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怕”的应试教育：中国想改，美国要学

“可怕”的应试教育：中国想改，美国要学 近日，一组深度报道披露了衡水中学这座“北大清华工厂”的不少细节：总厚度超2米的试卷，禁吃零食等都让人印象深刻。但面对这个高考神话，网友却多回以了“看似辉煌，实则可怕”的批评评论。


衡水中学这类“超级考试工厂”正是中国高压应试教育的代表除了数百名学生考入“北大、清华和港大”的辉煌成绩，衡水中学的军事化、“无死角管理”同样叫观者印象深刻。着装自然是统一的校服，而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10分，学习和作息时间安排具体到分钟。巨大的学业压力甚至让很多学生在跑步锻炼和进餐时间都在拿着书读。此外，成绩、德行、卫生全部纳入“量化管理”，包括“男女生频繁交往”、发呆、吃零食等都属扣分范畴，甚至要在学校通报批评。

一位2011年毕业于衡水中学的女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她最终考入了香港大学。
虽然衡水中学这样的“考试集中营”有些极端，但类似的题海战术、早晚自习和假期补课现象在中国却很普遍，可以说是每一个经历过高考的中国学生的“必须课”。
类似“超级考试工厂”的“特许学校”在美国也越来越多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学生统一着装、作业沉重和假期补课似乎只是中国教育的“专利”。美式的基础教育则多是快乐和轻松的，但事实并不尽如此：
学生着印有“努力学习”字样的校服，在周六和假期补课的“特许学校”风靡美国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来，面对美国公立学校在管理学生，特别是少数族裔学生方面的“软弱”、学生成绩下滑的局面，美国就逐步兴起了“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美国“特许学校”的基本思路是，公民或公司、组织均可向当地教育局申请开办特许学校，在满足一定条件下，与教育局签订责任书（主要是学生成绩指标），然后教育局根据当地学区学生人均经费和特许学校资助金给学校拨款。学校也可以去争取外部基金会支持。特许学校在办学中可以采用一些在公立学校受到限制的一些做法，可以同家长签合同，要求家长配合学校管理学生，比如监督完成家庭作业。
以与KIPP（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组织联办的特许学校为例。多数KIPP联盟的学校都采用延长在校时间，周六上课，假期补课3周的办法增加学生的在校学习时间。学校学生还会配有校服，会统一印上标语：“努力学习，做个好人”。学校在课程设计和标准上也采用统一方法，以此来提高效率和质量。
美国“特许学校”中身穿统一校服的小学生。
而由于对少数族裔学生课业成绩提高明显，美国政界多数人都推崇特许学校，很多州都不为特许学校设定数量限制，截止2009年，美国已经有41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开设“特许学校”。而到2011年，仅在华盛顿特区，公立学校的学生就有多达四成换成就读特许学校。
特许学校只是美国重振压力教育和提高学生成绩的一面，而这些举措都有民意支持面对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竞争，根据全美教育统计中心的数据，在2010至2011学年，全美各地的学区共有1069所传统公立学校关闭。特许学校和私立学校的严格也倒逼公立学校以更严格的措施管束学生的学业。为了能够提高学生成绩，公立学校也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比如针对逃学的学生，在德州的达拉斯，为了促进学生上学并取得文凭，学校甚至会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定位逃学学生，并配备专门的辅导员跟踪逃学学生。
还需补充的是，特许学校并不等同于私立学校，由于针对的多是经济能力不够强的少数族裔学生且有政府拨款，所以收费比较低廉。而收取昂贵学费的私立学校的课业负担还会较“特许学校”和公立学校更甚。私立学校往往师资充足，需要家长承担费用的实验设备、相关学术活动和课外活动也更多，所以学生的课程安排往往更紧，作业也更多。
而在这一系列的促进学生学习的举措背后，是美国主流社会强大的民意。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多次国情咨文中都提及过中国教育，在2011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还明显意有所指的提到，“（中国人）对子女的教育开始得更早、用的时间也更长，并且更强调数学和科学……”在同年，英文版《华尔街日报》对近2万名读者进行调查的结果也显示，在严格的东方教育和鼓励性的西式教育之间，高达62.5%的读者认为前者对孩子更有利。而持中立态度和赞同西方鼓励式教育的人合计才不到38%。
越来越严峻的竞争，使得各国都开始重视“高压应试教育”日本政府公开反对无压力教育，正着手增加作业、恢复“六天上学制”实际上，全球化所带来的危机感并不仅仅体现在中美之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是“无压力教育”的反对者，重振日本教育也是他当选首相后施政的一个重点。日本文部科学省甚至在酝酿恢复六天的学校课程，并增加作业。在日本的高中流行一种说法：“四当五落”，意思是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就能考上大学（当：考上），要是睡五个小时，就要“落榜”了。
此外，根据OECD的数据显示，在日本，私人在教育上的投入是OECD国家平均数的两倍。有将近30%的学生上私立学校。许多日本父母还为他们的孩子注册日本人称为学习塾（juku）的考试辅导专门学校，帮助他们准备多年后才会参加的进入私立初中、公立或私立高中的入学考试。学习塾提供课后学习，有时则是周六全天，教授数学、科学、英语、日语以及社会科学。虽然教学方式不一，但所有的课程都涉及大量的背诵和应试技巧。…[详细]
不仅日本和美国，在新加坡、印度、英国和中国香港也都是如此。根据不久前《纽约时报》的报道，由于香港人对帮助孩子应对考试的“私立补习班”的追捧，在香港一些知名的补习老师待遇就像“天王巨星”。这些补习天王甚至拥有其自己的音乐录影带、Facebook粉丝网页以及文件袋和便利贴这类衍生产品。而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一些家教年收入可达1000多万港币，约合130万美元。
香港的优秀补习教师的待遇犹如“天王巨星”。
各国普及“高压应试教育”背后还有对教育的崭新认识中国的“高压教育”并非一无是处，相反学生水平在权威评估中名列前茅根据世界经合组织（OECD）的一项权威的学生能力国际评估计划。这项计划通过对全球范围内接近完成基础教育的15岁学生进行评估，测试学生们能否掌握参与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每三年一次。根据其2010年的调查结果，首次参加评估的上海15岁在校生，在阅读素养、数学素养和科学素养全部三项评价中，全部排在首位。这一评估结果不仅让欧美多家媒体惊呼“意外”，并开始追踪分析上海及亚洲教育的成功经验。
而对比本国学生在测评中中游的表现，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阿尔尼·邓肯表示，这是一个对美国式教育的“警示”。
而很多研究也表明了“常识”的不准确：高压教育并不会扼杀能力和创造性很多人反对应试教育的理由就是认为应试教育会培养出“高分低能”和没有“创造性”的学生，并常常以此对比中美教育的差距。而前文已经提到了，在美国，真正出色的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的课业并不轻松，而高等教育阶段更是十分辛苦。除此之外，一系列的研究也十分清晰的证明了“严厉甚至枯燥的教育不会扼杀创造力，相反，通过这些教育积累的知识是创造性得以出现的前提。”
心理学家K·安德斯·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进行的研究表明，要成为某方面真正的专家需要大约一万小时的学习和实践，来自他同一研究的结论还显示：真正的专家需要老师给出“建设性的、甚至是令人痛苦的反馈”。他对诸多领域中──从小提琴演奏到外科手术、电脑编程再到国际象棋──数一数二的从业者进行了研究评估。结果发现，所有这些佼佼者“专门挑选了那些不易动情的导师，这些老师将对他们提出批评和挑战，并促使他们的表现更上一层楼。”
而对于高压教育和创造力的关系，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 心理学教授罗伯特·W·韦斯伯格（Robert W.·Weisberg）的研究表明，事实与通常认为的“死记硬背的高压教育或工作扼杀创造力”的结论相反。韦斯伯格教授通过对包括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与毕加索（Picasso）在内的创新天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大多数创新巨匠学习和工作都极其努力，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循序渐进地努力收获成功。这些成就（在外人看来）似乎是突发的灵感与重大的突破，但其实并不是。
所以中国学生的创造力不足，或许不是因为高压应试教育。和教育、考试绑定在一起的一些“其它东西”——比如反智主义的“愚化教育”等，也许才是中国学生创造力不足的原因。而中国人整体的创造力不足，其实主要取决于社会体制而不是教育体制。中国人创造力的不足，毕业后在社会中受到的负面影响应该远远大于在学校里受到的影响，这个看看最近公布的一个课题研究榜单就可见一斑了。
不能因噎废食，基础教育获得的知识是创新的根基再看一个日本的例子。日本文部省曾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基础教育改革中，模仿西方提出“宽松”学习，以期提高学生创新能力。但这些措施的效果并不明显，甚至产生了负面效应，造成当时日本中小学生的“能力低下”，教育质量下降。据当时的民间机构调查显示，日本三分之一的大学都必须对经历“宽松”学习的大学新生进行高中数学、理科的补习。另据日本文部省称，日本因不能正常进行授课而需进行补习或个别补习的大学几乎占半数。
创新能力是建立在现有所积累的基础知识和思考方法之上的。而想要让学生高效的获取这些基础知识无疑需要严格的教育。

结语
与我们惯常的印象不符，高压应试教育在塑造人的能力方面有其独到之处，所以各国才开始向中国“取经”。当然中国的问题是过犹不及，高压应试教育最大的负面作用是剥夺了孩子的童年和青春，正如一些人大附中毕业生对此的反思：我人生中最好的时候都浪费了，我在高中三年缺失的东西，使得最后考进名校的结果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