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羊娃的足迹》与深圳

《放羊娃的足迹》与深圳

旷 昕

　　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注定了一般青年作者少有同时深入现实生活和历史时空中去做细致扎实的体验采访甚至考据的，杨勤良恰恰就是这样的作者，他工作之外全部精力和个人爱好都放在了这个“第二职业”中。根据写作的需要，他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采访数百人，行程上万里。采访实录和笔记往往是作品字数的十几倍几十倍。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的《放羊娃的足迹：记老红军王鸿荣》，是一部典型的红色军旅传记文学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正能量。

　　本书描写一个没有名字的穷苦放羊娃成长我军高级指挥员（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的经历。传主王鸿荣70年的革命生涯与我军从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到新中国的国防军的各个发展时期同步。

　　他是陕甘红军的第一代骑兵，西北红军的创始人习仲勋将16岁的他引导进红军队伍，并亲自为他取名王鸿荣。他参加了陕甘红军所有的战斗，全面抗战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120师359旅的一员在抗击日伪军的激烈搏杀中逐渐成长起来，到解放战争他已是团级指挥员，先后参加了中原突围、转战鄂豫皖、挺进大别山、解放襄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他投身公安军、解放军野战部队的建设，参加桂北剿匪，东山岛保卫战直到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广州军区副参谋长等职。

　　本书通过对王鸿荣70年战斗生涯的描写，让读者感悟和接受的正是当下逐渐缺失、需要大力弘扬和传承的爱国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

　　作者杨勤良是深圳本土成长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年轻的深圳养成了一大批描写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作家，但创作非虚构类作品的不多，而专门创作红色军旅传记文学的作家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军人出身的杨勤良经历过战争的洗礼，从血与火、生与死中走出来，逐渐将自己的情感世界寄托和融入了军旅，情有独钟地醉心于红色军旅文学的创作。

　　深圳这座新兴的城市注定了一般青年作者少有同时深入现实生活和历史时空中去做细致扎实的体验采访甚至考据的，杨勤良恰恰就是这样的作者，他工作之外全部精力和个人爱好都放在了这个“第二职业”中。根据写作的需要，他每创作一部作品都要采访数百人，行程上万里。采访实录和笔记往往是作品字数的十几倍几十倍。包括传主的身世，与传主有关的人和物，生活战斗的重要环境和场合，他都要做扎实的探访、勘察和考证。他在追求一种下结论之前穷尽一切相关元素的方法——几乎达到了专业史学研究者的治学要求，这无疑是创作非虚构类作品质量保证的重要途径。

　　就是揣着这样的执着和激情，杨勤良二十年来创作和出版了《铁血战士谭友林》（兰州军区政委）、《罗霄山之子——记幸元林将军》（乌鲁木齐军区副司令）、《一代骁将曾保堂》（山西省军区副司令）、《放牛娃的足迹——记老红军王鸿荣》（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军人本色——曲国元的一生》（海军航空兵奔牛场站副站长）、《湘中红旗姜亚勋》（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近十部非虚构类“红色军旅”传记文学作品。在改革开放经济大潮澎湃的深圳，冲锋陷阵的战士已成长为专写军人的红色传记文学作家，成为深圳“文学深军”中耀眼的一员。

　　通览杨勤良的作品，可以归纳出四个特点：

　　一是，史实客观。大事忠于史实，细节合乎情理。做到了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二是，语言朴实生动、情节紧扣人物，构思最接地气；三是，思想内容潜移默化，给读者补充正能量于无形；四是，历史线索和故事逻辑清晰。使读者在文学故事享受中清晰看到一段历史的截面和发展逻辑。

　　当一部作品具备了这四个特点时，也就难能可贵地做到了“三个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传主负责、对读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