五”期末把修水县城打造成3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实现城镇化率45%的宏伟目标，就必须在大推进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完善机制体制，降低门槛，让农民进城.



现状：农民进城融入难

　　我县农民规模化进城始于上个世纪末。2000年以来，我县城镇化建设进入一个快速发展阶段，随着城镇框架的拉大，基础设施的完善，商品房市场的放开，居住环境的改善以及教育、医疗资源布局的优化，城镇承载能力明显增强。部分农民抓住商品房启动阶段的价位低，购房契税由政府补贴，以及私人违规开发客观带来的低房价机遇，吸引了一部分有条件农民购房进城。部分深山农民抓住扶贫移民无土安置优惠政策落户县城，仅良塘、南桥两个移民安置小区就有499户3490人落户居住。具体来讲农民进城主要表现为定居型、移民型、务工型、陪读型等四类。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今，四类进城农民超过了5万，其中务工型进城农民占据60%以上。

　　城市的夜晚，灯火通明。对于大多数进城务工的农民来讲，他们希望在这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融入城市并不那么容易。租住在北城区北门路的卢先生除了一双儿女外，还有年迈的父母，一家六人生活在50多个平方米的两居室内。每天一大早，卢先生到良塘工地去务工，妻子到菜市场贩卖蔬菜，父母接送小孩。卢先生告诉记者，夫妻俩整天忙碌着，一年下来剩不了几个钱。“主要是房子和孩子读书贵了。到县城整整六年，老家的房子关在那，田土让给别人种，孩子们都会说一口纯正的街上话，老家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讲是那么模糊，我不知道将来怎样，只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城市的生活让人向往，远方的家乡也让人怀念，留下还是回去困扰着他们。据调查，举家进城农民工有些经商或当小老板、包工头的，收入水平较高；而另外一些却从事低端服务业的，收入水平则很低，很难融入城市这个大家庭。

短板：五大因素制约进城

　　我县现有人口82.5万，其中农村人口59.2万，城镇人口23.3万，城镇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2%，农民进城的潜力还很大，存在诸多障碍，体现在五大制约因素上。

　　一是思想观念落后。少数农民存在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居住条件很好，交通又便捷，进城方便，加之故土难离，对土地的依赖思想依然没有消除；二是就业困难。进城就业渠道不宽，虽然近年来不少企业落户我县，但企业招工对年龄、性别、技能都有一定限制，良塘、南桥两个移民安置小区70%青壮年外出务工，在县内的主要分布在建筑、环卫等脏重体力活行业；就业培训机制不活，大多数培训班只是流于形式，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进城创业困难，无论是融资、项目以及办理相关手续等方面，因环境、人员不熟受到很大制约。三是经济负担重。城市吃、穿、行等消费水平均高于农村，特别是房价远远超出农民心里承受能力和实际支付能力，而在县城租用一套两居室住房，资金也最少在300元左右，不少进城农民选择低矮、阴暗潮湿的车库、老祠堂居住。四是素质技能不一。随着创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劳动力的需求越来越侧重于技能型，不少农民进城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他们在家打打零工，虽收入不高，但不用背井离乡。五是体制的阻碍。城乡户籍的二元体制已构成农民进城的主要障碍。随着国家对“三农”政策的倾斜，农民获得的惠农政策越来越多，非农户籍已缺乏吸引力，特别是城乡社会保障政策不一，标准不一，加之农民进城后能否继续享受惠农政策存在顾虑，担心失去山林、土地等生产生活资料。

破解：四措并举让农民进城

　　业内人士认为，农民进城是一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要坚持“政府引导、农民自愿、政策鼓励、市场推动、有序推进”的原则，强化政策措施落实，让农民进城后就业有保障，收入有来源，生存有空间。

　　一要强化组织领导，营造浓厚氛围，让农民“想进来”。政府部门要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组织、帮助和激励农民进城。二要加大培训力度，挖掘就业潜力，让农民“进得来”。要让农民抛家弃地进城，没有就业保障，没有收入来源，农民就很难进得来，要强化培训，提升吸纳能力，健全就业长效机制。三是合理控制房价，扩大保障范围，让农民“有其屋”。农民进城关键是住房，要加大房地产价格调控力度，控制土地出让价格，整合“深山库区移民”、“地质灾害移民”、“农村危房改造”等资金，统一规划建设安置小区；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实行限价格、限户型、限对象政策，对在企业园区工作一定年限的租住公租房农民，在合理价格内，允许其申请购买产权；建立健全公租房租金补贴制度，让进城农民享受市民一样待遇。四是创新机制体制，放活放宽政策，让农民“有保障”。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实施城镇居住证制度，减免进城落户手续；要保障进城农民权益，对其农村土地、计划生育等政策保持不变，稳妥推进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的衔接，把进城农民纳入属地管理，保障其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