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大米－－调查称中国10%大米存镉污染

10％大米镉超标

南京农大潘根兴团队在全国多个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样品，结果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受到镉污染的，绝不仅仅是思的村的大米。

2002年，农业部稻米及制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曾对全国市场稻米进行安全性抽检。结果显示，稻米中超标最严重的重金属是铅，超标率28.4％，其次就是镉，超标率10.3％。

五年之后的2007年，南京农业大学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下称南京农大农研所）教授潘根兴和他的研究团队，在全国六个地区（华东、东北、华中、西南、华南和华北）县级以上市场随机采购大米样品91个，结果同样表明：10％左右的市售大米镉超标。

他们的研究后来发表于《安全与环境》杂志。但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研究并未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多位学者对本刊记者表示，基于被污染稻田绝大多数不受限制地种植水稻的现实，10％的镉超标稻米，基本反映当下中国的现实。

中国年产稻米近2亿吨，10％即达2000万吨。如此庞大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潘根兴团队的研究还表明，中国稻米重金属污染以南方籼米为主，尤以湖南、江西等省份为烈。2008年4月，潘又带领他的研究小组从江西、湖南、广东等省农贸市场随机取样63份，实验结果证实60％以上大米镉含量超过国家限值。数值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南方酸性土壤种植超级杂交稻比常规稻更易吸收镉，但此因之外，南方诸省大米的镉污染问题仍然异常严峻。

潘根兴告诉本刊记者，中国稻米污染的严峻形势在短期内不可能根本改观。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陈同斌研究员，多年致力于土壤污染与修复研究。他对本刊记者说，中国的重金属污染在北方只是零星的分布，而在南方则显得较密集，在湖南、江西、云南、广西等省区的部分地方，则出现一些连片的分布。

陈同斌对广为流传的中国五分之一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的说法持有异议。他根据多年在部分省市的大面积调查估算，重金属污染占10％左右的可能性较大。其中，受镉污染和砷污染的比例最大，约分别占受污染耕地的40％左右。

如果陈同斌的估计属实，以中国18亿亩耕地推算，被镉、砷等污染的土地近1.8亿亩，仅镉污染的土地也许就达到8000万亩左右。

让人心情沉重的是，这些污染区多数仍在种植稻米，而农民也主要是吃自家的稻米。不仅如此，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还流向了市场。中国百姓的健康，在被重金属污染的稻米之前几不设防。

追踪镉污染

湖南株洲新马村、广东大宝山等多个地区，稻米均被严重污染

距广西思的村2000余公里的湖南株洲市新马村，2006年1月发生震动全国的镉污染事件，有2人死亡，150名村民经过体检被判定为慢性轻度镉中毒。当年9月11日，湖南省政府公布调查结果，认为该村饮用水和地下水未受镉污染，但耕地土壤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严重超标。

2011年1月，本刊记者再次来到位于株洲市天元区马家河镇的这个村子。该村及相邻两村共计千余亩土地已被当地宣布弃耕。村民至今认为，原先村中开办的摩托车配件厂向地下排放含镉废水是村民镉中毒的最直接原因，不过，政府力主的稻米镉污染也被村民认为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地政府至今没有正式公布该村稻米中的镉含量。南京农大农研所潘根兴教授一行，曾于2008年4月间向该村村民索要过两份原产米作实验室化验，结果显示，其镉含量分别为0.52毫克/千克和0.53毫克/千克，是国家标准的2.5倍。

株洲新马村耕地中的镉污染，主要来自1公里外的湘江。湘江是中国受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流，新马村上游数公里的霞湾工业区即是湘江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源头之一。

在株洲市数个工业区周边，数十平方公里的农田被重金属成片污染。位于霞湾工业区边缘的新桥村村民向本刊记者证实，新桥、霞湾和建设等村数千亩土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就被霞湾工业区排放的重金属废水污染。当地政府每年向每亩稻田发放800斤稻米的补贴，这样的补贴已有20多年。

而在湘江株洲、湘潭段，两岸有数量庞大的土地直接用湘江水灌溉。在理论上，它们受污染的可能性极大，但这方面的研究和数字较为缺乏。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曾出资检测湘潭县易俗河镇烟塘村的土壤和稻米污染情况，结果土壤含镉量和稻米含镉量均严重超标。

2008年新马村那次取样前后，潘根兴一行还专赴其余数个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镉污染地区进行稻米取样。这些地方有广东大宝山地区、湖南郴州白露塘地区、江西大余漂塘地区等。经实验，这些地方的稻米均被严重污染，镉含量至少0.4毫克/千克，高的可达1.0毫克/千克，总体是国家限值的2倍至5倍。

48号魔鬼

工业革命释放了镉这个魔鬼，而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

近几十年间，类似思的村和新马村镉米“有毒”的故事，在中国为数众多的村庄上演。对于65％以上人口以水稻为主食的中国来说，这样的故事无法让人感到轻松。

镉是一种银白色有光泽的重金属，化学符号Cd，原子序数48。它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与人类生活并不交会。工业革命释放了这个魔鬼。国外有研究推算，全球每年有2.2万吨镉进入土壤。

镉主要与锌矿、铅锌矿、铜铅锌矿等共生。在焙烧上述矿石及湿法取矿时，镉被释放到废水废渣中。如开矿过程及尾矿管理不当，镉就会主要通过水源进入土壤和农田。美国农业部专家研究表明，水稻是对镉吸收最强的大宗谷类作物，其籽粒镉水平仅次于生菜。

已有研究表明，镉主要在肝、肾部积累，并不会自然消失，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慢性积累后，人体将会出现显著的镉中毒症状。镉使人中毒的最通常路径是，损坏肾功能，导致人体骨骼生长代谢受阻，从而引发骨骼的各种病变。上世纪60年代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的骨痛病患者，影响人群达数百人。

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太原环境医学研究所刘占旗等研究人员，曾在2000年前后调查国内某铅锌矿污染区260名有20年以上镉接触者。其中84名接触者骨质密度低于正常，他们多数诉称身体有莫名疼痛，而最严重的22名接触者中有19名出现不同程度的骨质疏松和软化。

更有学者的初步研究表明，中国南方某些铅锌矿区域中，人群癌症高发率与死亡率与土壤镉含量及镉超标大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除了镉，其他重金属也在侵蚀着中国的稻田和大米。

例如，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冯新斌团队以贵州多个汞污染地区为例，在2010年9月美国《环境健康展望》杂志发表论文说，中国内陆居民摄入水俣病元凶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浙江大学张俊会在2009年的博士论文中分析，浙江台州9个有电子废物拆解历史的自然村中，其中7个的稻田土壤受到不同程度的镉、铜、锌复合污染；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李永华团队2008年的研究则表明，湖南湘西铅锌矿区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体制放大镜

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面对被重金属污染的大米，人们往往束手无策。本刊记者在株洲新马村附近的新桥村采访时发现，村民均明知大米“有毒”却仍然长年食用。一位村民对此表示无奈，她说：“有钱的用钱扛，没钱的有命扛。”

这位村民道出的一个南方农村现实是：每人只有几分田，土地仅够产出口粮。假如卖污染米再买净米，其间较大的差价也会推高他们的生活成本。

多位学者指出，中国现行的土地承包到户制度，以及农民口粮基本自给等现实国情，成倍放大了稻米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潘根兴认为，西方国家土地私有，农地主要由农场主和大公司种植，一旦部分土地被重金属污染，出于维护整体利益考虑，农场主或大公司很快会选择弃耕或调整作物。而中国的农民出现污染后个人无力应对，只能选择被动承受。

学者表示，西方国家比中国更重视企业经济行为的环境负外部性，一般要求企业向政府缴纳环境维保基金，这笔资金在多数情况下可以应对包括土壤污染在内的环境问题。而中国政府缺少这样的制度安排，客观上鼓励了环境负外部性的产生。

此外，政府对土壤污染信息的习惯性封锁，导致官民之间严重地信息不对称，更多的自耕农在茫然不知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食用了重金属超标大米。

独特的饮食习惯也导致大米重金属污染在中国更为突出。稻米并非多数西方国家绝对主食，但65％的中国人以稻米为绝对主食。有学者计算，即便稻米达到国家限定的镉含量0.2毫克/千克，中国南方人每日摄入镉的总量也大大超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限定额。

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84岁老人李文骧怀疑自己的怪病与“镉米”有关。宫靖 摄

中国大米污染不完全分布图（点击查看大图）

《新世纪》—财新网 记者 宫靖

从一张油漆斑驳的桌子下面，84岁的李文骧老人扯出小半袋大米。颜色纯白，略有透亮感，颗粒饱满，肉眼看不出这些大米有什么异样。

但是，经过检测，这种大米中镉成分严重超标。当地人将这种大米简称为“镉米”。

镉，一种重金属，化学元素周期表中排序第48位。在自然界，它作为化合物存在于矿物质中，进入人体后危害极大。

李文骧老人怀疑自己得的怪病与这种大米有关。老人身体还算硬朗，但已经20余年没法好好走路了。只要走上不超过100米，脚和小腿就会酸疼难忍。

医生无法确切诊断，老人干脆自己命名——软脚病。他告诉本刊记者，在其生活的广西阳朔县兴坪镇思的村，另外十几位老人也有类似症状。

从1982年退休回村算起，李文骧吃本村产大米已有28年。多位学者的研究论文证实，该村耕地土壤早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就已被重金属镉所污染；相应的，所产稻米中镉含量亦严重超标。

医学文献已经证明，镉进入人体，多年后可引起骨痛等症，严重时导致可怕的“痛痛病”。所谓“痛痛病”，又称骨痛病，命名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该国由于开矿致使镉严重污染农田，农民长期食用污染土壤上的稻米等食物，导致镉中毒，患者骨头有针扎般剧痛，口中常喊“痛啊痛啊”，故得此名。这种病的症状与李文骧老人所说的软脚病非常相似。多位学者也直指，思的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

类似案例不只出现在广西思的村。实际上，多个地方均有人群尿镉等严重超标和相应症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农业部门近年的抽查，还是学者的研究均表明，中国约10％的稻米存在镉超标问题。对于全球稻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现实。

在镉之外，大米中还存在其他重金属超标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所研究人员即发表论文称，中国内陆居民摄入甲基汞的主要渠道是稻米，而非鱼类。众所周知，甲基汞是著名公害病之一水俣病的致病元凶。

一个完整的食物污染链条已经持续多年。中国快速工业化过程中遍地开花的开矿等行为，使原本以化合物形式存在的镉、砷、汞等有害重金属释放到自然界。这些有害重金属通过水流和空气，污染了中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进而污染了稻米，再随之进入人体。

数以千万计的污染区稻农是最大的受害者。稻米是他们一日三餐的绝对主食，部分农民明知有污染，但困于卖污米买净米之间的差价损失，而被迫食用污染大米。更多农民则并不知道自己食用的大米是有毒的，他们甚至不清楚重金属是什么。

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几乎没有关于重金属污染土地的种植规范，大量被污染土地仍在正常生产稻米。

而且，污染土地上产出的污染稻米，绝大部分可以畅通无阻地自由上市流通。这导致污染稻米产区以外的城乡居民也有暴露危险，而危险程度究竟有多大，目前尚缺乏研究。

思的村怪病

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桂林思的村，直称不少村民具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且“鸡下软蛋，初生小牛软骨”

71岁的秦桂秀是思的村又一位“软脚病”老人。最近四五年间，她总是双腿发软，没有力量，一走路就痛。此外，她的腰也经常痛。她曾到桂林市一家大医院求治，被诊断为“骨质钙化”。具体病因，医生表示不清楚。

她说，本村有此类症状的不止十几人，或许50人都有。但本村一位村干部并不赞同她的说法，认为农村人腰酸背痛是常有的，这样的统计没有意义。这位干部同样无法解释如此多人有相同症状的原因。

事实上，国内多位土壤学者在其论文和公开讲义中不具名地提到思的村，直称该村不少村民已具有“痛痛病”初期症状；村中曾出现“鸡下软蛋，初生小牛患软骨病”的现象。

本刊记者向部分当事学者求证此事，学者们修正了上述说法。他们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部分村民有疑似“痛痛病”初期症状。学者的尴尬在于，迄今没有官方或医疗单位确认上述症状究竟为何病。

2010年12月，本刊记者在思的村走访时，多位村民私下证实，村中确有不少人浑身疼痛。一位上世纪80年代初从外村嫁来的村民说，当时外村女孩都不愿意嫁到本村，说是生的小孩会是“软骨头”。她嫁来后发现，这个说法有点夸张，但人们的担心至今没有消除。

村民证实，粮食未全面放开前，国营粮库曾经免收本村公粮。收粮的官方工作人员说：“你们村大米有毒。”该村村民与别村最大不同是，他们只能吃这种“有毒”、国家都不要的大米。

严冬中，村庄外的耕地里满是水稻收割后留下的稻茬，旁边一些蔬菜则长得翠绿可人。但这片被称做大垌田的近千亩耕地确实“生病”了：1986年的实测数字显示，上述土地有效态镉含量高达7.79毫克/千克，是国家允许值的26倍。

广西桂林工学院教授林炳营在该村的研究表明，1986年，该村所产水稻中，早稻含镉量是国家允许值0.2毫克/千克的3倍，晚稻则是规定值的5倍以上，达1.005毫克/千克。

阳朔县农业局农业环保站一位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该片土地重金属情况至今未有多大改善。一位资深农业专家说，镉污染具有相当大的不可逆性，土壤一旦被污染，即便经过多年，所产农作物中的镉含量也仅会有细微变化。

稻田的水源是流经本村的思的河，污染源是村庄上游15公里以外的一家铅锌矿。这家规模并不算大的矿，上世纪50年代起作为本县国营矿被开采，其时几乎没有环保设施，含镉的废水作为灌溉用水流进了村民的耕地。

据统计，共有5000余亩土地被该矿污染，大垌田是其中最严重的1000亩。后有研究表明，矿山早期废水含镉量超过农灌水质标准194倍。

这家铅锌矿效益并不好，几十年间时开时关，目前已转至私人手中。与此同时，没有村民明确地知道，这些来自大米中的“毒”，是否进入了他们的身体，进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多数人无法证实身上的痛是一种病，更无法证实其与稻米的相关性。

镉米不设防

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受害

在几乎没有监管或者没有有效监管的现实下，重金属超标大米享受着让人感到恐怖的“自由”。

除在少数地方因为极端污染事件被叫停，大多数被污染土壤的主人即自耕农，均可以自由选择种植作物种类，包括稻米。广西思的村和湖南新桥村的农民，就没有收到任何来自政府方面的种植禁令。

此外，除了少量重金属超标大米在市场上流通时被检出，政府部门通常没有对村民和市民如何避免吃到被污染大米给出意见。

实际上，重金属超标大米在现实中是完全可以自由流通的。思的村和新马村的大米并未被政府方面禁止对外销售，因此，虽然多数稻米被村民自食，但仍有相当数量污染米自由流向市场。

近几年，由于国家在食品安全制度方面加大了力度，重金属超标大米大概很难出现在大中城市的大型超市中。但在各县市以及乡镇的农贸市场中，污染大米仍然令人防不胜防。

2008年2月，四川成都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在食品安全抽检中，检出邛崃市瑞泰米业有限公司和四川文君米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大米镉超标，要求两企业整改。按照中国现行的食品质量管理法规，两家企业因生产销售镉超标大米是违法的，接受处罚天经地义。

但两家企业表达了委屈：第一，企业在购进大米时，本着就近原则收购，由于中间商的收购渠道复杂，无法判断哪个区域含镉，无法从进货原材料上控制；第二，镉超标与企业生产工艺没有关系，应与土壤含镉有关。

学者更普遍的看法是：政府一方面未在源头上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即允许在污染土壤上种植稻米，另一方面又在流通中禁止重金属超标大米，这是自相矛盾的，在现实中也是难以执行的。

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是，数量众多的重金属超标大米只要被允许种植，必然会有人食用，也必然有人受害。

一般认为，流通到城市的重金属超标大米毕竟只是少数，由于不断更换所消费大米品种等原因，市民即使吃到重金属超标大米，危害也较小。

但陈同斌及其同事多年观察发现，随着土壤污染区农村居民生活日渐富裕和健康意识的增强，他们更趋向于将重金属超标大米卖到城市，再换回干净大米，所以城市居民遭受重金属毒害的风险也在日益增加。

2006年，湘潭市环保协会副理事长王国祥在靠近株洲的湘潭城区采集了500名喝湘江水的市民尿样，与其合作的长沙某医疗机构据此检测出一个吓人的结果：30％的人尿液镉超标，10％的人按国家职业病防治标准需要专业治疗。由于种种限制，王没能开展更多的检测。有研究人员认为，那些镉超标的湘潭市民除了饮湘江水的原因，很难说没有镉超标稻米的影响，因为在湘潭市场上也购到过镉米。

不管官员与民众愿意与否，多位学者认为，有一个趋势值得注意，即未来中国农产品安全问题中，重金属污染将取代农药，成为事故多发地带

“骨痛病”
这样吃饭：就可以规避“骨痛病” 都说，镉污染超标，将会对人体的骨骼、肾脏造成危害，会发生“骨痛病”，造成肾脏无法正常工作，而且对镉的过多摄入，还会产生“颉颃作用”，妨碍吸收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锌的吸收。 那么，市面上10%的在售大米镉污染超标，是不是意味着一日三餐吃饭，存在着很大的骨痛病的风险？对此潘根兴教授解释说，即便是在售大米中有10%镉污染超标，也还是微量的，短期的食用并不会给身体带来风险，市面上的在售大米总体来说仍然是安全的。 而食用的风险指的是那些饮食结构非常单一，吃饭多，吃菜、饮食中蛋白质少，而且长期只吃某个产地的单一的稻米品种，而如果这种稻米品种恰恰又是“镉超标”大米品种的话，就会有危害人体健康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一般来说又以“自种自食”镉污染土地上种植水稻的农民为更大。 而我们普通的老百姓，虽然无法从肉眼上来识别哪种大米镉污染超标，但是只要在购买大米的时候，多选择不同产地、不同品牌的稻米品种，同时广泛地摄取其他的营养物质，杂地取食，多吃一些海产品、豆业等含锌较高的产品，都可以降低患病的风险，而南方人则应该多搭配吃北方品种。

分布地区中国大米污染不完全分布图  媒体披露中国大米污染分布图
四川德阳地区 中国地质大学2008年研究显示，绵竹、什邡等地居民大米、小麦镉摄入量超标2倍至10倍。
贵州铜仁万山特区 中科院地球化学所2010年研究显示，成人通过稻米平均每天摄入汞49微克之多。
广西阳朔兴坪镇 多位村民疑似“骨痛病”初期症状。
广东大宝山矿区 中山大学2010年研究显示，21个水稻品种镉和铅超标率分别达100%和71%。
湘西凤凰铅锌矿区 中科院地理所2008年研究表明，稻米铅、砷污染严重。
湖南株洲马家河镇新马村 稻米镉污染主要来自一公里外的湘江。
辽宁李石开发区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2008年研究显示，水稻中铅含量超标。
浙江遂昌 浙江丽水卫生防疫站1987年研究显示，遂昌金矿附近污染区稻米镉含量严重超标。
江西大余钨矿区 江西有色地质4队1997年研究显示，水稻镉超标。[

湖南镉米曝光月余无人管 70%大米加工企业停工

镉米之痛

一、一个多月前，《南方日报》以“湖南问题大米流向广东餐桌”为题，报道了湖南镉超标大米进入广东市场的消息。该报道称，2009年深圳市粮食集团有限公司从湖南采购上万吨大米，经检验，该批大米质量不合格，重金属镉含量超标。但这批大米近日被发现流入广东市场。广东是湖南重要的大米输出地。消息传出后广东市场开始拒收产自湖南的大米，这给湖南大米加工企业带来巨大影响，最严重的地方甚至有70%以上的大米加工企业停工。来看记者的调查。

4月初，记者来到了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兰溪镇，这里是湖南省最大的大米加工集散地，也是全国十大大米加工基地，兰溪镇上聚集着200多家大米加工企业。彭佑林是一家米业公司的老板，记者找到他时，他正在组织工人，将刚刚从广东退回来的大米搬到仓库。湖南省益阳市佑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佑林告诉记者，都在说湖南的米超标，导致了这里大米不销，自己的货退回来了许多。

彭佑林工厂的大米有80%销往广东、福建，对于彭佑林来说，现在不仅是卖出去的大米被退回，他的工厂最近一个月几乎处于停工状态。彭佑林说：“我们原来一天的话，可以生产到120吨，最少的话也是生产40吨到50吨，现在的话就生产到10吨，3天两天生产一次，就这样的。”彭佑林的工厂年加工大米约2万吨，在当地属于中等规模。这里是彭佑林工厂其中的一个生产车间，半间屋子堆放的都是去年收购上来的稻子，从机器上的灰尘看得出已经停工多日。彭佑林告诉记者，他现在最大的压力是仓库里的3000多吨稻谷，收购这批稻谷他从银行贷了1000万元的贷款，每个月光是利息就要七八万元，再加上工人工资、仓储和管理费用，他的工厂现在一个月要净亏15万元。

彭佑林带记者来到了他存放稻谷的仓库，这满满一仓库稻子，还仅仅是彭佑林库存的一半。彭佑林告诉记者，他现在着急的不光是一个月10多万元的亏损，如果到了5月份，他的大米还是买不出去，库存的3000吨稻谷肯定会变质，到时亏损会更严重。对彭佑林来说，这三千吨稻子一旦变质，就只能当饲料卖。彭佑林说：“我们稻谷平均价格是三千块钱一吨，如果要(当饲料)卖出去的话，就卖到2000块钱一吨，还很难，卖两千块一吨，如果在4月份还解决不了的话，我的亏损至少在300万以上。”

在兰溪镇，日子难过的不仅仅是彭佑林，记者随机走访了几家米厂，大多处在停工状态。老板们告诉记者，以往这里是人来车往，异常拥挤，但现在要冷清得多。都停业了，工人们都回家休息了，没事情做。

湖南省益阳市大金鹰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曹正生告诉记者，前三个月还有个加工零碎的搞了几十吨米。现在干脆都停了。曹正生是这家米厂的老板，同时还是兰溪镇粮食协会的会长，他告诉记者，做了20多年的大米加工生意，今年这种情况还是第一次见。原来的老主顾都不要了，即使是照顾一下生意都不行，基本都说湖南大米，他怎么敢要，那个客户没有人买米。

佳佳米业是兰溪镇上最大的大米加工企业之一，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工厂现在产量也下降了30%以上，大米收购几乎停滞。记者了解到，不仅仅是大米加工，一些粮食流通企业现在日子也很艰难。湖南省粮食集团益阳粮库工作人员说：“我们是粮食集团，集团知道。现在就是要亏本把它搞出去，现在搞出去没有地方要，怎么搞。要是以往我们3月份，一个月两三千吨出去了。现在没有人要，要都没有人要。”

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局长李新华告诉记者，对于兰溪镇的大米加工企业来说，目前市场形势已经到了十分严峻的地步。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局长李新华说：“目前整个粮食生产加工收购的情况来看，已经下降了70%到80%。但是现在靠乡镇、区靠市这一级很难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事情他是涉及范围比较广，尤其是报告，湖南是粮食产量大省，如果不采取措施的话，影响太大了。”

二、面对仓库堆积如山的大米，湖南米商一筹莫展。想卖没人要，不卖就要发霉。那么广东拒收湖南大米的情况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们的另一路记者也赶赴广东进行了调查。

2月27号，广东媒体爆出，2009年检测出的上万吨镉超标湖南大米流入市场，记者在广州市场随机抽取多批次湖南大米，结果均显示镉超标；2月28号，广东省政府要求严查进入广东境内的镉超标大米，广东各地展开专项打击行动，对来自镉超标产区的大米先封存，经检测安全后才可流通或使用；3月初，被爆出部分大米镉超标的湖南大米，在广东市场受到严重冲击，湖南粮食加工和流通企业开始出现大米滞销；

4月初，我们的记者探访了深圳的大米市场。在深圳福田农批市场的粮油销售区，记者没有找到湖南大米的销售摊位。经营大米生意的许先生以前卖过湖南大米，现在在它的摊位已经看不大湖南大米了。深圳福田农批市场大米经营商许先生说：“这是东北的，这是湖北的，很少，也没人卖，也没人问，一般，顾客也没有问这种米。东北的比较多吧，那个江苏啊，黑龙江那里比较多吧。”

许先生告诉记者，镉超标事件之后，湖南大米的销量大幅下降，因无利可图，他现在已经不再卖湖南大米了。记者走访了多家米商发现，也难寻湖南大米的踪迹。这家市场管理人员告诉记者，湖南大米镉超标事件以后，政府和市场管理方都加强了对大米的抽查监管。深圳福田农批市场专业街管理一部副经理陆贵良说：“你看我们的检验报告全是合格的，这个不是他们送的，是我们随机抽的，你看这些都是合格的，这是符合标准的，所有的都要检查镉这一项，现在有些报告没有镉，现在我们所有镉这一项都送检了，我们这一项检查镉就要八十块钱，这笔费用我们内部报销了。”

在深圳平湖海吉星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在大米专营区，记者走访了几家米商，也没有看到有湖南大米出售，经营大米近20年的刘先生告诉记者，现在几乎没有商家在卖湖南大米。记者在市场上采访了一些采购大米的客户，对于湖南大米，他们现在都持谨慎态度。益阳市佑林米业董事长彭佑林告诉记者，从三月份开始，他们这里销往广东的大米就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现在即便是广东那边检测出来镉没有超标，广东的经销商也不敢要他的大米。彭佑林给记者出示了今年1月份汕头相关部门的检测报告。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彭佑林拨通了几个广东的大米经销商的电话。


三、只要是湖南产的大米，不管镉超不超标，就是不要。这让彭佑林很受伤。事实上，受镉超标事件影响，还不仅仅是湖南益阳，在湖南常德等地，也都出现了大米加工企业停工现象。由于大米卖不出去，大米价格大幅下降。现在正值春耕季节，在部分水稻产区，农民甚至不愿意再种水稻了。

常德市汉寿县也是湖南省水稻种植和加工聚集地，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里的加工企业也是处境艰难。常德市金穗优质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晓华告诉记者，他的工厂是湖南省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年生产能力是17万吨，但是目前他的三个厂区，都处在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童晓华告诉记者，今年铁定要亏损，如果形势继续恶化，下半年乃至明年的粮食加工都会受到影响。金穗优质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童晓华说：“往年这个时候忙着搞订单建设，今年农民种子收购合同是在30万亩左右，而现在来说我们农业来说，因为我们没有底气签这个合同，如果销不出省外，这个合同就不敢签。现在还不敢签，现在销不出去怎么办，农田谁来处理，给政府也会带来很大的包袱。今年到现在为止一亩都没有签。”

湖南金德米业有限公司也是汉寿县当地最大的大米加工企业之一，公司董事长苏俊德告诉记者，去年刚刚投资一千多万元改造生产线，但是他的米厂现在基本上处于停产状态。苏俊德告诉记者，省外销售不出去，省内市场必然饱和，就会导致大米价格下降，形成恶性循环。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无论是在益阳还是在常德等地，从三月份开始，大米价格已经出现了大幅下降。

现在正值春耕季节，大米价格一路下跌，米商又不敢跟农民签来年的订单，这对于种田农民究竟有怎样的影响呢？益阳市赫山区兰溪镇，既是大米加工基地，也是当地的水稻主产区。兰溪镇村民曹应文，去年承包了250亩水稻，但是到现在，这七八十吨稻谷还没能卖出去，堆满了好几个屋子。兰溪镇村民曹应文告诉记者，自己不想卖的原因是想捞一点价，自己一共投入了20多万，如果自己按一块三块的话，还要亏本。亏上五六万块钱。看今年这个行情，去年产的这些稻子肯定是要亏本。

采访中，不少种植户告诉记者，今年水稻肯定不会像往年种的那么多。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局长李新华告诉记者，就他们区来说，目前究竟有多少农民少种或是弃种水稻，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数据，但是现在的大米行情，肯定会影响农民积极性。

四、目前由于镉污染造成的撂荒情况还很难统计，但如果镉污染继续发酵，结果将很难预测。湖南省是全国最大的水稻主产区。2012年湖南省水稻播种面积6142.7万亩，占全国水稻面积的13.5%；2012年水稻产量2631万吨，占全国水稻产量的12.9%。那么湖南大米为什么会镉超标？镉超标到底有多严重？土壤关系着食用大米的品质，水稻自身独特的 “基因”使得它对于镉污染的吸附作用明显强于玉米、大豆等其他的农产品。镉食用过量，会对人体的骨骼、肾脏造成危害，发生“骨痛病。那么湖南大米的镉究竟来自哪里呢？

记者了解到，从三月初广东媒体爆出湖南部分大米镉超标事件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月时间，湖南大米滞销导致的大米生产企业、流通企业经营困难的情况依然还在发酵。湖南佳佳粮食购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达明说：“像我生产单位，它解决不了，我们加工单位解决不了，这个事情发生这么久，没有单位出面没有相关部门包括我们那个湖南市政府，包括粮食局，技术监督局农业局这些出面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湖南省益阳市佑林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彭佑林说：“我们也向上反映了。层层反映，但是到现在没结果。”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农业局局长李新华说：“现在引起省乃至国家，应该及时消除这个影响，如果这个影响不消除的话。那国家粮食安全以后粮食生产那是难上加难。”

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告诉记者，湖南大米镉超标的情况确实存在，但是镉超标大米应该还是占少数。至于镉超标的原因，他认为还是和产地重金属污染有着直接的关系。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说：“湖南本质是个大米之乡大省，另外一个有色金属之乡。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就形成了湖南产地的背景。特别是带来了污染，特别是湘江这一代，这是一个现实，这是多年形成的。至于说分布在哪些地方，现在的情况，特别是各矿区这是毫无疑问的。”

尹丽辉承认存在镉超标的情况，但他认为，这也与我国现有的大米镉含量标准过高有直接关系。我国于2005年10月实施《食品污染物限量》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白米中的镉含量最高不能超过0.2毫克/千克。而国际通行标准是，大米中镉含量不能超过0.4毫克每千克。记者了解到，我们国家大米镉含量标准高于国际通行标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国家人均大米使用量，要比其他国家要高。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说：“我们也不去否认，因为说农民以大米为主食的国家，我们也感觉的到，欧盟那些国家那些地方，他们也是有他的道理了。所以我是那么想，我个人认为能不能够在国家优质米实行个人的标准，一般的米实行国际通行的标准，我认为这都能说的过去，就把这个问题缓和下来。”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说：“我们现在水稻比如说0.3按照实际卫生组织和日本、台湾的标准来看，根本就不是污染的，或者说没有这个健康风险。但是从我们国标来讲，你已经超了那么多。然后就被误导为这已经是镉大米了，其实这个跟镉大米跟镉危害，跟毒害差好远。从科学上讲，这个0.2肯定也不是健康风险水平。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我也跟农业部汇报过，我们可能接下来就是把这个事情，作为我们一个研究的来做这是一个关于标准问题。”潘根兴，南京农业大学教授、农业资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土壤学国家重点学科带头人。早在几年前，潘根兴就对于全国土地重金属污染，以及重金属污染对于农作物影响情况进行过专门调查，潘根兴表示，很多省份土壤重金属污染情况日益严重，是不争的事实。他呼吁降低大米镉含量的国家标准，更希望相关部门加强污染的检测和治理。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说：“污染是一定要控制，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这个的大坝一样，我这个大坝要加高。同时我这个大坝要捆住这些东西，不要被放出来，那么这个是我们政府要做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几十年，一直忽视的或者说在经济发展中，我们一直没有努力的就是把这个环境保护这个跟上去的，我觉得现在我们亡羊补牢还来得及。”

潘根兴认为，对于一些已经存在重金属污染的区域，可以边生产边治理，现在已经有技术能够控制土壤中镉的活跃度，从而降低水稻对镉的吸附量。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说：“我们现在正在做就是把秸秆做成生物制态，我这里头有一些例子，就是把这个做成生物制态他是碱性的，然后我这个东西又回到土壤里头，然后可以提高PH，皆是把酸性变成中性可以到七点几，那么这样的话，镉的那个移动性就是可以被植物吸收的不是降低了几倍，降低了几十倍，甚至几百倍，那这样我这个原来土壤的镉虽然很多，但是最后到子粒里头，我们吃到的他就会比较少。”

尹丽辉告诉记者，这次的湖南大米镉超标事件，对于湖南来说，是一次严重地警示，现在农业部以及湖南省，正在研究解决办法，降低这次事件对于湖南大米加工以及水稻种植的影响。湖南省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站站长尹丽辉说：“农业部有一个方案，150亩取一个样，一对一取个样，产地被污染和农产品的污染有时候有些品质不一样，相关性也是值得研究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搞明白了这个以后，再对产地进行分类管理，深度的污染我们实行改制，污染的地方是比较小的，我们甚至可以改土，实在不行面积太大了，我们可以实行种经济作物进行调整。”


五、大米镉超标，一方面我们需要科学研判我们的指标是否合理，另一方面我们更需要深入反思我们的环境污染问题。镉超标大米，是由于土壤被污染，而水稻对镉的吸附能力很强所导致的。为此，必须加强对土壤的监测，及时发现问题，不要等农民辛辛苦苦种出粮食，却因为有毒而要销毁。如果没有前期预防和监测，镉超标大米或其他重金属污染的大米，还将层出不穷。我国对耕地的保护一直强调18亿亩的红线，这是数量上的要求。这些年，一些地方同仅水和空气被污染，土壤也被严重污染。镉超标大米警示我们，保护耕地，必须数量与质量同等重要，不可偏废，而且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