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不到“我们”的中国人

找不到“我们”的中国人

许纪霖


大年初一清晨，京沪高速上，已是车流滚滚，上海到无锡的二小时车程，竟然开了三小时。这情形我们早已熟悉，与五一、十一长假无异。曾几何时，全国人民将春节习惯性地视为“春假”，它的全称叫做“春节长假”。


节日与假期本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假期是个人的，爱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节日是公众的，最初是原始人部落的祭祀（所以日文中的“节”用的是汉字“祭”），后来演绎成人类各种社群--小到一个家族、村落，大到一个城市、国家---的各种公共仪式：拜祖宗、闹元宵、划龙舟、赶庙会、放礼花、大阅兵。节日节日，最重要的是谁之节日、何种仪式？每一种节日，都属于某个特定的文化社群，你从属于哪个社群，认同哪种文化，就有资格乃至义务参与社群的节日，分享其中的欢乐，形成特定的“我们”。


如果说浪漫的假期给人们一种自由自在“我”的意识的话，那么，节日中的各种公共仪式造就了一种“我们”的社群归属感。是的，那是“我们”的节日，在集体狂欢当中，“我”消失了，“我”内化为“我们”中的一滴水珠、一个分子。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叫做“春运”。按照古已有之的风俗，中国人每到春节，哪怕在天涯海角，也要回家团聚过大年。谢天谢地，这个习俗没有被颠覆，山村里的老父老母、留守儿童，终于见到沿海打工的亲人归来了。不过，许多人想念了一整年家乡，在老家待了几天，却感到分外的乏味。不再有童年的青山禄水，不再有过去的赶庙会、闹元宵，乡亲还是过去的乡亲，但彼此之间变陌生了，心的距离何其遥远，聊起天来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在家乡，在村落，在亲戚、邻居之间，“我们”不复存在，只有一个个原子化、彼此隔膜的“我”。而在一个不再有“我们”的家乡，“我”是显得那样的孤独、无助与无聊。


城市人的感觉同样糟糕。一家人好不容易聚拢吃年夜饭，年轻人心不在焉地玩着手机，老年人感觉冷落，只能打开电视，从无趣的春晚中打发时间。蛋饺、春卷、饺子、狮子头，各种菜肴都是超市现成买来的，不必再劳驾亲自动手。而在我的童年时代，小孩子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不是因为有吃的了，而是家里有了一种热闹非凡的气氛，母亲买来春卷皮，拌好了猪肉与大白菜馅，哈哈，就可以与大人一起包春卷了！那一刻，家人有说有笑，长辈对晚辈特别和蔼，小孩子们也可以放肆一把。在一个物质匮乏、需要样样自己动手的年代，反而有一种亲近感。这不是简单的包饺子、裹春卷，而是家庭的年度庆典。在热闹的过年之中，你被确认为家庭的一份子，你是“我们”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今天的孩子还有这样的感觉、这样的期盼吗？他们去见奶奶，看舅舅，内心盼望的大概只是一个大红包。红包到手，孩子们立即撇下大人，玩自己的游戏去了。“我们”不再是一个精神的归属、话语的共同体，而只是物欲性的交易空间。没有了金钱，就没有了“我们”。


一个没有集体仪式的节日，称不上真正的节日，只是随心所欲的私人假期而已。比如最具政治性的国庆节，对国人来说，只是一年中最美妙的旅游黄金周。于是高速公路挤到瘫痪，成为停车场；各大旅游景点如沙丁鱼罐头，游客前胸贴后背，随时有踩踏的危险；香港的旺角、台北的101高楼、韩国的济州岛、日本的北海道，都是此起彼伏的中国人大嗓门。回到我的童年时代，虽然没有机会出去旅游，但孩子们的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期盼：十一晚上的焰火。夜幕刚刚降临，就早早爬到屋顶上，远远眺望人民广场上空，等待着缤纷灿烂的一刻。说实话，当年对国家的认同，一小部分就是在国庆的美丽焰火中萌芽的。今天的小孩子，不再知道国庆焰火为何物，也无从感受此节日与彼节日意义何在。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春节、清明、端午，还是元旦、五一、十一，通通都是毋庸上班的国定假期，是出外旅游的难得机遇、是发呆、睡懒觉、打通宵麻将的大好时光。


近年来，出于商业利益和旅游文化的考虑，各地政府也在春节期间组织了各种看似热闹的活动，诸如大年夜头香、新年撞钟、初五迎财神、元宵灯会等等。尽管人潮汹涌，却与社群无关，与“我们”隔缘，只是一大群彼此陌生、相互隔膜的个人，各怀心思与愿景，偶然聚在一起而已。今年元旦上海外滩踩踏事件的发生，又令政府管理部门倍感压力，不少活动取消了之。节日衰落的背后，正是“我们”的匮乏与公共社群的解体。


你说春节不再有公众性文化仪式吧，却有一个大大的例外，那就是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这个中国春晚，大概是除了奥运会、世界杯之外，全球观众最多的电视大派对了。从最初十亿人的乐乐呵呵，到这些年的集体吐槽，不管你喜欢还是讨厌，春晚已经成为春节中最具标杆意义的文化仪式。它借助电视屏幕所形成的，是一个虚拟的、想象的共同体。


春晚创办于八十年代，那时候的中国刚刚步出红色的革命年代，进入世俗化的欢乐年华，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和文化启蒙带来的自由氛围，让国家有向心力，民族有凝聚力，人民有认同感，再加上当时观众的欣赏口味尚未分化，十亿人民一台戏，春晚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中华文化的“我们”。好景不长，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巨变。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分化的加剧和全球化带来的裂变，使得文化上具有高度同一性的“我们”不再存在，都市文化与乡村文化、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年轻人文化与老年人文化、土豪文化与屌丝文化之间发生了深刻的断层，众口难调，莫衷一是，不要说13亿人，即令是同一家庭的三代人，都很难坐到一起，欣赏同一台戏。大年夜的“国菜”春晚呈台阶性的滑坡之势，它的衰败还在半程，远远没有滑到谷底。


今年压过春晚的头条新闻，竟然是异军突起的抢红包。这场移动手机上的全民狂欢，令几亿国人无心年夜饭、无暇春节晚会，专心致志埋头刷屏。抢红包将会成为新的春节传统吗？它将形成社群性的“我们”吗？一切皆有可能。


在这场抢红包大战中，，微信战胜了微博，这匹马（马化腾）打败了那匹马（马云）。原因无它，乃因为微博基本是陌生人形成的公共空间，而微信则是私人性的社交网络。这几年由于社会与政治的外在因素，公共空间急剧衰落，陌生人之间充满了警惕与不安全感，大批“微博控”逃离公共空间，躲到微信群一角，在熟悉的小圈子中交换信息、寻求慰藉、相濡以沫。每一个微信群，就是一个由各种血缘、地缘、学缘、业缘，或者利益、情怀、趣味所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它们形成了一个个导向单一、边界清晰的“我们”。


春节的抢红包无异是微信群的公共文化仪式，它通过小共同体的集体参与，实现了社群内部的分层建构：发红包的通常是群里的精神领袖或大佬土豪，他们以自己的慷慨大度验证自己在群里的独特身份，并跃跃欲试老大的位置。抢红包的多是社群中的屌丝活跃分子，他们在乎的不是钱，而是那份被接纳的感觉和参与的快乐。而对抢红包态度冷漠的则是群里的边缘分子，平时对群不即不离，满足于淡定的潜水者。红包的内涵是传统的，但抢的方式却是时尚的，其中有运气、有刺激，玩的是心跳，炫的是亲热。


很有可能，抢红包将成为中国人过年时节的文化新传统，它以传统的内涵、时尚的方式重构了一个个“小微”共同体，形成了无数个既虚拟又真实的“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生活在社群之中，但他只是某个固定社群中的一份子，“我”对“我们”从一而终。然而在今天多元、交叉的网络社会，每个人可以同时属于多个“我们”，进出自由，转换自如；每个人是分裂的，又是统一的，足见现代人身份的多重与人性的复杂。


不过，春节将因抢红包而回归为节日吗？由无数个小众的、脆弱的“我们”所合成的社会，将会是一个更大的“我们”吗？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注】本文原标题《春节断想：“我们”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