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辉华：以制度设计让贪官接受改革

聂辉华，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人大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CFOS）副主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研究员（导师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Oliver Hart教授），中央组织部首批“青年拔尖人才”。研究领域是契约与组织理论。【以下文字是聂辉华先生专供搜狐财经稿件】

　　2012年是中国改革的“热身年”，因为从上到下都在谈改革。尽管全国都在议论改革的话题，但是关于改革的良策似乎尚未出现。关键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如何改，从哪里改？

　　当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公众尤其期待改革的大智慧。以反腐败为例。一方面，谁都知道官员腐败已经成为中国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另一方面，反腐败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权力却掌握在政府官员手中。让已经、即将或者可能腐败的官员来设计反腐败的制度，这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怎么可能让腐败的人接受反腐败的制度呢？然而，我要告诉大家，从经济学角度来分析，这不仅是必须的，而且是可能的！

　　让贪官权衡利弊，接受改革

　　经济学分析问题的视角是效率，对效率的定义是帕累托改进。如果一项政策在没有使任何人的福利变得更差的情况下，能够使一部分人的福利变得更好，那么这样的政策就是帕累托改进的。帕累托效率原则不仅是一个科学的标准，而且是一个道德的标准，这也许是经济学里唯一没有引起其它学科争议的原则。在经济学者看来，任何改革都应该是帕累托改进的，即改革不应该产生输家（loser）。

　　当中国在1980年代掀起改革的大幕时，选择的改革战略是“先改增量，再改存量”。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发展、建立经济特区，这些重大改革举措无一不是贯彻了帕累托效率原则。然而，但改革开始涉及存量时，似乎必然对既得利益者造成损失，于是人们认为帕累托式的改革不复存在了。仍以腐败为例。如果一个贪官一年可以贪污100万元，我们用什么办法可以让他的利益不受损失呢？实行“高薪养廉”，将他的年薪提高到100万元以上？还是给他一笔固定的退休金，例如1千万元，让他体面地退休？似乎都行不通。

　　但这里存在一个误区。没错，改革的确是利益的重新分配，是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一场博弈。在这场博弈中，没有人会自愿接受使自己福利变坏的改革方案。但请注意关键的一个假设：是否变坏的参照点，不是当前的静态福利水平，而是终生福利贴现到当期的水平。在这个腐败的案例中，贪官要比较的两个方案是：如果不接受改革，继续贪污，那么他未来的全部收益贴现到当前的收益；他接受改革，反对腐败所得到的未来收益贴现到当前的收益。

　　更具体地假设一下。如果贪官继续贪污，会导致社会严重的社会冲突和政权动荡，那么他在未来某一天可能会被群众推翻，甚至绞死，最终一无所有。考虑了未来的风险之后，将贪官未来的收益贴现到当前，可能相当于每年收益20万元。因此，只要实行反腐败改革后保证他的合法收入超过每年20万元，理性的贪官就会接受改革方案。相比于继续贪污带来的福利，反腐败制度改善了他的福利状况，这就是一种帕累托改进。

　　让既得利益者了解不改革的严重后果

　　理论上，只要是提高社会总福利水平的改革，总是可以找到一种方案让各方面都成为赢家，这就是所谓的“科斯定理”。但这一定理背后隐藏了若干假设，关键在于这些假设是否满足。

　　第一，博弈各方，包括既得利益者（如贪官）和其他利益集团，都必须是足够理性的，能够计算未来的成本和收益；第二，博弈各方必须能够就未来的成本和收益达成一致；第三，帕累托式的改革方案必须保证得到实施。通俗地说，第一个假设意味着各方都是理性人，不能光看眼前，还要看将来，特别是要考虑到未来的风险。第二个假设是说，各方对于未来的成本和收益的估计不能差别很大，否则无法进行科斯式谈判。如果贪官过度自信，认为继续贪污可以安然无恙，那么他就不会接受反腐败的改革；或者他认为未来收益贴现到当前是50万元，而群众认为只有20万元，贪官就不会接受这一“赎买”的改革。第三个假设可能是最难的，就是一旦“交易”达成，任何一方必须遵守诺言，不能出尔反尔。但是，国家层次的政治交易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第三方来保证实施，这可能会导致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接受改革。例如，一旦贪官如实坦白并下台，新的掌权者（如群众）可能会违背事前的承诺，将贪官处以极刑，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谓的“时间不一致”难题。

　　如果上述假设不完全满足怎么办？这才是改革应该强调的重点。我认为，成功改革的关键就在于让不容易满足的上述三个假设得以满足，那么改革自然水到渠成。为了满足第一个假设，应该让既得利益者了解不改革的严重后果，这就需要允许全社会对此进行公开讨论。只有更多贪官意识到继续贪污的危险，降低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收益，才能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改革的方案。如果官员都是“裸官”，随时可以全身而退，那么要让贪官接受改革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为了满足第二个假设，应该允许全社会对各种改革方案进行公开辩论，并且允许讨价还价，从而各方就每一种改革方案的成本和收益达成共识，才能找到最佳的改革方案。

　　而且，既得利益者的预期成本和收益都是可以变动的，这取决于制度设计和社会博弈的结果。为了满足第三个假设，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必须是一项纳入宪政框架的制度安排，才能让博弈各方遵守承诺。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为了推行商鞅变法，立木为信，终于取得了民众的信赖和支持，才有了后来统一六国的秦国。今天的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智慧，更理性的态度，更好的方案来推进改革大业，重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