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风云下的中国农民

　　距离上一次中国土地政策的大规模变革，已经有三十余年的时间。在此期间，关于土地制度，几乎再没发生过什么波澜壮阔的事情。

　　三中全会的闭幕，现有的报告似乎没有给新土改的拥趸带来太大的惊喜，“统一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提法更是被部分学者直截了当地评价为陈词滥调。五年前的那场全会里已经说的很明白，只是落实的情况看来难以乐观。

　　城镇化进程的加剧和农业补贴的存在，相对农村土地的“廉价”，城郊和远郊的土地已经不断升值。这成为当前土地产权不够清晰之下，诸多矛盾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

　　回顾建国后60多年的土改历程，中国的农民们先后经历了从土地私有，到被上交集体，再到承包经营几个阶段。涉及到几亿农民的土改，使得苍老的中国面孔一度彻底脱胎换骨。憨厚的农民们，没有自主权力决定脚下土地的归属，只能不停地掀开干涸的土块，一如祖辈一样，借此谋食。

　　现在来看农民们“私有土地”的短暂荣光，耐人寻味。当年胡适在台湾为创办《自由中国》而奔走呼号的时候，大陆的农民们也在为获得土地的自由而欣喜不已。只是这份欣喜没有持续多久，从1953年起，内地实际上就开始了土地国有的进程，这显然背离了建国初《土地改革法》中关于允许土地所有者经营、买卖土地的内容。至于1947年为应付战争而在《中国土地法大纲》中颁布的言辞，更是抛诸脑后。从那个时候起，农民对私有土地愿望，就在一步步落空。

　　此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表明中国没有选择中东欧激进的土地私有化方式，而是选择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曲线途径。当时的决策层可能都没料到，从这个变革而来的农民积极性的迸发，对于深刻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起到的难以估量的作用。

　　自古以来，小农经济的传统，就使得中国的农民们充满了对土地的依恋。这也是他们维持生存的底线，谁敢突破了这个底线，上演的就是搏命场景。古代中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节奏，始终是一个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虽然在不同的朝代，土地所有权会出现部分下移的情况，但也从来都是限制在最低范围以内，并置于王权的绝对支配之下。有研究就曾指出，古代中国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土地私有制，并没有获得过法律保护的完整形态。

　　由此看来，昔日被奉为马克思主义创举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也似乎没有跳出这一历史窠臼。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变革，那么中国的农民们，也不过是在历史的圆圈里挥舞着锄头唱着丰收的赞歌，然后在不景气的时候，再把镰刀淬火拉直，寻找下一个搏命的对象。

　　相比西方，不同于中国永恒的“大一统”模式，他们则在默默地沿着小国寡民的地方自治型格局发展，很早便就标榜出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旗号。如果再拉近一点，台湾土改的历程，现在也在慢慢再次不断被提及，或可发省。

　　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初期，台湾农村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七成，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地主手里，政府直接拥有的比例也不是太高。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在台湾进行的土改，大大地参照了大陆革命时期给农民私分田地的做法，但却避开了暴力手段，通过公地放领和出售国企股票筹取资金的办法，最终相对温和的完成，对赢得农民的支持和台湾经济的腾飞可谓功不可没。而对内地后来的再度“土地国有化”的进程，不知其又该如何评价。

　　而当前，在“新土改”呼声日高的情况下，刚刚推出安徽的试点，仍然陷入了“农村土地流转将不再局限于农村”的讨论调子，我们似乎已经落后了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