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一起炒股的日子

怀旧，好像一种风尚，在各个领域蔓延——从艺术到经济，从情感到物质。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人们的生活虽然不像今天这么丰富多彩，但改革开放的步调让人们的视野变得宽阔，各种新生元素破土萌动。在那个蕴藏着巨大活力与生命力的年代，也上演了属于第一代股民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时，所有人都沉浸在一种变革的氛围中，早期的股民做投资可能简单、片面，却有一种自信的力量和面对未来的勇气。

如今，随着股市转好，投资者参与市场的热情也渐渐高涨。但此时的热情，在那些年一起炒股的老股民眼里，完全是小巫见大巫。那种对新生事物的渴望、追逐与热爱，只能成为追忆了。

其实今天想来，那些年我们一起炒股的日子，何尝不是“中国梦”的一道伏笔——凭自己的梦想、激情与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好日子。

排队，对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算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买个鲜肉月饼，要排几小时的队；周末去餐厅吃饭，也要排个把小时……但在老李眼里，“今天排队的情形，同当初大家购买股票的场景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20年前委托交易时的排队经验，对像老李这样的早期股市投资者来说，已成一段难以忘怀的珍贵记忆。

那时没有电脑交易系统，为了能早点达成交易都得提前排队。有资深股民回忆，在关键时刻，比如买入股票预约单，往往要连夜排队。在上海人民广场的黄万国营业部门口，直到夜深也是一派熙攘景象。

“不少大户还会雇黄牛。外滩各大酒店门口经常倒卖国库券的‘打桩模子’，也加入了排队大军。”

那些年，炒股不仅考验智慧，还真是个体力活。

除了排队，动辄一个人背一二十万现金到营业部买卖股票的兴奋与刺激，老王直到今天一想起来还能感受得到。

“当时买深圳股票门槛高，都是凑钱。我们办公室七八个人凑了一二十万，我操盘。”老王的声音渐渐高昂，“股票卖出的那一天，我背着个双肩包，装着赚来的钱，从黄万国走着回公司，一路感觉仿佛在天上似的。”

老王笑着说：“回到办公室给大家分钱，每个人都喜气洋洋，感觉不要太爽！”

第一代股民，与股市一起萌芽，相伴走过懵懂的青葱岁月，又一同走向成熟。他们对股市的热情，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那些年一起炒股的回忆，于他们而言，总是珍贵。

⊙记者 赵明超 ○编辑 张亦文

难以忘怀的记忆

在投资市场摸爬滚打20多年，老李见证了中国股市的起起落落。直到今天，上世纪90年代股市的火红岁月仍令他难以忘怀。说起那些年炒股的往事，老李依旧激情澎湃。

据老李讲，至今最让他回味的，是身在上海，投资深市股票。这对今天动动手指都快能炒港股的投资者而言，有些超出想像。

“上海炒的是老八股，深圳炒的是老五股。”他所说的老五股，分别是深发展、深金田、深万科、深原野和深宝安。深市股票大涨，一下子就引起了上海投资者的关注。

可对当时上海的股民来说，只有万国证券黄浦区营业部可以开户买入深市股票。而且由于是电话委托，不像现在可以实时成交，只能用传真传送过去，往往过两三天才能到买到深市股票。

“填写完委托价格后，营业部会集中报单，如果填的价格低了，往往成交不了。”据资深股民回忆，由于当时没有涨跌幅限制，投资者如果要想保证买入，填写的委托价格就必须高一些。

令人惊讶的情景出现了——沪市股票是一百元为基准，一股就可以委托；深市股票是一元钱为基准，委托买入时至少五百股。“当时沪市的股票经常数百元一股，而深圳股票只有几块钱一股，一下子就吸引了很多上海投资者蜂拥而入。”

由于通过“黄万国”营业部委托的人太多了，于是乎，营业部只接受资金量较大的投资者，资金达到5万元以上才可以买入深圳的股票。

门槛高了，想买深市股票的上海投资者可不会就此作罢。

很多人开始依靠亲朋好友，通过如今很流行的团购方式，用一个账户购买。据老李的朋友老王说，他们当时买深圳股票，办公室七八个人凑了6、7万块钱，他一人操盘买入深圳宝安和深发展。到了1992年“810”事件后抛掉，不到一年，赚了几十万，“深宝安买的时候是3.5元，后来复权价格涨到了35元，深发展从11元左右涨到40多元。”

“股票卖出的那一天，我背着个双肩包，装着赚来的钱，从黄万国营业部走着回到了公司，当时的感觉仿佛在天上似的，看天天蓝看水水绿，回到办公室给大家分钱的场景，喜气洋洋，感觉不要太爽啊”，老王回忆起来依然兴奋。

据老李讲，由于当时上市股票数量很少，而上海投资者的购买力相对较大，使得深市股票价格都被上海的资金买上去了，不少消息灵通的投资者，往往会提前打探上海投资者“流过去”的资金有多少，据此判断深市股票的涨跌。以至于每当股票回落时，只要上海投资者的资金到了，这些股票又会接着涨上去。

当时，在黄万国营业部，每天收盘后都会把深市股票的收盘价公布在橱窗里，由于没有涨跌幅限制，经常出现超过10%乃至30%以上的涨幅，市场波动剧烈。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每天公布结果之时，气氛十分活跃。万国员工在公布具体涨跌幅度之前，往往会先向外面等候的人群示意一下当天股票是上涨还是下跌，“如果上涨，就会先竖起一个大拇指，大家看到这个手势就知道上涨了，立马欢呼起来；反之，如果是下跌的，就会出现一个手势向下的拇指。”老李说到此处，眉飞色舞，完全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之中。

如今对于生活在上海的人来说，排队算是最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为了买个鲜肉月饼，要排几个小时的队；周末逛完商场去餐厅吃饭，也要排一个多小时，但是在老李眼里，这种排一两个小时的队，同当初大家购买股票的场景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对早期的投资者来说，排队绝对是难以忘怀的记忆。由于没有现在的电脑交易系统，为了能早点达成交易，投资者往往都提前去排队。

为了拿到一张买卖股票的预约单，往往要排几天几夜，不少投资大户还会雇黄牛去排队，而雇佣黄牛排一天队的报酬300块钱，相当于当时普通人一个月的工资。

老李说，“其实黄牛排队也很辛苦的，他们要组团排队，24小时不间断，中途去洗手间也要找另外的黄牛代为排队。”

据说当时在黄万国周边修自行车的、卖早点的人，都因当排队黄牛而赚了不少钱，而在外滩各大酒店门口经常倒卖国库券的“打桩模子”，有些也加入到排队行列中去了。

激情燃烧的老股民

在上海滩第一代股民眼里，股市作为新兴事物，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甜蜜的回忆。

老王说，当时的豫园商场，后来更名为豫园商城，股价最初从100多元起步，尽管最高涨到一万多块钱，不过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根本没办法拿到最后，很多人涨了几倍就抛掉了。

当时的市场上，曾经流传着一个豫园商场(豫园商城的前身)投资者“因祸得福”的故事。一个投资者持有豫园商场的原始股，后来因为违法事件被抓进监狱里面了，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委托交易了，没想到从监狱里出来之后，一看股票，惊傻眼了，原来投资的一万多元，一下子就翻了整整一百倍。

“立马变成了百万富翁，”在当时工资普遍只有两三百元的年代，百万富翁比现在亿万富翁还稀奇，老王接着说，“现在国内很多地产大佬，20年前起步的时候大部分还没有一百万呢。”

在巨大的赚钱效应之下，投资者蜂拥而入，股票供不应求。为保证发行，地方政府设计了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等新工具，也就是先发行股票认购证和新股认购抽签表，然后凭借认购证摇号或者抽签认购股票。

1992年8月10日，出现了震惊全国的“810”事件。深圳发售1992年的新股认购抽签表，出现了众人蜂拥争购抽签表的场面，最终酿成了中国股市史上的“不幸事件”。据悉，当时深圳只有60万常住人口，但原始股巨大的利益诱惑，吸引了全国各地百万之巨的股民涌入深圳。

在上海，投资者的热情同样高涨。1990年12月，在上交所[微博]开业前两天，为了让上交所开张增加热闹气氛，万国证券公布增发400万元申华股票的预约单，当时万国证券在上海市共有3个营业部，分别在人民广场、普陀区体育场和徐汇区体育场，结果三个地点都挤得人山人海。

以普陀区体育馆的销售点为例，很多投资者半夜起来排队，后来队伍都横到马路上去了，到了傍晚还在排队，大批上班族是下班后赶到，把整条马路堵得不能通车了。

据黄万国营业部首任总经理谢荣兴回忆，1990年12月18日下午，他在营业部里向投资者说“明天上交所开业第一天，谁明天要买股票的在这里排队登记”。结果人们一下子拥到了柜台前，第一位申报的投资者要求买入知名度最高的电真空，第二位申报者买入的是热门股延中，第三位是17日晚上没有领到申华认购券的现中路集团董事长陈荣。

据谢荣兴讲，陈荣当时想，既然你们都在抢买热门的股票，怎么能买得到呢？于是他就买不太熟悉的冷门股浙江凤凰，由于对该股的面值、开盘基价的基本信息都不知道，所以陈荣的委托单连买多少股都没写，只写了5000元，买浙江凤凰。

“第二天一早，陈荣坐了从上海郊区南汇到上海市区的头班车，经过十六浦码头摆渡过黄浦江，到达黄浦路营业部，一路上花了近4个小时，终于拿到了十股浙江凤凰股票的单据，而真正拿到股票则等了将近一个月。”后来，谢荣兴说，陈荣在浙江凤凰升值了十多倍后卖出。正是在股市上赚的第一桶金，为他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基础。

早起的投资者，在市场暴涨行情之下，基本都有过赚钱的甜蜜回忆。赚钱效应进一步催化股民的热情。在著名的黄万国营业部门口，每天晚上都有数百投资者聚集在一起，谈论着当天的市场表现，到很晚才会依依不舍地离去，这就是著名的街头股市沙龙。

今天市场上的不少牛散，就是在当初的股市沙龙起步，最终走向了大户室，走向了自己的投资殿堂。

朝令夕改的政策市

浸淫股市20多年，老李最大的感受就是，中国早期的股市完全就是政策市，在给投资者带来收益最大的几次投资机会中，不管是最初的购买认购证，还是允许投资B股，乃至带来波澜壮阔行情的2007年的大牛市，都是在政策因素下促成的。

公开资料显示，1990年5月25日到6月7日的20天内，深圳5只股票在柜台交易的价格增幅为：深发展100%，金田140%，原野210%，万科380%，安达380%。股票价格的上涨，在给最早进入市场的投资者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担心，一系列政策随即出台。

刚开始，深圳实行10%的涨停板制度，6月18日，涨停板幅度进一步收缩至5%；6月26日，将涨幅缩至1%，跌幅跌至5%，从制度上限制市场只许跌不许涨，6月28日，深圳又规定卖股者需要交纳千分之六的印花税。在政策打压下，市场陷入长达9个月的熊市。9个月中，深市总市值跌去七八亿元，市值只剩下35亿。

1991年8月17日，深交所[微博]放开涨停板限制。1992年2月18日，上交所放开延中和大飞乐两只股票的价格限制。5月21日，上交所决定全面放开股价，长期受到压制的上海股市开始发飙，上证指数从5月20日的616点直接暴涨到21日收盘的1265点，到了5月25日，更是飙涨到1420点。

从上交所开业后情况看，随着股市暴涨暴跌而实行的政策，调控政策同样是“不择手段”。上交所开业第一周，实行5%涨跌停板制度，电真空股价基本上以每日20元的涨幅上升，股价越是直线飙升，越让持股者惜售，使得股价节节升高。

面对飞涨的股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坐不住了，开始不断修改交易规则。

5%的涨跌停制度实施仅一周，第二周即从12月27日起，股价涨跌停板幅度改为1%，从1991年1月7日起，上交所进一步把涨跌停板幅度调窄到0.5%；此后更是要求各证券公司抛出库存以平抑股价，消息传出股市哗然，上海股市开始了证交所开市以来的第一次下跌，“小熊”三个月。

股价节节上涨，政策予以限制。股市持续下跌之后，政府同样也会开始考虑救市了。这就是中国股市的特色。

1994年上半年，市场走势低迷。沪指从1993年2月的1559点一路下滑，至4月份已跌破600点，围绕股市如何走出低迷、如何“救市”，监管层开始出台救市政策，讨论了几个月，股指又跌到325点，跌幅达45%。

监管层果断出手，即通过股票市场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入手来改变市场的供求状况，以期达到促使股价止跌回升的效果。1994年7月，暂停新股发行与上市、严格控制上市公司配股规模、采取措施扩大入市资金范围等新政推出。

周末消息公布后，紧接着的星期一，即1994年8月1日，上证指数大涨，以上涨33%收盘。在接下来的6个星期中，上证指数冲破1000点，上涨幅度达到215%。

时任证监会[微博]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按理说监管部门应该不管股价的，为什么要管？就是政治压力。上海股市股指跌到300多点的时候，上海市委正式写报告给中央，中央转给我们，要求采取措施，得救啊。”

就在这样的潮起潮落中，我们的第一代股民，与股市一起萌芽，相伴走过懵懂的青葱岁月，又一同变得成熟。他们对股市的热情，是今天的人们无法想像的。

幸福也好，心酸也罢，那些年一起炒股的回忆，于他们而言，总是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