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级别是反垄断的最大障碍

行政级别是反垄断的最大障碍

作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宪法，我国的《反垄断法》尽管出台几年了，但效果一直不太明显，在反垄断方面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既于我国《反垄断法》缺乏可操作性的实施细则有关，更于反垄断面临的体制机制性障碍有关。由于我国反垄断体制尚不完善，反垄断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打苍蝇阶段；对于老虎型的垄断，反垄断法仍束手无策。着眼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亟需加快反垄断的体制建设，使其具备既打苍蝇又打老虎的能力。

　　一般来说，在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一家企业凭借技术、专利、服务等，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市场垄断地位。但这样的市场垄断，将受到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法》的约束；更重要的是，它还将受到市场经济竞争的约束。大部分的市场垄断事实上很难持续相当长时期。

　　但在我国，这种基于市场竞争形成的垄断并不多，更多的是凭借行政力量、凭借牌照专营形成的垄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行政性垄断”。比如民间金融发展，并非社会资本不愿进入，也并非社会资本没有能力进入，而是严格的牌照管制，使得现有的金融企业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地位。铁路、电信、电力等相关行业也是如此。这种行政垄断，不仅制约了市场活力，扭曲竞争格局，而且使社会资本面临体制与利益玻璃门，巨额社会储蓄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直接制约了内需的扩大。

　　我国的垄断企业与其他国家的垄断企业还有一点实质性的区别，这就是：这些企业大都有行政级别，有的甚至是副部级企业。这就给垄断企业罩上了一件“铁布衫”，《反垄断法》以及反垄断机构要触动这些企业，恐怕力不从心；让他们退出相关领域，只能通过更高级别的行政部门才能进行协调。

　　有着“铁布衫”的老虎级垄断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做出了其应有的贡献。但是，在我们进入到市场经济改革的攻坚时期时，这些老虎级垄断企业就成为转型与发展的阻碍，成为改革的对象。因此，对我国来说，反垄断关键在于触动这些老虎级垄断企业，把打破行政垄断作为重点，尽快切断垄断企业和各级政府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消除不合理的行政保护和行政特权，放开市场，引入竞争，最终形成可竞争性市场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打破行政垄断，并不是简单地把现有的行政垄断企业分拆，而是着眼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形成可竞争的市场，以提高其经营效率，改进其服务水平。同时为社会资本腾出巨大的投资空间，释放规模庞大的有效投资需求。

　　要打老虎型的垄断，关键是抓住其“七寸”。老虎型垄断的“七寸”就是政府主导的股权结构以及与之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因此，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取消国有垄断企业的行政级别，由此实现各类企业在身份上的平等。同时，尽快提高反垄断机构的权威性、独立性、专业性，改变反垄断机构行政级别不如某些垄断性企业的格局，增强反垄断的有效性。其次，根据行业环节分类推进反垄断改革。应将自然垄断和竞争环节切实分开，在自然垄断部分强调国有资本主导，保障公益得益；在竞争性环节对民营经济放开，鼓励民间资本广泛参与这些领域竞争性环节的公平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