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深度老龄化 未富先老问题严重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杨燕绥警告，中国在2010年之前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已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现在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

　　北京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昨天警告，中国在2010年之前已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富先老已成为巨大的社会问题，中国应尽快实现即老即富，让老年人有资产，年轻人有人力资本。

　　杨燕绥昨天在通商中国、新加坡公共服务学院以及清华大学联合举办的《透视中国系列》座谈会上透露，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正在进行老龄化课题研究，在中国新一届政府与十八大产生后，为他们提供政策建议：即中国社会如何从未富先老进入到即老即富。

　　她强调：“有些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前，会提前30到40年做好准备，现在留给中国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了，未富先老已经成为中国非常大的社会问题。”

　　2035年中国

　　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杨燕绥说，国际上通常认为，当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7%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进入老龄化，占14%的时候是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则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在2010年之前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预计2035年前后，中国和英国等欧洲国家将一起进入超级老龄化社会。

　　她指出，现在留给中国改善公共政策的时间非常短而且迫切，有一个问题掩盖了中国的矛盾，就是老年人消费水平特别低，如果老年人消费水平永远低下去，当老年人口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的时候，如何拉动内需？她比喻说：这好比给你一个枕头睡觉，而明天房子塌了，更大的问题在后头。

　　她补充说：新加坡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万美元(2.4万新元)的时候进入老龄化，而中国则是在GDP达1000-2000美元的时候就进入老龄化。她以一条消费曲线来说明中国人的消费状况：中国人第一次消费高峰出现在基础教育阶段，也就是初中到高中的时候，第二个消费高峰在结婚的时候，因为结婚必须有房，而到40-50岁处于人力资本高峰的时候，却没有钱去继续接受教育和搞好自己的健康，只是在退休的时候可能有一次旅游，这使消费的后曲线一直下降，直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再上来。

　　杨燕绥指出，中国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社会保障法，也没有为社会保障而做的一个公共预算并进入人民代表大会去讨论，而是还由财政部门做规划，然后相关部门与财政部门谈判，这种筹资计划是不可持续发展的。

　　虽然中国政府已经建立了社会保障基金，已有9000亿人民币(1746亿新元)的规模，但还在积累的阶段。

　　她指出：中国老龄化问题上面临两个挑战，一是有一个好的养老金结构，二是让老年人有资产，可以买单，年轻人有人力资本。老年人的资产包括他们的养老金、一个好的社会医疗保险计划、一个好的房产政策，而中国现在的房产基本掌握在50后、60后的人身上，以及一些成功的企业家手里，年轻一代买不到房子，也买不起房子，中国现在需要设计房产作为两代人之间财富分享的制度安排。

　　她提出的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老年人怎么拥有购买服务的能力。中国如今老年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从明年开始，劳动人口每年减少700万，同时增加700万65岁以上老人，养老的成本最贵的不是吃和穿，也不是旅游，而是买服务，如何解决老年人的购买力，让年轻人有就业岗位，由此形成老年人的资产，让中国尽快从未富先老变为即老即富，这将考量中国的公共政策。

　　党内民主建设

　　应是十八大后政体改革重点

　　在昨天题为“中国的未来：过渡还是转型”的《透视中国》系列座谈会上，北京清华大学学者对中国未来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了多方面的预测。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认为，按照他的理解，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一方面是如何去建成一种机制，让民意能够充分表达出来，然后加以整合民意，而在政党这一方面，是民主机制的建立，这可以从两头开始，一是党内民主，这已经讨论过多次，也有过很多尝试，另一个是基层民主，在这方面就还有很大的空间。

　　他说，在中国现有体制中，一些民主机制还可以充分发挥，比如人大的机制，尤其是地方人大，如何让人大代表真正代表当地民众的利益，如何去比较不同政策的利弊，他认为，目前的地方政府机制还没有充分发挥出积极作用。

　　他举例，怎么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系，也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说，媒体和舆论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有很多非议，包括地方政府卖地，但是地方政府有他们的难处，这是因为很多地方政府并没有一个可持续的财政体系，而很多公共服务却需要地方政府提供，因此只能通过卖地等方式筹集资金，因此，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体系是重要的。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孟庆国在谈到中国未来政治改革的时候则表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主要还是在两方面：***自身的代表性和党内的民主建设。

　　孟庆国说，通过多元化的参与机制，多元利益的融合，中国***的利益代表性已经多元化了，他预测下一步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应该是党内民主建设，而进一步强调高层决策机制的参与性将会是未来发展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