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贤明：“保护官员”，财产才能公开

　　就现实操作而言，从“保护官员”的角度出发，加强监督力度，逐步使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化、法制化，使官员行为真正纳入社会监督范畴中。

　　最近，我出席了几场学术会议，也在不同场合做了一些学术报告。有个深刻的感受是，人们对官员财产公开正在形成共识。有的专家甚至提到，这是一件事关全局的大事，是抑制体制机制性腐败、增强社会信心的必由之路。就官员财产公开一事，我也与多位政府官员交流，但均没有得到积极的响应。换言之，目前官员财产公开仍然处于民间“单相思”的局面。

　　温总理说过要“创造条件让群众监督政府”。在这些条件中，官员财产公开无疑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都不能具备，说监督政府、监督官员就很难落到实处。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变当前这种“单相思”的格局？如何使财产公开制度让社会满意？

　　问题很简单，但要解决就不简单。我们可以从这两个角度，思考下制度的设计：

　　监督既保护

　　要建立起制度化的财产公开申报制度，我的担心是，过于强调对官员的监督，反而使官员财产公开很难推进。在突出官员财产公开监督属性的同时，更要强调，监督也是对官员的“人生保护”——因为，一个没有刹车系统的车，是最危险的；同样，一个没有监督的官员，对他个人来说，也是风险最高的。

　　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历时一年，搜集了数千个案例，选编一套《后悔迟——重拳反腐案例选编》。在这些案例中，客观地说，有一些落马官员的反思只是一种应景式的反思，没有触及到问题的根本。把问题根源归纳到人生观价值观，实质是没有真正明白——缺乏公开透明的监督，官员可以任意胡来，缺乏人生的刹车系统。而公开透明的监督，不仅对官员有约束，更是对官员的保护。

　　在公开透明的监督下，第一，可以保护官员合法的消费权。前段时间官员子女出国留学权问题引发各方讨论。再往前，官员的手表、香烟等，莫不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在没有公开透明的监督下，在官员财产不公开不透明的情况下，官员合法消费权会天然受到质疑；第二，可以保护官员行为不越轨，保护官员终生权益。

　　客观地说，体制内监督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但还需要其他方面的的补充，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社会监督。在公开透明的监督下，官员一时无法获得黑色收入，但至少可以保证稳定、合法的收入。只要官员意识到了监督既保护，那么，财产公开，在他们的思想上就不会被抵制。

　　“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在这个基础上，还需要有合理的制度设计，以进一步降低推进官员财产公开的阻力。官员财产公开的现实问题是：财产公开后，会不会对追溯某些官员的不法行为？从理想角度看，追溯是必要的，利用权力贪污腐败，在任何社会都是不被容忍的。但从可操作角度看，需要明确一个时间点，实施“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

　　中国改革最大的特点，是在尊重利益格局的基础上推进相关的改革。最高要求是实现帕累托最优，最低目标是避免“帕累托累退”。为什么中国改革进程中，对“老人”要“老办法”，就是尽量减产改革对“老人”带来的利益冲击，减少“老人”对改革的阻力。过去实践也表明，“老人”对新的改革举措至少保持中立，是改革推进的重要条件。否则，改革就成功不了。中顾委、双轨制等，无不是在这一思路下推进的。因此，推进官员收入与财产公开，也要“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采取增量式方法，由点到面地推进。

　　第一，存量财产申报不公开，增量财产申报并公开。在一定时点上，存量财产申报，但不向社会公开，但过了这个时点，收入与增量财产申报并向社会公开；第二，新提拔干部先公开财产与收入。在一定时点后，提拔进入领导岗位的干部，要把财产申报并公开作为基本条件；第三，个别领域先行公开。尤其是在工程建设、政法、金融等领域，率先推开领导干部财产公开；第四，鼓励地方大胆创新实验，将财产申报和公开作为官员推荐和自荐的内容，鼓励社会监督业已形成风气的地区，试点财产申报并公开，把其作为新干部提拔和任命的前提条件。

　　当然，最终的目标是，从“保护官员”的角度出发，加强监督力度，逐步使官员财产公开申报制度化、法制化，使官员行为真正纳入社会监督范畴中。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