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最不懂的一件“文明事” 40个人养一个公务员

国家是人民的，这是文明国度里的百姓坚信不疑的事，可是，已经生活在民主共和国的中国百姓，不知道这个理，国家公职人员更不知道国家也有平头百姓的一份，而且是最大的那一份。中国百姓，包括公家的人，对这件文明事的认识，没有比封建君主时代好多少。

人类进入现代文明的首要标志是，国家由某个帝王个人私有的，成为了人民公有的。中国人是在封建君主的呵护下，生活时间最长的民族之一。看中国的史书是最乏味的事，几千年来，皇权变来变去，其中虽然不乏盛世名君，但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举竿而起的，都是流氓无赖;结党夺权的，都是奸臣贼子。也就是说，中国几千的古代文明，是这些缺乏道德的人争坐龙椅的结果。我猜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没有“列强”的入侵，中国的历史还会这样无聊乏味地继续下去，也不会出现孙文那样的人。可惜的是，我们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如果像印度一样有过全殖民地的日子，也许我们会比现在更懂一点文明的东西。一个“黑公交强奸案”，可以激怒百万印度人民走上街头;我们无数幼女遭“校长开房”，大家表现得很淡定。确实没有什么好激动的，杀人、抢人、骗子、小偷、妓女、小三、腐败，等等，社会上最丑恶的东西，什么不是中国第一?中国人自然无法理解印度人为什么这么气愤。我们同是文明古国，相差为什么这么大呢?

国家属于人民的社会，百姓知道纳税是要让政府为自己尽义务。中国的大头百姓，不遇到需要击鼓喊冤的事，对衙门官吏总是“敬而远之”，尽可能躲避着不发生关系，怎么可能知道政府有为百姓尽义务的事。中国百姓对国家免收农民税，发放低保，感恩戴德，都颂扬道：遇上了皇恩浩荡的好社会了!而纳税这件事，百姓虽然有偷税漏税的动作，但他们深信这是自己对国家的义务，不知道国家同样有义务给他们尽可能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还以为社会福利是公职人员才能享有的东西。我60岁的父亲对我说：“你们这些年青人，不知道好坏，中国什么时候有过这样的好社会?”父亲显然是跟封建社会对比才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不知道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文明社会应有的东西。

何况，在君主时代也没有不想对子民表示仁慈的皇帝——谁不想做被千古传颂的明君。北宋政府在首都开封设四家“福田院”，每院几百住房，凡逃荒入京的流民、赤贫破家者、无人奉养的老人，均可免费居住，不限年月，政府供应一日三餐。南宋增设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院。居养院提供住房保障，安济院提供免费医疗，漏泽院负责安葬无主尸体。可见万恶的封建社会也想体恤庶民。惹怒百姓的绝不是皇帝，而是下边的贪官污吏。皇帝只需各地交一钱的税，就可以过骄奢淫逸的日子，下边却向百姓收10钱，百姓怎么可能没有怨言。有怨言才会有“焚书坑儒”的残暴。现在我为国家担心的是，如果民众终于从几千年对国家固有的认识中醒悟过来，明白了国家有这样的义务，我国这等低水平的保障，会不会引起百姓贪得无厌的不满情绪?

国家属于人民的社会，政府会随时随地为民着想。中国官吏们，更是缺乏“国家是人民的”这样的认识，他们耀武扬威地管理着百姓，以“百姓必须怕我们”的心态处理问题。那个万恶的旧社会，书上说的，电影放的，百姓老是受到欺压。城管没有“衙门作风”怎么会把自己搞成了众矢之的?如果城管把百姓当成供养他们的衣食父母，就应该在砸烂小贩的饭碗之前，为他们考虑好符合城市管理的生存方式，而不是随意剥夺人家低微的生存权。比如说，为他们建设不用交费的市场、摊点，在新建的小区内合理设置这些功能。不要让他们因为没有地方摆摊，或交不起市场管理费，不得不占道谋生。小贩纵然有错，但都是生活逼出来的，百姓的生计都有问题了，国家难道没有责任吗?做这样的事，是为百姓谋生存的路子，这应该比我们花大力气搞社会保障房重要一点。百姓生存都成问题了，要漂亮整齐的街道干什么?

国家属于人民的社会，政府知道不能忘自己公仆的身份。可是，平头百姓和公职人员实行的是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公职人员的医疗、养老等各种社会福利，和平头百姓有天壤之别。公职人员不交一分养老钱，退休时也能领到和工资差不多的高额养老金。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是城镇居民的一倍，如果计算成全国水平超过6倍，加上那些不在工资花名册上的收入和福利，恐怕还得增加几倍。这相当于，管家管理着主人的钱，过着比主人还优越的日子。真不知道，人民是主人，还是仆人?在欧美等人民作主的国家，国家公职人员和平头百姓实行同一保障制度，公务员领到的工资也不会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因为政府认为，这样做主人才不会有大意见。而中国的屁民，将这样的不公平当成天经地义的事，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生活过来的——衙门的人高高在上，没有什么不妥，怎么可能为此闹意见。

“百姓应该感谢党”，“政府养活了13亿人”，这种谁养活谁都搞不清楚的话，就是源于公仆颠倒、不把人民当国家主人的认识。现在我们对富人的收入有意见，对公职人员这个有公民特殊待遇的群体却视而不见，这是媒体阴谋引导的结果。我国每40个人要养活一个公务员，用于这个庞大群体的行政费用，超过25%的GDP，印度仅6.3%。中印相差之巨，令人惊叹。主人为了养活这些仆人，感到太累了——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

国家属于人民的社会，百姓知道自己应该有怎样的权利。中国百姓虽然模糊地知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人民的，但在这个人民作主的国家里，他们从来不关心自己应该拥有什么，特别是不关心应该拥有什么权利的问题。公仆们说中国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了，他们也就认为当家作主了，从来没有怀疑过，因为他们都认为，这比万恶的旧社会好多了。所以，他们对本来早应该享有的保障，差不多到了双膝跪下磕谢的地步。他们不知道，那个有很多贫民窟的印度，60年前就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而中国太多的不幸家庭，为了高昂的医疗费倾家荡产、哭天喊地，更多的人只能躺在自家的床上等死。

中国百姓对国家最正确、而且是唯一的认识是，要向国家纳税，这是几千年来没有改变过的认识，他们不知道，可以向政府理直气壮地问：“你们是如何花我们的花的?”，也不会像其它国家的公民一样训斥官员：“你们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更没有见过，哪个人民不满意的县长，被人民举一举手就撵下台的。如果人民当家作主了，人民才不会让他们敷衍了事地公开“三公经费”，才不会让他们对官员财产公开久拖不决。

历史举竿而起的大规模反抗，都必须具备民不聊生的条件。如今中国人的奴性比陈胜吴广时期，更让人失望。三年大饥荒饿死3755万人，文革时有多少人被迫害致死，中国人仍然可以默默忍受。中国人至今不知道这件文明的事，与文革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有很大的关系。文革把中国人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形成的一点民主意识，全部抹杀了。中国人只要不来强拆自家的房子，什么都可忍气吞声，对地政府随意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他们还会麻木不仁地说：“应该顾全大局”。也不会为往自己头上浇汽油自焚的人，发出同情的呐喊，学着印度人一样走向街头。因此，那些为非作歹、草菅人命地方政府官员，才会如此放肆。他们污辱《宪法》和《刑法》，制造残忍的“截访”，对上访者殴打拘禁，限制自由，送精神病院，劳动教养。如果人民真的作主人了，应该把来访群众当家人对待。人民作主的国家，政府应该经受得住人民恶毒的辱骂，官员应该有百姓扔臭鞋也能微笑的胸襟，而我国地方政府却将那个恐怖的“颠覆罪”，随意强加在毫无反抗力的屁民头上。

退休干部住次院300万 如此官员谁养得起


记者日前在北京、河北、山西、江苏等地调研发现，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惊人，一个地市级副职每年职务消费40万以上、经济好的要100万以上，有一位退休省级干部住一次院花费竞高达300万元，部分领导干部职务消费呈现出铺张浪费、挥金如土的恶性态势。(新华网8月14日)

出门坐车要“四环”(奥迪)、酒店住宿要五星……如果说一些官员摆摆谱、享乐挥霍一年花个百八十万，咱纳税人还能撑得住，那这退休了的官员住一次院竞花300万元，着实吓了一跳，我的祖宗，这样的官员谁养得起?凭啥官员只要活着就该纳税人无休无止的供养着?干部公费医疗为何连个限额都没有……

住一次院花300万，那要等到死得住多少次医院，一笔多么惊人的数字，全国又有多少这样的官员，领导的职务消费何止是令人震惊。别忘了我国人均住院医药费用6632.2元，这个数字接近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1/3，几乎相当于农民一年的人均纯收入，很多人感叹病不起，可我们的官员不怕得病，人家是公费医疗，花多少报多少，哪怕得个感冒也要住进高干病房，享受最好的药、最好的检查、最好的服务，这300万估计就是这样花出来的。

当官就是好哇，一朝为官不仅吃喝不愁，所有的费用包括(手机及话费、差旅费、公车及车修车燃费、招待费、参观考察费……住房、豪车、甚至保养情妇)全部由公家买单，而且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全族沾光，曾经有个传闻，有位官员常年连妻子用的卫生巾都由公家报销，病了公费兜底。瞧瞧人和人的差距就是这么大，难怪人人都想当官，连天上的神仙都羡慕死了。

我们不知道一个官员从履新的那天起，能为国家为纳税人创造多少价值，但我们看到了养一个官员的代价有多大，这样挥霍无度的官员恐怕只有我们才养得起。再穷不能穷领导，财政紧张那就东挪西凑，挤占其他开支，反正不能亏了领导。你花40万，我就敢花100万，攀比看谁摆的谱大，反正法不责众。

孰不知你是美了，老百姓要骂娘了，多少血汗钱就这样被糟蹋了，哪个不心疼，对这样挥金如土的官员如果再不加以约束，必将惹得民怨沸腾。因此遏制领导干部职务消费铺张浪费之风，靠一沓文件管不住，靠一阵风也不能奏效，唯有下重拳用铁的手腕坚决查处才是当务之急。

洪信良：“告不倒”的嚣张气焰从何而来


摘要：几年前被枪毙的“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曾锦春，据传他曾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这个“三不倒”终于倒下后，在狱中曾反思称：“制度已经很多了，关键是加强制度的认真落实和执行。”他特别指出，要防止“300多条制度就像挂在墙上的月亮一样”。

去年2月14日，原贵州凯里市市长洪金洲在回应商人樊虎(化名)的举报警告时，异常淡定地说了句：“在贵州省范围内，能告倒我的人还没生出来。”

告不倒的洪金洲已经被纪委带走调查，可从报道来看，洪金洲真还不是贵州省范围内的人告了就倒的。据说凯里市曾有官员举报过洪金洲的问题，但他三五天就能知道举报内容。而像樊虎这样的商人即便实名举报，给中纪委、贵州省委、纪委、检察院等部门写举报材料，最后省里的处理意见，也只是三次要求凯里市进行妥善解决，若凯里市真的动手“妥善解决”，我想也不用“三次要求”了。若不是刘铁男案发，洪金洲因为“进贡”给刘铁男100余万元，被供了出来，即便包括很多地产商在内的人上北京告他，说不定他的豪言壮语也不会这么快落空。

洪金洲哪来的自信说能告倒他的人还没生出来?是不是出于对自己“能量”的坚信，“贵州省范围内”他已勾连好一张牢固的防御网，让举报者无法突破?还是出于对制度之网的不屑，再怎么举报他，他也能找到或撕破一个洞胜利逃出?或者是因为权力与金钱让他双重膨胀，觉得自己拥有的权力能恫吓举报者，自己拥有的金钱又能收买监督自己的权力?

有人说食权者造福与加害的能力越强，权力收益就越大，我想还可以补充一条，那就是食权者“避祸”的能力越强，他挥舞权柄恣意妄为的胆子就越大。洪金洲作为地方一把手，又是一贯独断专行，真可谓“上级监督太远，下级监督太险，同级监督太难，纪委监督太软”，再加上贪官贪了钱毕竟要顾及退路，每每会拿出大量赃款供奉给上级的贪官，也会拿出一些利益去拉拢平级或下属的贪官，结成利益同盟，直至自我感觉在一定势力范围内已很安全。正因如此，一个贪官被擒，常常会有一窝贪官倒下。洪金洲被查后，凯里市的陈姓副市长、人大副主任、国土局局长等一批官员也被带走，分明是一场窝案。

几年前被枪毙的“中国纪委书记第一贪”曾锦春，据传他曾自称“告不倒，查不倒，管不倒”。这个“三不倒”终于倒下后，在狱中曾反思称：“制度已经很多了，关键是加强制度的认真落实和执行。”他特别指出，要防止“300多条制度就像挂在墙上的月亮一样”。监督官员的制度一旦成了挂在墙上的装饰，洪金洲们自然会滋生出“告倒我的人还没生出来”的冲天“豪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