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水乌木之争 需要法律给个说法

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说法，“河流是国家的，出土的东西包括矿山资源都是属于国有”。然而，这种说法无论从法理上，还是现行法律上都存在瑕疵，缺乏有力的依据。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所有权人不明的埋藏物、隐藏物以及地下矿产资源为国家所有。但现有的《民法通则》以及《物权法》等法律，均未对乌木的属性进行定性，这种模糊性导致古树的归属权难以确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所有人不明的地下埋藏物和隐藏物归国家所有。虽然我国现行法律并没有对何为埋藏物或隐藏物进行界定，但明显的是，乌木不属于埋藏物或隐藏物。“埋藏”或“隐藏”是有意识地人为地将物品埋藏起来。如果政府主张这是埋藏物或隐藏物，那么就有义务举证证明是有人埋藏或隐藏的，而这显然无法证明。

就法理而言，乌木不宜理所当然地收归国有。乌木这一类财产应视为无主物，而无主物的归属应适用法律的一般原则，即先占原则，谁先占有就应该归谁。谁先发现就归谁最具有合理性。

该乌木发掘于村民承包地或者村民能够自主占有的范围，地方政府引据《民法通则》关于“埋藏物”归公的规定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乌木属于“土地出产物”，树木因自然灾害埋入淤泥，在缺氧、高压状态下，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碳化过程发生质变实际形成新物，未出产前应视为土地的一部分，分离之后为独立之土地的出产物，与“埋藏物”概念差距甚远。

《民法通则》是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1986年制定实施的，带有明显的“国家立法主义”色彩，遵循所谓“凡是法律规定不属于个人所有的，一律归国家”的立法逻辑。只要法律不回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以人为本的轨道，私人的权利就可能被堂而皇之假以法律之名不公正地变相剥夺。对于偶然性的有利益的值钱物的发现，强势地位的国有权大可不必介入，而是宽容对待公民之偶然所得，只要所得过程和方式不违反法律。

理论上讲，国有权是“全民所有”，而实际上很难完全实现全民普惠性。确权后的私权，往往更具备市场流转的功能，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国家也可以通过藏富于民增强综合实力。片面地规定将一切自然资源归国家所有，反而不利于对资源的开采、保护、利用。

乌木权属争议之所以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折射的是公众对公权滥用的忧虑。

乌木究竟属于公有还是私有，应该得到法律明确的厘定，否则类似的纠纷依然会此起彼伏。相关部门应该适时修改现行《物权法》，或者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从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角度出发，对《物权法》进行广义上的解释，包含乌木等土地出产物。同时，将用益物权人扩充到包括以占有为条件的债权人等在内的一切自主占有人，将不经意发掘或发现的自然形成之物归属于用益物权人。

在现行法律依然不明确的背景下，解决乌木之争不妨采取协商的办法。可以由当地政府通过协商从发现者手中“购买”归属权，双方依法签署协议，这样既能有利于乌木的保护，也最大限度尊重发现者本人的意愿，保证发现者的利益。

乌木之争折射了市场经济背景下法律的缺憾和立法导向的偏差，也折射了基层政府公权力的“傲慢与偏见”，倘若还不能从法律上给个具体的说法，打上相关的法律补丁，或许类似的纠纷依然会此起彼伏没完没了。

中国时刻漾新闻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