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主动发起珍宝岛之战？

导语1969年3月2日，中苏珍宝岛战争爆发。长期以来，这场冲突留下了太多谜团。

其中尤为关键的两个问题是：毛泽东为何主动决定发起珍宝岛之战？战后又是如何善后的？



01 中方领导层预判苏联不会因珍宝岛事件大规模入侵中国
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3月，由苏联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中苏边界问题一直是两国间的历史悬案。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密切，边界问题自然也被搁置。 但到了1950年代末，中苏两党在方针政策上发生根本分歧，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并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退了所有专家，中止了一切援建项目的合同，两国关系交恶，中苏边境纠纷随之肇始，搁置了几十年的边界问题被重新提出。
从1964年开始，苏联向中苏边界地区陆续增兵，并在在中苏边界不断制造事端。据相关研究显示，从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苏方挑起的边境事件达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间增加了一倍半。边界纠纷主要集中在珍宝岛和七里沁岛的归属问题上，且多半是由苏联挑起。据前苏联驻华外交官叶利扎维金回忆，1966－1967年仅苏联驻华使馆就不止一次地主张在这个地区“对中国人上岛给予回击”。
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968年1月5日。当时苏军动用装甲车在七里沁岛上冲撞中国边民，撞死、压死中国边民4人。到1968年末1969年初，苏边防军频繁出动装甲车、卡车运载携带武器的军人登上珍宝岛，拦截、殴打巡逻的中国边防军人。


毛泽东长期担忧苏联会“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更让中国领导层如鲠在喉必欲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中苏交恶后，苏联长期在中苏边境对中国施加巨大的军事压力。1966年1月。苏蒙签订了为期20年的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蒙古国与中国边界长达4500余公里，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尤其是当时苏联战略军团的任务纵深可达700余公里，而自中蒙边界到北京，直线距离不过500余公里，且地势平缓，极便利苏军机械化部队的推进。苏军的洲际导弹和忠诚导弹则可攻击中国全境。
同时期苏联在中苏边境的增兵之举，进一步强化了最高领导层的危机感。1966年3月，周恩来在华北局会议上明确表示：“华北可能是敌人的主攻方向，华北要作为主战场”；毛泽东则在接见日本客人时表示：要“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打进北京”。
1968年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中国领导人的刺激尤甚。周恩来开始在国际事务中公开称呼苏联为“社会帝国主义”。同年1月，七里沁岛流血事件发生后，中央军委电示沈阳、北京等有关军区，加强中苏边界东段边防警戒的重点部署，并要求边防部队有重点、有计划地打击苏军的挑衅，力争做到“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同时强调边防斗争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争，边防上每一行动都要考虑全局，按政策办事，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也就是说，最高领导层开始转变策略，要求边防部队选择合适的时机对苏联进行反击。到1969年1月25日，黑龙江省军区终于提出了珍宝岛地区反干涉的方案。

中苏交恶宣传画

最高领导层一度预判：主动选择在珍宝岛对苏实施军事打击，不会引发大战1969年3月2日，中方在珍宝岛对苏军发动攻击。据当年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陈锡联说：“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从三个军抽调了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由有作战经验的参谋人员带队，进行了专门的训练和配备，打得干脆利落。”3月2日战斗结束后，中苏双方在3月15日和3月17日又发生冲突，不过冲突并没有升级。据中方资料显示，中国军人阵亡17人，负伤35人，并有1名通讯员失踪，据苏方统计，苏军在冲突中死58人，伤94人。苏军进攻被打退后，加之岛上又布置了大量地雷，没有再登上珍宝岛。中国边防军在岛上也只留了少量部队。
最高领导层之所以选择在1969年3月份这个时机，选择在珍宝岛这个地区，对苏军实施军事打击，至少基于以下三种考虑：1、国内自1969年春，一直在筹备“九大”。在“九大”召开之前，对苏联实施军事打击，有助于巩固反修防修的既定方针，同时以外患促团结，消弭九大可能出现的某些派性之争。2、认为苏联不会因珍宝岛事件而大规模入侵中国。1964年中苏第一次边境谈判，珍宝岛已被划归中国，中方攻取此岛，当不致引发苏方的过分强烈的反应，同时，此岛被苏军控制数十年，对其实施攻占，也能在国内造成必要的影响。既要造成影响，又不能引发大战，在中最高领导层看来，珍宝岛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周恩来在珍宝岛事件后做出判断：“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因为它的东部地区尚未开发，还没有为进攻行动建立起可靠的基地”，大概就有这方面的原因。3、苏联即将在莫斯科举行***和工人党大会，该会议对苏联实施其国际共运领导权至关重要，而毛泽东一直不承认自赫鲁晓夫以来至勃列日涅夫，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珍宝岛之战，无疑会大大打击苏联国际共运领袖的威信。


珍宝岛之战，获胜的我边防军战士。




02 但预判并不准确，中苏一度走到大战的边缘
战斗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3月15日战斗结束，毛泽东听取汇报时很高兴，一再讲：让他打进来，就使我们动员起来了。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显然，毛泽东并不想扩大事态，他在3月22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的讲话中，再一次强调：对这次边界事件，我是比较乐观的。2日的冲突，他们上边的人也不知道，政治局也没有讨论，同我们一样。就连珍宝岛在什么地方，许多人也不知道。因此，他明确主张，九大政治报告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
限制自卫反击战的规模，指示“不要打了”；指示“对这次边界冲突，不要讲得那么严重”，等等，显然表示：毛泽东并不认为珍宝岛事件会真的引发中苏大战。虽然他同时也在大讲特讲“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甚至要准备让苏联打进来。但却又解释说，“要准备打仗”，是指“无论哪一年”，我们都要准备打仗，“不管他来不来，我们（都）应该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所谓“无论哪一年”，所谓“要有精神上的准备”，其实也透露出毛泽东对苏联不会因珍宝岛大规模入侵中国的预判。


苏联在新疆采取报复行动，并宣称要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大战似乎突然迫在眉睫珍宝岛一役后，苏联高层曾多次商讨是否要对中国进行报复。政治局领导人对此看法不一，如格列奇科等坚持报复，不惜与中国开战，更扬言对中国的核基地、政治中心先发制人地实施核打击；柯西金则强调高层接触，缓和关系，避免把中国逼上梁山。苏方也曾通过秘密外交途径要求与中方进行磋商，但中方始终没有做出回应。最终，苏军报复行动得到了批准。8月13日，苏军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越过边界歼灭了一支中国巡逻队。
在众多苏联领导人看来，崇尚“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完全可能采取极端行动，所以，自报复行动之后，不仅加紧战争准备，而且已经考虑到采取先发制人的作法。8月18日，苏联探询美国政府态度：如果苏联打击中国的核设施，美国将会采取何种态度？随后，苏联秘密通知其东欧盟国，宣称它有可能先发制人打击中国核设施。尽管中苏两国事实上可能都没有向对方开战的意图，但事情走到这种地步，战争却真的迫在眉睫了。中方最高层领导关于“苏联在最近不可能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行动”的预判，似乎即将被证明是错误的。


实际上中方无大战准备，苏联核打击意图让中方深感意外，不得不紧急疏散城市人口毛泽东一度相当乐观，认为珍宝岛事件后中苏打不起来，苏联突然在新疆地区采取如此严重的报复行动，同时又如此明显地急于想要实施核打击，不能不让毛泽东深感意外。此前，不管毛泽东怎样强调“要准备打仗”，主张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即所谓“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正如当时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在关于新疆冲突的报告中所分析的那样，中方敢于苏联叫板一个原因是“以战争危险明示国人，推动国内的政治团结”，而毛泽东、周恩来都不止一次地讲就是核战争也没什么可怕，中国地广人多，苏联丢几颗原子弹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何况我们也有原子弹。因此，事实上高层并没有真正做好应对中苏大战的准备。
在苏联明确发出先发制人和核打击的威胁后，毛泽东和最高领导层开始紧张起来。考虑到先发制人是苏联传统的战略观念，苏军武装入侵捷克本身就是一个例证，说明它也随时可能对中国发动陆空袭击，甚至是实施核打击，对此必须急谋应对之策。毛泽东明确讲：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于是，从8月27日开始，中央迅速组织疏散城市人口，迁移工厂，号召厂矿企业职工和城市居民自力更生，立即开始深挖洞，广积粮，以备核大战之需。此外，中央军委也命令东北、华北和西北的部队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9月，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全部疏散，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周恩来率留守北京的负责人以及总参谋部转移到西山可以防御原子弹的战备指挥中心办公。

1969年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

此次中苏大战危机的化解，有很大的冒险性但中苏大战最终还是没有到来。原因有二：1、苏联也不希望中苏两国最终走到全面战争的境地。故而才有了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的“机场会谈”，双方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包括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临时措施。但“机场会谈”之后，苏联对中国仍缺乏信任，认为必须继续使用核威胁压制。9月16日，与莫斯科关系密切的西方记者披露了克里姆林宫的两个新讨论动向，一是轰炸中国罗布泊核试验场的可能性，二是在中国建立一个亲莫斯科的新领导层的可能性。这无疑是对中国最高领导层的继续强烈刺激。2、受此刺激，为寻求稳固的安全保障，毛泽东转而决定打开中美关系僵局，调整中国的整个对外关系战略。自1970年初，中美双方开始进行高层接触，为实现和解做准备；苏共此一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对美咄咄逼人的新态势，也给了尼克松政府改善对华关系的机会。
中苏大战危机的最终化解，实际上是在中、美、苏三国关系框架下解决的。时下不少研究者多引用时任毛泽东护士长的吴旭君的一段回忆，来说明此次中苏大战危机的化解，毛泽东早有先见之明。回忆称，在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好题目，好作文章了”。吴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毛答称：“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吴说：“中苏分裂，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对吗？”毛说：“又对，又不对。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段对话常被简单地解读成毛泽东故意安排了珍宝岛冲突“打给美国人看”。但严格说来，并没有任何其他资料能够证明，在发动珍宝岛之战前，毛泽东有过将美国拉下水的想法。事实上，即使毛泽东真有这样的考虑，也是在珍宝岛事件扩大化，且得到美国已有转变对华政策的明确信息之后，而不会是在这之前。因为，在这以前，中国方面得到的消息清楚地表明，美国政府方面的对华态度还是完全敌对的。即使在珍宝岛事件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决策层中也有相当一批人把中国视为比苏联更大的威胁，要求美国政府采取“联苏抑中”政策。譬如基辛格在回忆录中就坦言他和尼克松对边界冲突的反应：“我们仍然主要关心着越南问题，而不能对我们不了解其根源、而且其意义要经过好几个星期才能看清楚的事态发展做出反应。……然而，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只是到了该年7～9月间，边界冲突有向中苏全面战争发展的趋势时，由于苏联的举动引起了美国高层对其战略意图的怀疑，美国才开始积极启动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随着苏联入侵的危险日渐加剧，毛泽东不能不重新对美、苏的作用进行评估。考虑到这次战争危机的空前绝后，毛泽东毅然抛弃意识形态的顾虑，重新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拾起统一战线、“以夷制夷”的法宝——这样的理解，才更符合史诗所呈现的逻辑。

尼克松访华
参考资料：李丹慧，《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杨奎松，《1969：中苏战争即将爆发？——从珍宝岛事件到缓和对美关系》，《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2期；王成至，《美国决策层对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判断与对策》，《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结语珍宝岛之战，对中、美、苏三国关系影响巨大。但在最初决定发起这一战斗的时候，却并没有任何将其纳入中、美、苏三国关系框架的考虑。事件后来的复杂走向所呈现的不可预判性，无疑是在警示后人对战争问题应该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