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寅恪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寅恪

谢小明

　　陈寅恪(1890-1969年)，祖籍江西修水，1890年7月2日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为“戊戌变法”时期力主新政的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光绪进士，清末著名诗人，同光体诗派代表人物，“新江西诗派”的首领，与谭嗣同、陈宝廉、吴保初并称“四大公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享有“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 “学术巨人” “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等赞誉，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史学大师。
　　
　　一、海外留学
   
　　陈寅恪的留学经历大致分为了4个阶段：求学东嬴、辗转欧洲、赴美学习、居德苦读。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随兄陈隆恪东渡日本。两年后返回南京，与兄陈隆恪一起考取留日官费生，兄弟俩又同去日本。一年后，陈寅恪因病回国。1907年，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1909年秋赴欧，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先后游学挪威、瑞士诸国，其间曾入苏联黎世大学就读。1912年秋，陈寅恪自瑞士返国，次年春，再赴欧读于法国巴黎大学，旋往伦敦，其间短期回国，再次赴法。1913年秋，江西省教育司电召陈寅恪回南昌阅留德学生考卷，连阅三年，留居五载后，赴美入哈佛大学师从著名美国梵学家兰曼研习梵文、巴利文两年。1921年，陈寅恪离开哈佛，再次赴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及其他东方古文字，凡四年。1925年，回国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这24年时间里，其中负笈海外的时间大约有18年，在留学生中可谓经验丰富。
　　
　　二、研究院导师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的教师职称中有一个特殊的称号：导师。它的含义大概有下列几条：第一，他们的主要职责不是“教”，而是“导”；第二，他们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学生(包括研究生)，但又不限于学生，助教、教员、专任讲师以至于教授，都可以从他们的教学和研究中获得教益；第三，他们的物质待遇一般都高于普通教授。
   
　　1925年，清华发生了一件对中国学术影响深远的大事：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研究院的宗旨是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当时的清华是个留美预备学校，留美预备学校来办国学院，这本身就是要吸收西学来建设自己的文化。新成立的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第一位是开创用甲骨文研究殷商史的王国维；第二位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作等身的梁启超；第三位是从哈佛大学回来的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三位导师性格各异，但都大名鼎鼎。而四大导师中最晚到校的陈寅恪，在当时并不出名，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镇服人心的学位。陈寅恪出任研究院的导师，一说是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所推荐，他因为了解陈寅恪的博学而推崇备至。吴宓说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还有一说是梁启超提名的，据说梁启超为了推荐陈寅恪，还曾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曹云祥校长：“他是哪一国博士？ ”梁启超：“他不是学士，更不是博士，他没有文凭。”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摇了摇头，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事就难了。国学研究院的导师，怎么能连这些都没有呢？”梁一听这话，很不高兴地问：“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那我写的书多么？”曹很恭敬地说：“可谓著作等身。”梁愤然：“可我这些书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梁还说：“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会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就这样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的聘书，时年36岁。
　　
　　三、教授的教授
   
　　陈寅恪少时即博闻强记，后留学日、德、法、美诸国，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语言，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是我国20世纪的学术巨子，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享有国际盛誉。

　　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设的主要普通课程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每次陈寅恪讲课，校方就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课堂常常爆满，除了本校教授学生，还有很多校外教授学生被吸引来旁听，教室一换再换总是满足不了要求。
   
　　陈寅恪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总是风雨无阻，每堂必到。其他如朱自清、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着名教授，如有机会亦必来听讲。着名哲学家冯友兰可谓大学问家，在清华称得上名教授，他从1928年进校起，做过秘书长、文学院院长和“代理校长，但每回上《中国哲学史》课时，总看见冯友兰十分恭敬地跟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出来，边走边听陈寅恪讲话，直到教室门口，才对陈先生深鞠一躬，然后离开。这使清华的师生既感佩冯先生的谦逊有礼，亦深感陈先生的崇高伟大。
   
　　郑天挺教授称陈寅恪是“教授中的教授”。这是因为诸多名教授都是“慕名而来，满载而归”。周一良教授曾到清华偷听过陈寅恪讲魏晋南北朝史的课，他回忆道：“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深深为这所吸引。”姚从吾教授说：“陈寅恪先生为教授，则我们只能当一名小助教而已。傅斯年教授也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胡适则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就连水平极高的刘文典后来也承认，西南联大文学院真正的教授只有“两个半”，陈寅恪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自己只能算半个。刘文典还心服口服地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
   
　　陈寅恪到校后，清华园里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遇到文史方面的疑难问题，都愿意向他请教，而他也一定会给质疑的人一个满意的答复，人称“活字典”、“活辞书”。就连被日本史学界捧得如太阳的白鸟(库吉)教授，对陈寅恪也是佩服有加，白鸟研究中亚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奥国学者，复信说向柏林大学某教授请教，而柏林复信说应请教中国的陈寅恪教授，陈教授复信帮白鸟解决了问题。白鸟说“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早在1919年，吴宓在哈佛刚刚认识陈寅恪时，就宣称：“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那么，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64本，单是涉及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22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前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这两个事例一则说明他治学之勤奋，二则说明他钻研之深广，的确达到了纵横古今、贯通中外、车载斗量的程度。后来双目失明的陈寅恪在1953年末开始，只用半年，就完成了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到1965年止他又用口述方式让助手记录完成了煌煌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四、自由之精神
   
　　陈寅恪是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奉行一生的准则，并身体力行。1902年陈寅恪就留学日本，1925年他36岁归国就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在国外游学断断续续近二十年，他先后留学日、德、法、瑞、美等国，掌握了十几门外语，在归国之际，他已经是个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着常人无法企及的造诣的著名学者了。但有趣的是，他在这漫长的二十年里，却连一个起码的学士学位都没有拿到，更不用说一般留洋学者足以炫耀世人的博士桂冠了。陈寅恪恰如天马行空，忽来忽往，他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因为在他眼里那仅是一张废纸而已，在这整个留学过程中，陈寅恪的留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寻找、要获得真才实学，以期将来发扬我国的学术文化。因此，在他的留学生涯中，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哪里有真正的知识可学，他就去哪里，学到他所要学的知识就走，决不贪恋学位和虚名。因而未取得任何文凭或学衔。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名闻遐迩的权威学者，这一点，恰恰体现了陈寅恪不同于流俗凡响之处。他说：从前读书人学八股，是为了功名富贵；如今留学生又一窝蜂地学工程技术，虽所学不同，然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鄙夷之情，溢于言表。
　　
　　陈寅恪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中斩钉截铁地宣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固守信仰、真理，宁折不弯，有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固守者的人格魅力，风骨情操，常常会穿越时空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令后人炫目的光芒。
   
　　陈寅恪才高而气傲，他曾写道：“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负气二字，影响了他的一生。陈寅恪一度生活拮据，胡适想赠他一笔钱，但陈寅恪拒不接受，他决意用卖掉藏书的办法来取得胡适的美元。于是胡适就派自己的汽车到陈家装了一车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西文书，陈寅恪收了2000美元。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小，然而同书比起来，却微不足道——其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的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日军占领香港时，恰好陈寅恪在港。就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当时的物资极为匮乏，日本司令部便派人给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陈寅恪坚决不吃日军面粉，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则一边往外拖。陈寅恪拒绝同敌人修订历史教科书。不久，日本人有意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又以40万日币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哪肯为侵略者服务，坚决抵制日本人的威逼利诱，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辗转逃出香港，在民族大义上坚持了独立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后，踌躇满志、自比唐太宗李世民的蒋介石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李世民传》，暗中为他歌功颂德。陈寅恪坚决拒绝，毫不隐瞒地说“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1948年12月，国民党在败退前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陈寅恪的去留问题，始终让各方密切关注。当时，尽管北平已被解放军重兵包围，南京教育部的一架专机还是冒险飞临，有资格坐上这架飞机的，只有北大校长胡适和陈寅恪。到南京后，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寅恪一起去台湾，但他坚辞不就。1949年6月，国民党在广州组织了“战时内阁”，学人出身的杭立武出任教育部长。作为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的力倡者，杭立武深深懂得陈寅恪的声望和价值，一直注视着陈的动向。他曾多次派人向陈寅恪表达请他去台湾的意思，被陈拒绝。后又退求其次，力劝陈先到香港看看局势再说，也被拒绝。最后，杭立武拉着“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亲自上学校劝说，并开出只要陈寅恪去香港，马上给陈10万港币，并送一套新洋房的优厚条件，陈寅恪不为所动。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曾对学生说：“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陈寅恪出山当所长。当时科学院计划，一所(上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郭沫若，二所(中古史研究所)所长是陈寅恪，三所(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是范文澜。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婉言谢绝。他在给中国科学院的正式答复中明确表示：“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
   
　　新中国成立后，作为“旧史学权威”，陈寅恪与时代格格不入，遭到冷遇，但因他学术影响深远，先后仍有许多名流政要南下广州时想见他。这批人中，先后有郭沫若、陈毅、胡乔木、章士钊、竺可桢等。但是，绝大部分来访者都需先征得陈寅恪同意方能登楼，而且不管来头多大，他不想见的坚决不见，毫无商量的余地，他甚至赋诗：“闭户高眼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自况，“狂妄”之情，溢于言表。
 
　　1949年，毛泽东访苏，令他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居然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原来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寅恪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便嘱咐广东当局要好好照顾。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专门派人看望他。陈寅恪的腿跌伤以后，周总理还曾亲自过问医院的治疗方案。而陶铸对陈寅恪晚年关照最多，陈寅恪从1944年起，眼睛就彻底看不清外界了，陶铸曾委派三名护士到陈家护理陈寅恪起居生活。
   
　　1958年10月，广东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登出万言长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陈寅恪受到冲击。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陈寅恪也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造反派们多次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造反派们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寅恪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唐筼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10月7日晨5时30 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时年80岁。
   
　　 2003年6月16日，在黄永玉、毛致用的努力下，江西省政府、庐山管理局将陈寅恪的骨灰安葬在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左侧扁形石上刻着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题写的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参考文献：
1、 吴定宇的《学人魂：陈寅恪传》
2、 1934年清华大学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
3、 王永兴的《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
4、 《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1988年，广州中山大学）
5、 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着作》
6、 吴宓的《吴宓文集》
7、 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8、 甘少苏的回忆录《宗岱和我》
9、 吴应瑜的《义宁陈氏五杰》
10、王子舟的《陈寅恪读书生涯》
11、陈小从的《图说义宁陈氏》
12、刘经富的《义宁陈氏与庐山》
13、刘克敌的《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14、汪荣祖的《史家陈寅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