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原始农业

　　九江地处长江中下游南岸，境内襟江带湖，雨水充沛，沃野千里，物产丰饶。据历史遗存印证，新石器晚期，就有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在认识和利用自然的漫长实践中，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农业文明，为人类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
　　鄱阳湖——长江流域的原始农业萌芽于八千至一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则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时，散布在九江各地山丘、河谷、湖畔的先民们已经能磨制出各种形式的石器掘土耕作，种植农作物；进行狩猎、捕捞和采集，用坯体甚薄的陶器作生活用品和制造纺轮，用野生纤维织布做衣，开始掌握农耕、造屋、制陶、渔猎、纺织等适宜的技术。

　　水稻是当时的主要种植物，在修水山背、九江神墩等遗址中都发现大量含有稻秆、稻谷壳的草拌泥。同时，在山背遗址中还发现4粒碳化的花生，这表明当时此地就已经开始种植花生了。

　　1961年，在修水山背跑马岭遗址中发现石质生产工具89件(锛29、斧10、镞24、刀8、凿3、铲4、网坠3、砺石8)和陶纺轮26件。这些石器特点鲜明：磨制精细，体大身长，浑厚粗壮。俟后，在九江神墩，武宁澧溪、湖口文昌湫等遗址中相继出土的生产工具有石锛、石斧、石钺、石钻、陶纺轮、陶网坠等，这都是当时居民用作砍伐、翻耕、收割、渔猎、纺织……的作业工具。

　　在各地发掘的房址、养鸭场、墓葬中的众多陶制生活用具(包括鬻、豆、鼎、壶、碗、钵、罐、盂、缸、觚、器座、器盖等)佐证了人们已经结束那种游移不定、到处开荒的状况，开始在几块土地上轮流倒换的定居生活。农业的耕作方式也脱离“原始生荒耕作制”阶段，而进入了“锄耕”或“耜耕”的“熟荒耕作制”的阶段。从湖口文昌湫等遗址挖掘发现，人们开始意识到土壤肥力与作物生产的关系，因此，采用火耕，既开辟了土地，又增加了土地的肥力，懂得一块土地肥力耕尽即抛荒另辟新地的重要作用。(撰文/崔若林)

北大浪子萌萌的北大随笔（188）

怀念北大第一任校长严复先生

新浪网教育

2009年11月8日

　　很久以前就知道严复先生的大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启蒙思想家，有“中国的盗火者”之称，也知道他曾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但我却一直不知道他担任北大校长期间曾经做过什么事情，甚至以为他和民国初期走马灯一般更换的十多位北大校长一样，在校史上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

　　直到我在校史馆看到严复先生担任校长期间详细的介绍，以及他那篇著名的〈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这种印象才被彻底的打破，代之以由衷的感怀和敬佩。

　　从那时起，我就想为严复写一点文字，不是写人人皆知的思想家、翻译家严复，而是写鲜为人知的老校长严复，就像当年孔夫子谈起管仲时的心情：“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今天，终于有这个机会了。

　　当年严复在欧洲留学时，与日本的伊藤博文、东乡平八郎是很融洽的朋友。回国之后，伊藤博文很快步步高升，成为日本首相；东乡平八郎投身海军，最后在日俄战争中歼灭沙俄第二太平洋舰队，成为名噪一时的海军大将。

　　惟有严复在中国守旧的官僚面前碰的头破血流，“温温无所试”，躲进小楼翻译西方启蒙思想著作，实乃迫不得已。不过古往今来的大学问家，没有几个是心甘情愿做成的，一大半倒是被时势逼出来的。

　　若不是落到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地步，孔子不会有工夫编正〈六经〉，司马迁不会下决心写〈史记〉，康德也不会一门心思写完〈纯粹理性批判〉。比起“左抱赵姬，右拥楚女，坐金银高堂之上，享太牢馐庖之珍”的春风得意之士来，严复倒算是幸运的了，至少他的才华在当时的条件下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

　　伊藤博文也好，东乡平八郎也好，与严复同时代的无数“中堂”“制台”大人们也好，其所做的事情比起严复所从事的工作来，实在是太不值一提了。

　　他的一生都在致力于唤醒四亿人口蒙昧的心灵，将现代文明人所必需的精神状态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他们，为他们黑暗的心灵点燃一盏如豆的灯火，寄希望于它可以被更多的人传下去，直到成为燎原的烈火。

　　这在严复生活的时代似乎是一件无望的工作，看不到任何成功的希望，只会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他最终的成功与其说是因为他的天才，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坚持，日复一日永无休止的忧劳——终于，他使他的同胞意识到了作为“人”的尊严、作为“公民”的权利和生活在“科学”时代所必须认识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严复是现代中国的开创者之一，一点也不过分。

　　当辛亥革命的烈火终于烧坍了旧帝国的建筑时，严复的命运仿佛是焕然一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使命以一种戏剧化的方式被交到他手中——京师大学堂，这个戊戌变法唯一保留下来的成果，也是腐朽的清朝教育体制中极少的亮点之一，在共和的新时代里面临着尴尬的十字路口。

　　北京已不再是帝国的首都，大学堂也不再享有至高无上的官方地位，只剩下一脸茫然、连吃饭问题都无法保证的教师和一块已经开始褪色的金字招牌。

　　1912年5月，这块金字招牌也被取下了，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北京大学，严复也成为了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手中既无金钱又无社会关系，有的只是在长期的学术经历中养成的那股子锲而不舍的精神，他用这种精神创造了一块崭新的金字招牌。

　　翻开严复担任北大校长期间的公私信件，绝大部分都围绕着一个“钱”字。严复并不是市侩的小商人，但一个学校总要有最起码的经济基础才能生存。

　　在民国政府经济困难的时候，教育部甚至一再要求“停办北京大学”，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开支，另一方面也是想去掉严复这颗眼中钉，因为他的学者脾气实在是伤了不少大官人的面子。

　　不过官僚们实在是小看了严复，这个瘦弱寡言的学者竟然挥笔写就了洋洋洒洒的〈论北京大学不可停办说帖〉，直接呈到当时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案前，将教育部对北大的责难一条一条批了个淋漓尽致，“中国不可一日无北京大学”一时传为美谈。

　　

　　在为北大争取生存权利的同时，严复还以学者的深邃思想撰写了〈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大学文科应该怎样办好，法科、商科应该怎样办好，理、工、农诸科又该怎样缩小与西方的差距，如何在实现世界一流的同时保存本国特色……

　　这些思想实在是太超前了，在社会如此动荡不安、官僚军阀们都忙着争权夺利的民国元年，竟还有这样一个头脑在思考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未来，不仅是北大之幸事，更是中国之幸事！

　　然而，要靠一己之力和庞大的官僚机器做斗争，严复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支撑不了多久。早在就任之初，他便忧心忡忡地说：“财政问题若无解决，则早晚终当辞职也。”

　　北大缺钱，实在缺钱，即使一旦稍微拿到些资金，就有人“纷纷来我处运动差事，甚于从前，极难对付”，身为校长的严复也因此开罪了不少鹰犬，成为了大官人们“向诸不要脸、无价值之报纸，实地造谣，煽惑人心”的对象。

　　到了10月7日，严复看到筹款无望，人际关系的浑水又越搅越混，中间夹杂着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前清遗老与西洋新派的种种矛盾，终于下定了离开北大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对学者严复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现在他终于可以像过去20年中大部分时间一样，在学术的海洋中消磨余生了。

　　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北大校长就这样走了，他留下了一个危机四伏、缺钱缺物的北大，然而也是一个具备了一流精神底蕴和办学思路的北大。

　　此后北大的校长换个不停，被学生赶走者有之，还未到任就被迫辞职者有之，直到1916年，曾经长期与严复先生不和的蔡元培先生终于接到了北京大学校长的任命状。

　　虽然和严复完全是两条道路上的人，但蔡元培却完美地继承和发展了严复的办学方针，严复当年的奋力拼搏终于没有变成镜花水月，而是长成了参天大树。从那以后，任何想动摇北大地位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了。
　　谨以此文献给老校长严复先生诞辰150周年。

　　本文摘自《北大浪子萌萌的北大随笔》责编 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