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业之困 温州钱生钱的游戏

　　“我没有逃。”见到三旗集团的总裁陈福财时，他正在乐清柳市镇最好的酒店请客，目的是找中间人缓解他和四家企业关于企业互保资金的纠纷，这时，三旗老总逃跑又回来的消息已传遍温州城，他也成为信泰集团胡福林之外第二个“跑路”回来的人。

　　如今的局面让他很尴尬，“我是‘被破产’，这是很丢脸的事，我手机一直开着。”说话时，他始终压低嗓音，格外焦躁不安。另一位老板也为其辩解：“这么多人都逃了，唯独陈总跑了又回来还清债务。”陈听后脸色大变，他放下茶杯：“都是诽谤，我的集团一直做得很好，我投资很多，只是暂时遇到困难而已。”

　　2006年，陈福财除了做老本行电缆产业，还投资了服装业，但很快以转型失败结束。2008年，在银行贷款相对宽松的情况下，他又转战进入地产，“看着别人搞投资很赚钱，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时的陈福财还在秦皇岛投入了大笔资金做起葡萄酒产业，在他看来，来钱快。2010年以来，宏观货币政策趋紧，银行融资越发困难，他的资金链开始急剧紧绷，三旗集团一度陷入了步履维艰的境地，三旗与其他四家互保的公司的关系更是雪上加霜。

　　现在看来，陈福财至少有重新翻牌的机会，而那些遭遇资金链断裂、欠巨款潜逃或趁机携款“跑路”老板该何去何从？这场疯狂的跑路潮已经激起了众人的神经，国庆节期间的温州城，始终阴雨绵绵，气氛异常压抑。

　　10月4日，***总理亲自到温州召开座谈会，根据温州市委相关负责人汇报的数据显示，截至4日，温州“跑路”老板共有96个。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称，这组数据还排除了一些不知名的小企业，逃跑的实际数量远超出这个数字。

　　钱生钱的游戏

　　“一个月前，一句谣言就可以把一个企业家逼跑、逼跳楼。”说这话时，龙基煤炭有限公司的董事长陈会聪刚被一位做房地产的好友江某卷走1700万，他同时开着一家担保公司。

　　确定江某“跑路”的消息后，陈开始疯狂寻找江某的下落，甚至发动各种关系定位江的车，并通过公安系统24小时监测江的身份证。根据陈会聪掌握的证据，江欠下的资金高达1.7亿，最初，江某融资1.3亿，但投资房地产后只有4000多万，基本上都用来赌博、挥霍了。

　　陈会聪从警方了解的信息断定江某的潜逃早有预谋。如今的局面，让陈会聪“肠子都悔青了”，他实在没料到“钱生钱”的游戏速度太快。利滚利的刺激，谁能耐得住寂寞？陈会聪算了一笔账，1000万，4分的利息，一年最低要890万的利息。让陈会聪深有体会的是，在温州，除了老太太们有时间可以出去吃饭、散步、聊天，90%的人都在放贷。

　　尽管这种紧张形势陈会聪在去年就已经预感到，但因为多笔资金无法清算，一直难以脱身。2011年年初，陈会聪先是被“跑”掉1000多万，都是亲戚朋友的资金，只能吞回肚里，垫付利息。但没想到，又被朋友压了2000多万，人没跑，但讨不回债，陈只能硬撑着，甚至怀着侥幸心理。

　　如今，陈会聪的主要工作是看人、要债。就在8月份，他找线人“抓”住了逃到杭州的债务人，扣住了对方的两辆劳斯莱斯，至今还关在厂里。上个月，他在北京也被债主“监守”了三天，他劝起对方：“大家不能这样相互逼下去，是一起死，还是缓一缓，共同走出困境？”

　　人人自危的氛围让陈会聪深感恐慌，他下一步打算把房产都卖了还债。而撑不住的人，只能逃。

　　一个月前，陈会聪的朋友坐飞机时关机两个小时，没想到一位债主因打不通电话，立马通知所有债主说老板跑了。很快，一群债主冲到工厂，搬掉机器，砸掉厂房。朋友回去一看，全空了，立马跑路。

　　两个月以来，无论是温州的街头巷尾，还是本地的“703”论坛，“跑路”都是最热的话题，这轮疯狂的跑路潮也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据统计，在跑路重灾区的龙湾永强，仅8月份就发生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温州人对借高利贷者的称呼）有三人。一时间，上百家担保公司纷纷倒闭。

　　陈会聪坦言，一旦触上“老高”这个行业，就没有心思再做实业，他对煤炭的投资也一再耽搁。最高时，陈会聪每天的资金流达1亿，一天最差的收入也有30万。一次，有朋友需要5000万，一个电话，不到两个小时，陈会聪的5200万就打了过去，没任何票据，全凭信任和关系。

　　来自央行温州中心支行上半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市场规模达到1100亿，有90%的家庭或个人、59.6%的企业参与。其中，用于一般生产经营的仅占35%，用于房地产的占20%，停留在民间借贷市场的规模高达40%，而据温州当地多位知情人士透露，实际的民间借贷规模远远不只这笔数字。问题的严重性根本还未爆发出来，目前的情况也只是冰山一角。而庞大的资金链所涉及的人数和资金也远远无法估量，巨额的资金到底流向了哪里？

　　资金链断裂

　　2008年，随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出台，银行大量放款，使得多数企业都拿到了可观的银行信贷，也形成了恶性的膨胀问题。胜武实业集团的总裁杨胜武在2008年获得了10家银行主动上门的融资，共计2亿元，闲钱多了，实业用不完，杨胜武只能做投资。他首选房地产行业，不仅是趋势，也赚钱。

　　2008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很多外地项目很具诱惑，在投资本地实业上和对外投资上，企业大多会选择后者。2010年后，在CPI高位徘徊的严峻形势下，货币政策转向紧缩，此后，央行5次加息，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21.5%。8月底央行再发通知，将商业银行的保证金存款（包含承兑汇票、信用证、保函三部分）纳入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范围。

　　国家一松一紧的宏观调控，使得大多数中小企业都难以承受，仅两年的时间，很难满足一个项目的建设周期，大多数项目还未产生效益，便面临着资金链紧张的问题。且企业的投资项目大多在外，需要后续资金，这就面临着主业、副业的双重困境。银行拿不到钱，为维系项目的资金需求，只能增加民间借贷在资金中的占比，导致民间借贷需求旺盛。

　　另外，金融危机以来，山西煤改、迪拜危机、楼市限购、股票暴跌，更使得钱都回流到了温州，受高额利益驱使，资金自然流回民间。一位业内人士称：相当一部分机构和个人一直在从事民间借贷活动，且资本越滚越大。而温州钱也迅速席卷到北京、上海、杭州、东北、山东等地区。

　　几乎是一夜之间，融资、担保公司、寄售行在温州遍地开花，就连原来很多街头小饭馆，都很快被寄售行、融资、担保公司“占领”。其中，温州某家写字楼，空了一年没人租，在“高利贷”异常盛行的情况下，整栋写字楼，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入驻了160多家担保公司。

　　温州一位从事民间信贷的总裁坦言，当时大多数企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打着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口号，把地拿下来之后，贷款出租，实际上还是在做科技含量很低的传统产业。“传统产业到底能赚多少钱，大家都看得到。”一旦遇到找银行贷款时便开始做假账，一边贷款过来，一边再贷出去，把拿回的利息支付给工人，完全够用。

　　而根据温州市银监局的报道显示，过去温州所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全国最低，仅为1%。事实并非如此，所谓的银行贷款率几乎由民间资本在支撑，民间更是承担了银行所有的风险。在国家货币政策宽松的情况下，企业大多选择28号从民间借贷资金，30号准时还银行贷款，3天后再从银行贷出还8号的“高利贷”。在银根异常紧绷的情况下，银行几乎采取了只抽不放的政策，一方面，银行答应给企业续贷的资金迟迟不兑现；另一方面是民间“高利贷”，二者无疑堵死了企业的血脉。如今危机爆发后，让银行的坏账率也急速增加。“我们的银行不仅没有雪中送炭，反而釜底抽薪。”周德文多次在公开场合披露。

　　资金链的断裂，也最终让大笔的消失的资金开始浮出水面，更使得银行、债权人、债务人、担保方四者互相捆绑在一起。大多数企业主只能承担着杨白劳的角色，欠债的人甚至比债权人更“潇洒”。

　　根据温州某企业董事长透漏，目前被跑掉的资金除了一部分的盲目多元化投资，很大一笔资金流向不法用途，更多的是涉及到赌博、白粉、吸毒，奢侈消费。

　　温州市委某研究室主任于峰（化名）称，如今的局面其实是2008年金融危机放缓了洗牌的时机，而一松一紧的政策又加剧了危机，整个企业的基本面没有达到根本的改变，最终导致资金链的崩盘。

　　实业之困

　　不可否认的是，民间借贷确实为一些中小企业解决了燃眉之急，但它的高利率加大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同时也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据了解，温州目前民间借贷的利率水平已超过历史最高值，一般月息是2分到6分，有的高达1角，甚至1角5分，年利率达180%。而温州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毛利润不会超过10%，借高利贷很容易把企业逼上绝路。“老高”最终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两年做电气电缆产业的胜武集团总裁杨胜武越发觉得日子煎熬，首先是原材料价格上涨，铜由原来的2.2万涨到现在的8.7万，上涨近4倍。其次是工人工资，由1000元涨到2500元，加之四险一金，为企业增加了50%的负担。而银行融资成本更是急剧上涨，除了利率提高，银行直接放贷减少，还要通过银票、商票、承兑汇票贷款。杨胜武称，承兑汇票现在最高调到9.3%，如果贷1000万，要压50%，即开2000万的银票，压1000万，但承担2000万乘以9.3%的利息，“哪个靠传统制造业的企业能承担得起？”

　　据浙江省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1432.2亿元，虽然同比增长32.4%，但实际上利润主要集中在从事资源性行业的大企业、大集团，而传统产业中的广大中小企业，则面临比往年更为严峻的生存发展形势。数据还显示，1月到5月，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亏损面为15.6%，亏损额度达81.8亿元，同比增亏27.6%。

　　与2008年金融危机不同的是，当时没单，现在是有单不敢接。巨一集团总裁李爱莲如今很担心，前不久，她刚刚经历了隔壁鞋厂正得利鞋业老板的跳楼，而身边“跑路”的鞋厂老板接连增多。李爱莲不得不放慢步伐，挑选订单，目的是先稳住。她担心鹿城的多数鞋厂能否熬过年末的“鬼门关”，而银行的只收不贷，一度让她放弃多项投资计划。

　　与巨一集团遇到同样困惑的企业不在少数，大多数企业老板表示目前只敢接一些能见到资金的短单。

　　温州江南船舶有限公司的董事长胡国强更是在2011年一单未接，在他看来，造船业今年陷入了最低谷的时期，他直言现在有50%的船厂都在硬撑着，胡国强打算再观望一段时间，如果政策没有好转，银根一直紧下去，税负依旧很大，就转行做运输业。

　　为什么没人愿做实业？银根紧缩也使得整个企业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巨一集团总经理潘建在投资房地产时，算过一笔账，一年销售10个亿，利润10%，赚1亿，10万平方左右的楼盘，通常需要四年左右的周期，而大一些的鞋业集团做三年的实业才能赚回一两个亿。在资金运转正常的情况下，对于小型鞋业而言，订单量少，其他成本上涨，利润也格外低。

　　而不做实业，必然会使得部分企业进入一些高投资回报的领域，这也导致很多企业卷入民间借贷。大多数人难以抵挡资本的诱惑、耐不住寂寞宁愿赌一把。

　　做了一辈子实业的基安机械公司的董事长陈纪恩见证了改革开发以来的温州发展，他用“经济瘟疫”来形容这次危机，作为土生土长的温州人，他曾以温州人靠勤劳致富，靠做实业发家而骄傲，而今的温州却令他异常生疏，盲目投资、多元化的集团发展在他看来多数是“打肿脸充胖子”。不到30万人口的柳市镇，遍布着大大小小80余家集团。

　　昔日的柳市作为电器之都，如今有几家企业在踏踏实实做实业？陈纪恩把这次倒下的公司分为两种，一种是盲目多元化投资，企业资金链断裂；另一种是某些企业主好赌，奢侈消费挥霍。这些年他开始恨起温州，甚至把将来养老的房子买在了宁波，资金链紧绷让他感觉日子越发难熬，甚至不知道能否“扛”过这场风暴。

　　“这次危机也预警着温商不要再指望一夜暴富的日子。”于峰称，真正踏实做实业的企业，虽然有困难，但没有出现根本性的问题，无非就是日子过得紧一点而已。

　　转型机会

　　于峰认为，短期内稳定住目前的危机，恐怕只是应急的治标措施，而根本问题还要结合内外因素。

　　针对温州民间异常活跃的市场化导向，民间借贷的合法化更凸显重要，这也要供需双方能够在一个阳光化的平台下面去对接运行。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认为建立起完善的民间借贷法律体系显得格外重要，而要解决根本问题，政府需要建立民间经济交易市场，把民间信贷由地下转入地面，并且能保证借贷信息对称，

　　同时，这次危机也使得很多企业面临着重新洗牌，温州大学商学院常务副院长张一力强调，温州商人更要一改过去“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的心态”，通过现在的局面，要稳定、治本的话，企业将面临新一轮的重组和兼并。在张一力看来，温州企业要想在全球市场上有核心竞争力，一定要具备科技和创新的成分，而市场竞争永远是非常激烈非常残酷的，没有很宽松的日子，永远面临着紧张的局面，必须要经得起市场的冲击。从企业组织形态来讲，企业要联合、重组，也需要龙头企业带动，更要保持建立产业集化这种稳定的结构。

　　温州近几年一直没有进行真正的产业升级，如今也面临着机会。“这次不死，下次还会死。”张一力称，从整个经济产业层面来看的话，无论是做传统产业也好，还是做新兴产业，一定要有核心竞争力，建立自己的品牌。

　　而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担忧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民间挤兑，将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如今的局面已经趋向“暴力讨债”。他希望债权人的利益更要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旦这部分人的合法权益被忽视，很难确定是否会引发新一轮的“跑路”潮，而跳楼的主角将是债权人。浙江品盛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华丰从8月份以来，接待因高利贷引发纠纷的客户近5000人，这笔庞大的数字也让陈华丰格外紧张，他预感如果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接下来，很有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

　　温州企业家如今所面对的不再是过去改革开放之初的国内竞争，更是来自全球的竞争。过去“做产品就能赚钱，做什么都赚”的时代业已终结。这次危机也给温州的企业家敲响了警钟：暴利时代已经终结了，不要再指望着一夜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