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二连三的债务人死亡案件背后，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重重危机

　最大的投资公司倒了

　　鄂尔多斯乌兰木伦镇和陕西省神木县大柳塔镇的交界处，被当地称为“金三角”。这里盛产煤炭，神华神东煤炭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神东集团)就位于此。

　　31岁的金强(化名)是神东集团的一名井下工人。他2009年到煤矿打工，虽然月收入5000元，不过下井挖煤工作辛苦且危险、他的妻子没有工作，儿子已上小学，全家生活依然不富裕。像当地的其他居民和矿工一样，金强曾经将致富的希望寄托于乌兰木伦镇最大的投资公司——鄂尔多斯昊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昊达)。

　　尽管民间放贷风险颇高，然而昊达高额的利息着实吸引人：以100万元为例，3分月息计算，一年的收入就超过36万。

　　此外，昊达在投资者眼中的形象也颇佳。

　　事实上，乌兰木伦镇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超过20家，其中看起来实力最雄厚、宣传最靠谱的就属昊达。成立于2008年10月23日的昊达注册资本为9000万元，隶属于鄂尔多斯市乌金煤业有限公司(下称乌金煤业)。

　　在昊达的办公地点，乌兰木伦镇的一栋不起眼的两层白色小楼里，本报记者看到墙上挂有公司的营业执照。上面载明经营范围为：对矿产资源开采业、煤炭业、路桥建筑业、旅游业、纺织业、商业、工业、文化娱乐业、餐饮服务业的投资。

　　昊达董事长为38岁的白昊，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同时担任乌金煤业的董事长；昊达总经理为高源，是白昊的妻舅，原为神东集团下属的神东医院少儿分院副院长。

　　煤矿，是白昊融资的一块金字招牌。昊达的宣传册如此描述：“公司在陕西、鄂尔多斯拥有多处大型露天煤矿，并在包头开设了专属大型储煤厂，储煤量达6万吨左右”。有煤矿，也意味着昊达有支付利息的能力，也让民间中小放贷者感觉吃了定心丸。搞煤矿需要资金，而国有银行贷款困难，因此，民间融资得到了鄂尔多斯当地政府有意无意的默许。

　　“刚开始都不敢放，后来看到正式成立了昊达，还有营业执照，正规的手续，大家才放心。出事前每天放款和结息的人络绎不绝，比银行的人还多。”神东医院一位中层领导向本报记者透露，早在2005年高源就以“外甥白昊有煤矿、电厂、酒店、地皮”为由在神东公司内部小范围融资，2008年后公开向社会融资，2010年达到高峰。

　　在“金三角”之地，被债权人视为“实力雄厚”的昊达，其信誉远远超过其他融资对手。为了放贷给昊达，甚至还要托人找关系，其给出的3分月息回报成为人们争相追捧的对象。

　　“我当时就用那辆车拉了1000多万现金，后备箱都塞满了。”债权人刘英(化名)称。刘英以2分或2.5分5的月息向下线融来资金，又以3分的月息分别给白昊放贷1000多万。一线、二线、三线、四线，上线向下线融资，乌兰木伦镇、柳塔镇以及神东矿区的民间资金像流水般不断汇入昊达。

　　据了解，昊达要求债权人尽量出借现金，规定最低借款金额是10万元，10万元至50万元的散户每三个月结一次息，50万元以上的大户一个月结一次息，借期满6个月可退出本金。

　　昊达也采用民间借贷普遍使用的“利滚利”模式，债权人可以选择将上次的利息计入下次的本金，重新填写借条上的借款金额。当地称“换条子”。

　　在借贷风潮下，金强成为放贷金字塔中最底端的一员。他放给白昊20万，其中自己的存款10万元左右，抵押了两年工资给中国建设银行乌兰木伦镇分行贷出约10万元。他采取的也是“换条子”的方式，希望有朝一日这20万赚回更多的钱，好让一家人能在县城买房居住。

　　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10月18日，“苏叶女案”、“王福金案”爆发。昊达突然发布了“经我公司董事会研究决定从即日起暂停结利息，清退50万以下客户”的通知。“白昊案”由此爆发。

　　2011年12月10日，乌金煤业向债权人发送了董事长白昊签发的《关于下属公司债务清偿的方案及承诺》，解释“由于经济危机，加之部分债权人上访告状，导致我公司在银行征信丧失，无法正常贷款”。

　　一时间，急于抽出资金的众多债权人到昊达挤兑，并向公安机关报案。2011年12月21日，伊金霍洛旗公安局以经侦大队为主力共抽调80多人，成立了“白昊非法融资专案组”。

　　2012年2月29日，伊金霍洛旗公安局禁毒大队队长、专案组取证小组组长高平告诉本报记者，昊达涉嫌非法融资23.18亿元，其中本金约17亿元，利息约6亿元；直接债权人数为2672人。董事长白昊、总经理高源和副总经理王福明已被“监视居住”。

　　昊达一夜崩塌不仅导致金强的买房梦变成了泡影，而且几乎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工资每个月都被银行扣掉了，常常向兄弟借钱。

　　因借贷案而陷入贫穷的矿工不止金强一个。乌兰木伦镇到底有多少人放贷而如今又被套牢？仅仅在神东医院就可见一斑。“大家工作都做不好，人心不稳，没心情上班了，每天都操心这个事，院长、书记等领导都放了款，他们也都急得要死，整个医院基本上处于瘫痪。”据神东医院一名医生统计，整个医院有200余人，至少有50%参与放贷，其中放给白昊的就达80人，金额近1亿元。（经济观察报）

　　鄂式生态：官商勾结，保护企业家？

　　远在千里之外的浙江吴英案在鄂尔多斯被广泛传播。与网络普遍舆论为民间借贷正名不同，这里几乎所有债权人都希望自己的债务人也能受到法律严惩，甚至像吴英那样被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极刑。

　　早在2010年，鄂尔多斯市就成立了由市委主要领导任组长的整顿规范民间借贷工作领导小组，但还是未能阻止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众多案件的爆发。

　　据了解，当地政府将延续了数年的民间借贷定义为“非法集资”，然而对外却格外低调。

　　“市里都开过会，所有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子不许透露给社会。如果暴露房地产情况、非法集资案如何如何，整个事情就弄大了。”2012年2月15日，鄂尔多斯市工商局副局长张勇向本报记者表示。

　　东胜区公安局局长刘杰也婉拒采访，“我们现在不让报道这些事情，怕引起新的恐慌。”

　　在采访期间，有自杀者家属明确表示受到政府方面的压力，不太愿意透露更多内容。

　　据上文提到的那位司法系统的公务员陈辉透露，市政府已定调，并向内蒙古自治区汇报说，非法融资在鄂尔多斯是一种普遍的经济现象，不能按照其他地方处理，“要求轻判，保护企业家”。

　　在陈辉看来，鄂尔多斯地方政府近些年对民间融资是持鼓励态度的。他分析，政府的定调导致很多老板产生“歪曲心理”，于是2011年7、8月份的时候转移财产，到9、10月份的时候出现众多的自首破产现象。

　　在质疑公安机关追缴资产不力，违法提前拍卖后，苏叶女案的债权人想起了法律维权。然而他们却遭遇了一个尴尬，鄂尔多斯当地没有一个律师愿意代理，他们不得不远赴北京聘请律师。此前数位债权人向法院提起过诉讼，也未予立案。

　　而且，债权人的联合与聚会被警方视为大忌。2011年12月30日，东胜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发短信给债权人，“我局已对刘艳(化名)等煽动非法机集者依法传讯，凡组织、策划参与非法集会者，我局将严厉惩处。”刘艳因提供了债权人聚会场地而被行政拘留五天。此后又发生几起债权人维权被拘留的事件。

　　“政府保护欠债的，驱逐要债的，造成债权人逆反心理，给社会增添不稳定因素。”一位被拘留的债权人抱怨。

　　“我们就更加压抑了，只能哑巴吃黄连。”一位在东胜区计生委工作的干部透露，自己放贷了800多万元给苏叶女，但因为公务员身份，不敢公开参与维权，怕被领导发现而丢掉工作。原铁西区区委副书记刘志华也不愿透露自己的放贷金额。

　　无论白昊案还是苏叶女案，皆有官员参与放贷或者入股其中。白昊案专案组公布有5969万元债务未报案，有人推测可能是涉案的一些公务员。相应，苏叶女案的债权人由最初的357人减至现在的345人，约12亿元的债务中，本金也由7亿多元，变为目前的5.45亿元。

　　其实，在苏叶女自首前夜，一位崔姓交警就扣押了苏叶女的一辆车抵债。苏叶女的融资地点，天骄小区13号楼一楼101、102，也于9月19日过户给幸福街派出所所长白云飞。

　　鄂尔多斯联通分公司的一名职员透露，苏叶女经常向她买连号的好号码送领导，其中一次买了300多个，苏叶女自己的“5连8”的号码价格是5万元。另外，苏叶女还经常给领导交话费，其中一次给某领导交了21万元。据她介绍，苏叶女在她这里共花费约1000万元。

　　一般而言，最先知道非法融资要崩盘的是银行、公务员、司法人员等。这些人利用政府公权力、金融权力、私人关系，优先抽走、转移或查封融资者的资金和财产。接下来的普通债权人就只能获取少部分的偿还。“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机构处于监管失控状态，虽然由多个部门登记管理，但这些部门仅履行市场准入管理，业务合规性监管的力度和深度不足。”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包思勤接受媒体采访时分析。

　　其实，2011年2月份鄂尔多斯市银监局检查了昊达一次，那几天债权人被告知暂停放贷结息，以避风头。可检查一过，又恢复了往日的疯狂。

　鄂式处理：往息抵本，违规拍卖？

　　无独有偶，白昊案发后，乌兰木伦镇、大柳塔镇地带的20多个其他融资机构也停掉了结息。众多债权人直呼“上当受骗”。

　　高旭明向本报记者透露，苏叶女累计融资约12亿元，其中本金5.45亿元，利息近7亿元，追查到的资产估价只有3.47亿元。

　　2011年4月开始，苏叶女以资金紧张为由，停止现金支付利息，全部转为利滚利的“换条子”，而利息却由月息4分涨至5分。

　　众多债权人怀疑，此时苏叶女开始准备转移和隐匿资产。“她把利息抬高，是为了骗更多的钱，然后跑路或者自首。”一位债权人说。

　　当地一位和苏叶女打过交道的老板告诉本报记者，2011年9月19日苏叶女潜逃至包头时被东胜区公安局抓回；其实早在2011年7月份，苏叶女就办理好了出国护照，但被限制出境。

　　坊间还流传着苏叶女曾经向北京、上海、美国转账约4亿元的信息。高旭明向本报记者证实，苏叶女确实向北京亚运村汽车市场的詹胜涛(音)转过1000万元，苏叶女2011年进账4亿多元，出账也达4亿多元，有3亿元的资金流向不明。

　　此外，债权人称苏叶女先后拥有17辆豪车，其中红色玛莎拉蒂360万元，奔驰S65纯进口460万元，但是在公安机关公布的资产里只有1辆东风CR-V越野车，估价20万元。

　　本报记者采访得知，鄂尔多斯处理非法集资案都是依照“往息抵本”的模式：如公安机关公布白云娥借给苏叶女272万元，吃了利息261.14万元，清偿金额为剩下本金的20%，即21720元。

　　白云娥表示自己选择利滚利的“换条子”方式，实际上并未领取那么多现金利息。众多债权人像白云娥一样，并不接受这种清偿方法。

　　“关于案情通报的往息抵本方式，不同意的理由有二：一是，白昊以乌金煤业公司发的红头文件，关于资产与负债的情况，是资足低债，那么不仅能偿还本金，而且能支付利息，并且这个文件还报送了鄂尔多斯市政府；二是，于情于理，我们的钱就这样被他白白使用了吗？我们债权人不答应！”白昊案的债权人QQ群里反复流传着这样一条消息。

　　根据央行2002年颁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不受法律保护。

　　另外，在法院判决前就拍卖融资公司的资产，这在非法集资案中成了典型的做法。

　　2012年12月17日，本报记者暗访当地唯一的拍卖公司——鄂尔多斯市益嘉拍卖公司。工作人员透露，该公司已经受公安机关委托拍卖了数个民间借贷案的资产，包括石小红案、祁有庆案、苏叶女案。

　　该工作人员表示，“从整体上来说，非法融资案一般只能保证偿还债权人剩下本金的20%。东胜区现在都不经过法院(就拍卖)。”

　　目前仍处于侦查阶段的苏叶女案，却于2012年2月18日举行了资产拍卖会，此次拍卖会因绝大多数债权人的反对而取消。

　　对此，高旭明解释：“按照法律程序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是(提前拍卖)社会效果肯定会更好，老百姓肯定会更满意。你看吴英案到现在啥都没有了。”

　　“我们一共提供了24条线索，他们一条都不追查，都是说没有那回事。”白昊案的债权人李志刚表示，白昊案也即将进入资产拍卖阶段。

　　“公安机关明显违反办案程序，苏叶女和公安机关都无法委托拍卖公司拍卖，因为是赃款，只有法院判决后由法院来支持拍卖。”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夏楠律师说

　鄂式融资：煤矿为幌的“诈骗”？

　　在接二连三的债务人死亡案件背后，是鄂尔多斯民间借贷的重重危机。

　　“在鄂尔多斯95%的人都在放贷，如果你没放贷说明你没钱。”从官员到农民，从律师到教师，家家户户都参与放贷。原铁西区区委副书记刘志华向本报记者坦承自己也“放了几十万”。

　　因为借贷半径有限，放贷拆借往往局限于亲戚朋友之间。在当地，整个家族的资金都被融资者借走的情况比比皆是。

　　一位司法系统的官员向本报记者称，这些年政府对民间融资是持鼓励态度的。这也是相当多的融资者能够打着“有煤矿”的幌子，吸引来大批资金的重要原因。

　　根据我国最高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的相关司法解释，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而司法解释对“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表述为：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肆意挥霍集资款，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等。

　　在采访期间，所有债权人都认为自己的债务人涉嫌集资诈骗。那么白昊、苏叶女等融来的巨额资金到底拿去投资了什么？

　　2011年中央对楼市展开调控，鄂尔多斯楼市一蹶不振，融资老板们无力支付下线的高额利息，民间借贷案随即大规模爆发。融资者当年笼罩在肥皂泡中的所谓的“实力”显出了真面目。

　　工商资料显示，乌金煤业注册资本金为8000万元，经营范围为“焦粉、兰炭、矿山机械、洗选机械销售，煤炭批发”。

　　昊达自己发布的清偿公告称“资产足够抵债”。而2012年3月14日，专案组向债权人口头公布，昊达的资产以乌金国际大酒店、杭锦旗聚野煤化有限责任公司、伊盟财校宗地、铁西宗地四处为主，另有车辆、公司办公地点和几处房产，总估价为21.56亿元。另外，专案组称有3.3亿元的资金流向不明，并未发现有煤矿和储煤。“当时宣传说有煤矿，现在公安机关处理说没有。这不是明显的诈骗吗？”债权人李志刚反问。

　　白昊案专案组取证组组长高平对本报记者说：“白昊融资时自己说的，有可能当时骗人，也可能以前有过煤矿，入股的，但是现在卖掉了。”

　　苏叶女案爆发后，煤矿也不见了。“她就说要买煤矿，跟人已经谈好了，签了合同。她向我们借钱时就说有美容院、火锅店，要开煤矿、办物流公司，建鄂尔多斯最大的五星级酒店。”同样，所有债权人也都认为苏叶女融资12亿元涉嫌集资诈骗。

　　2012年2月13日，本报记者进入苏叶女宣称属于自己的乌兰哈达煤矿暗访。销售主任田军明确表示，煤矿主人是高俊亮，并非苏叶女。

　　工商资料显示，苏叶女名下共有6个公司：东胜区侨姿男仕养生馆、东胜区顺鑫亿祥叶农家乐、东胜区顺鑫亿高老九火锅城、俏姿美容美发院，皆为个体户；鄂尔多斯市俏姿国际美容美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建筑面积为403.12㎡；鄂尔多斯市万海物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连场地都没有，实际并未运作。

　　高老九火锅城的三名员工告诉本报记者，店内有80多名员工，一天的营业额为20000元，一个月的利润大概只有10万元。无力支付众多债权人的高额利息。

　　目前，负责侦办苏叶女案的东胜区公安局经侦大队公布了苏叶女的资产，为17处房产、1辆东风本田CR-V越野车、以及维联大厦，估价约3.74亿元。

　　东胜区经侦队队长高旭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苏叶女经营的项目、拥有的资产与融资金额明显不相符，苏叶女的资产也没有煤矿，是否集资诈骗应交由法院判定。

　　在放贷风潮下，融资老板们的炫富行为往往是吸引债权人投资的重要原因，如今也被指有诈骗嫌疑。

　　“她特爱买彩票，双色球，每次都几千几万块钱的买。”债权人认为苏叶女花巨额资金买彩票、围湖(当地的一种赌博方式)是肆意的挥霍行为。

　　高旭明于2011年11月12日在债权人举办的普法会上透露，“苏叶女购买彩票花了2000多万元，但她购买彩票没亏本，反而赚了一两百万；苏叶女嗜好赌博，但从账面上看，她赌博基本上属于不输的状态而且是盈利的。”

　　实际上，苏叶女并非融资金字塔的最顶层，她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在建的维联大厦，她还以高于4分的月息借贷给高俊亮、李文博等人。

　　据高旭明介绍，维联大厦就是高俊亮无钱还苏叶女的1亿多元借款后，以10000元/㎡的价格过户给苏叶女。而高俊亮又是从李文博手里将维联大厦冲账过来的。

　　让苏叶女和白昊的债权人都认为他们是集资诈骗的另一原因是，自己被要求出借现金。

　　“东胜警方敬告广大市民：为使民间融资安全运行，建议投资时要选择做实业、有资产、有实力的诚信企业直接投入，不要经过无实体产业的二道贩子(融资老板)，切勿被暂时的虚高的利息所迷惑。”很多东胜区市民收到公安局群发的短信

自杀的潘多拉之盒

　　2011年9月，在白昊案爆发之前，鄂尔多斯就刮了起了一场金融风暴，人称“九月风潮”。据当地司法系统的一名不愿透露的官员告诉本报记者，其实早在“九月风潮”之前，2011年8月，鄂尔多斯市政府就很秘密的召开了一个会议，摸查了当地的民间借贷情况。

　　但会议内容不知被何人以短信的形式泄露出去，顿时一份“黑名单”在社会上流传。“黑名单”将投资老板分为三类，公安机关对其采取不同的控制措施。第一类是进入崩盘的，如杜金梅、张刚敏、张刚慧等人，要求扣押其护照，摸清大部分资产，掌握其活动状况，在适当时候作为典型打击；第二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将其列为融资黑名单，如王建平、王银河、白昊、赵军、马同春、张海霞、张光敏兄弟等7户，对其进行重点列管，定期、不定期进行查账、询问，并责令其限期改正；第三类是信誉度、抗风险能力一般的老板，列为融资重点调查对象，包括于晓红、刘明圃、白瑞平、唐东升、吉日噶拉、高俊亮、梁宜恒、刘建增、杨永9户，公安机关对其进行警告，限期缩小融资额度和规模。“黑名单”引起的恐慌一发不可收拾，使鄂尔多斯市政府措手不及，人们争相要债撤资。“王福金就是被这条短信逼死的。”和王福金在同一个办公室办公的徐富(化名)说。王福金是中富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在进入房地产前，曾担任鄂尔多斯中院经济庭庭长和东胜区法院院长。

　　王福金的自杀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三线逼二线，二线逼一线，一线以死来结束债务，在过去的半年中，这样的故事接二连三地上演，鄂尔多斯人人心惶惶。

　　2011年11月，东胜区工商局事务中心主任刘永军在自己开办的公司上吊自杀身亡。东胜区工商局一副局长告诉本报记者，刘永军生前创办了一个公路建设公司，融资可能是其自杀的诱因，但自己并不掌握其融资数额。目前公安机关还未最终认定结果。

　　2012年2月21日13时许，鄂尔多斯市康巴什新区司法局工作人员丁虎在东胜区富源小区北门外的一间临街铺面房内上吊自杀身亡。

　　康巴什新区司法局的一位司机和东胜区司法局的一名工作人员向本报记者证实，丁虎为了入股房地产，融资了两个多亿，还有一个多亿的资产无法变现，春节后就没到单位上班，最终被债主逼的上吊自杀。

　　“铁西区那么多空房子，你就不知道带上东西到里面住几天，谁找得到啊！”2012年2月下旬，苏叶女案的债权人许文兵(化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恰好妻子来电告急下线又在逼债，许文兵如此向妻子“献计”。

　　2012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监会前主席刘明康在全国政协的经济界小组讨论时表示，当前民间借贷经常遭遇事主跳楼、自杀等，是因为一些民间借贷的背后是复杂的官商勾结。

　　在“鄂式金融风暴”中，包括丁虎、王福金、刘永军在内的自杀者多有公务员经历。于是，“官员自杀”似乎成了当地民间借贷中官商勾结的佐证。

　　在鄂尔多斯有个传说，融资金额在4000万元以下的，公安机关不管。“鄂尔多斯这种事情太多了，如果每个人都自首的话，岂不要再盖20个监狱？”融资2000万元的王军(化名)在下线被逼无奈下，前往东胜区经侦大队自首，接待民警如是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