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杨绛先生

我和杨绛先生

韩元方 掌上修水


　　杨先生走了，我的心情无法平服，他的音容笑貌时刻萦绕在我的脑海，总想提笔写点什么，但又理不清思路。后来一想，干脆写我和杨绛先生。

　　一个小县城记者，怎么会认识著名的文学翻译家、剧作家、小说家和散文家杨绛呢，根本不可能。我住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而她住在京城，我出生的时候，杨绛到了退休年龄，可以说，我知道她，她却不认识我。但为何要讲“我和杨绛先生”呢？因为我经常“隐身”地串门，拜见这位纯洁美丽的女神。

　　刚开始认识这对学者伉俪，应该是90年代我最喜欢看的电视剧《围城》，我反复地看了几遍，里面的经典语句如今还没忘。特别是杨绛的那一段话：“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当时认为把生活比作围城，既生动又深刻。由于喜欢，便开始关注作者，关注作者，便开始了解他们的事迹和作品。

　　对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杨绛先生在医院同时照顾她的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俩人住的医院相距甚远，来回一趟要绕大半个北京城，对于一个87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我也感同身受。我父亲自2004年患脑溢血后，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是近两年，吞咽困难，身体消瘦，行动迟缓，生活不能自理，一年要住几次院。俗话说： “家中无病人，牢中无亲人，平安就是福”。照顾病人不只是体力上的辛苦，而且还有精神上的负担。由于我们兄弟仨都不在身边，照顾父亲的重担全压在母亲柔弱的肩上，每次回家看到她疲惫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所以我也尽量地分担一些。



　　杨绛先生说：“钟书病中，我只求比他多活一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从中也可以看出照顾人有多难，也体现了杨绛先生精神的强大。这也给了我精神上的动力。

　　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深受迫害，被整得苦不堪言。杨绛被拉到千人大会上示威，她顽强抵抗，决不低头，被人剃了“阴阳头”。在下面的钱钟书看到妻子受如此迫害，却无能为力，心里受不了这样的煎熬，只能默默离开会场。杨绛没有屈服，第二天戴上自置的假发照样出门买菜。通过这件事，大家都知道杨绛并不是位好欺负的娇小姐。杨绛的强大内心，对我触动很大。我也经历过人生的痛苦，那是2012年家里盖房，当时看到身体不好的父母还住在泥巴房里，潮湿、漏雨、透风，我们兄弟仨就想帮他们改善一下居住条件，拆旧建新。谁知计划没有变化快，2012年下半年，刚好把老房拆完，打好地基，却被政府通知停建，理由是工业园规划区内，不准私自建房。县领导带队，工作组巡查，力度之大，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面对老房已拆，新房不准建，父母没地住，有理无处说的境地，看到心脏不好的父亲承受不了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怕他过不了这坎的担心，我心急如焚。本来想让父母住得好一点，如今却让他们无家可归，伤害了父亲的身体。实在没办法，我只得去找县领导，他的秘书接待了我，我与他一栋大楼办公，彼此熟悉。他跟我说：“你作为一名党员干部，不支持县里工作，反而给领导添乱，这不是找骂吗？”听了这话，我一肚委屈无处说，眼泪在眼睛里打转，只得迅速离去，走出办公室，再也控制不住了。

　　那段时间，我吃不香，睡不着，工作没心思，妻说我又黑又瘦。为了走出困境，我经常用毛泽东来鼓励自己，当年他的妻儿被杀害照样干革命，我的事算得了什么，杨绛先生的坚韧也给了我力量，我坚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杨先生说：“读书好比‘隐身’地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

　　我与杨绛先生就是这样拜见的。虽然读她的书不多，但她的书受用。最喜欢她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那首著名的诗：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人到中年的我，对世事也有了基本的认识，“不争”是一种心境，“为何不争”却是一种智慧。



　　杨先生走了，她被丈夫钱钟书称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他们家庭和谐可谓典范，育有一女钱瑗也是人中翘楚。钱钟书的夸妻癖，杨绛的担当，在面对困难总是说：“不要紧，我来。”都是我学习的楷模。杨绛最好的作品——女儿钱瑗，一次遇到一个问题，查了三本书都没找到，最后问父亲钱钟书，他的父亲让她继续找，终于在第五本书里找到了答案，她高兴坏了。教育子女就应该这样，不能代劳，让他们独立完成，既培养他们的能力，也使他们懂得珍惜。



　　杨先生送走了女儿和丈夫，圆了他们的心愿，105岁的她也走了，去与他们团聚，留下《我们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