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记录怎证明爆炸嫌犯的犯罪动机

　　5月10日上午9点04分39秒，伴随着火光与巨响，云南省巧家县白鹤滩镇花桥社区的便民服务大厅，成为了现场生还者所描述的“人间地狱”。一天后，当地警方公布了犯罪嫌疑人信息：赵登用，男，生于1986年。

　　4个鲜活的生命，16个躺在医院里救治的伤员……，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年仅26岁的赵登用制造如此惨剧？

　　而警方在通报会现场公布了赵登用的QQ空间记录等信息，以此为证据“推断出这个人性格孤僻，存在严重的暴力倾向”。这样的做法，一时引起网民议论纷纷。

　　
　　警方公布的赵登用的部分“暴力语言”

　　赵登用QQ空间中的“说说”——


　　赵登用QQ空间中的“日志”——

　　“大家看日记别说我无礼，我所骂的都是那些流氓。我X他X，老子也走过二十几年，不是老子没有奋斗。回忆起来，老子一直都被那些流氓欺负, 从九岁到现在，老子和那些杂种打了几百次架，老子忍性很强，可是这些流氓为了不让我超过他，竟然用这卑鄙的手段来欺负我。打我，老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健康的体魄，难道这些杂种只知道社会有钱什么都能办，难道你不知道我不能过你的后果会怎样吗？我告诉流氓们，不要嫉妒别人，人急了是不顾后果的”——《人是不一样的》。
  
　　这些言论与案情有一定吻合度，因而有助于分析嫌犯的作案动机

　　赵登用的上述言论，显示其对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不满，这种不满既指向制度——“不是能力决定一切。而是社会背景决定一切”；也指向社会中特定的人——“我所骂的都是那些流氓”；还指向社会中不特定的人——“不要给一般人一翻见识”、“混不走的时后会有多少人死在我的手下”。

　　其中，案发前对社会中不特定的人有不满，是那些针对不特定人的爆炸、纵火案的重要特征。一些引起轰动的公交爆炸、纵火案，如2004年长沙公交案、2008年昆明公交案、2009年成都公交案，其犯罪嫌疑人在案发前都流露过对不特定人的怨恨或者“和谁都处不来”的生活特征。事实上，自杀性爆炸案多是针对不特定人，有数据显示，在自杀性暴力犯罪案件中，特别是大案、要案中，有90%以上的犯罪行为人与犯罪对象不存在什么因果关系。

　　因而，赵登用的这些言论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他的作案动机。
  
　　但言论的发表时间等又与案情不太吻合，所以由这些言论来断定作案动机不妥

　　2011年抚州爆炸案，案发前嫌犯也在微博等平台发表过不少言论，为什么从那些言论就可以大致断定嫌犯的作案动机呢？因为那些言论与案情高度吻合，这个“吻合”是指那些言论一环扣一环，最后与案发扣在了一起。嫌犯说了自己的不满，说了这些不满怎么难以解决，说了自己针对性的打算，最后还说了自己要把打算变成行动了——“关注抚州近期发生的爆炸性新闻”。

　　反观赵登用的那些言论，距离案发有两年之久，这两年里他可能依旧抱有言论中表达的情绪，并在一个“触发点”“引爆”；这两年里也可能他的想法已经改变，情绪已经平复，此次作案另有他因；还可能他发表那些言论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把“想法变成行动”的打算和勇气，毕竟在微博里搜一下，那些放出类似“狠话”的人一大把，而其中有几个实践了？吐露负面情绪，本就是互联网用户的特征。美国尼尔森公司发布的亚太各国网民的用户习惯报告表明，约有62%的中国网民表示他们更愿意分享负面评论，而全球网民的这一比例则为41%。而在中国青年报随后的调查中，有41.3%的网民认同尼尔森公司的调查结果，41.9%的网民认为批评性言论更有价值。这些调查虽然主要是在讨论商业消费领域，但毫无疑问，互联网用户在网络上十分容易接收和发布负面情绪，在这一点上甚至不分中外。

　　总之，赵的犯罪动机可能与那些言论吻合，也可能不吻合。即便吻合，到底是和哪部分吻合——是针对特定人发表威胁的那部分；还是针对不特定人发表威胁的那部分？毕竟我们还不能因为他炸死的有不特定的人，就否认他其实是针对其中某个特定人的可能。
  
　　要定案，还缺什么

　　随着证据涌现 赵登用实施爆炸的事实已经比较清晰

　　经过指纹核实与家属辨认，现场监控录像拍摄的可疑男子正是赵登用。

　　他在引爆炸药前的踌躇、紧张与不自然，都在录像中得到了体现。也符合自杀犯罪前的规律。

　　而且技术勘查显示，这起爆炸属于悬空爆炸，爆炸中心点就在赵登用的背包处。而赵登用在视频中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侧转了下身子，右手似乎向外拉。随后爆炸发生。

　　此外，对于家属一直存疑的“背包”问题，所有看过视频的记者都得出了“摄像头清晰地捕捉到了他背后的双肩包”的结论。
  
　　但仍有合理怀疑需排除

　　对一宗刑事案，其定案标准需“排除一切合理怀疑”。假定赵登用为嫌犯，因他已在爆炸中身亡，此案将不再继续公诉和审判程序。这意味着，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即为本案的结论，对定案标准尤应从严把握。就在半个月前，公安部常务副部长杨焕宁曾强调，民警要切实转变侦查办案方式，切实实现侦查办案由“抓人破案”向“证据定案”的目标转变。

　　从证据的角度看，巧家爆炸案仍有不少“合理怀疑”尚待排除。比如赵的亲属就提出质疑：炸药是禁品，赵登用不懂爆破技术，他是如何获得爆炸物并引爆的？赵登用不是被征地拆迁对象，他为何跑去征地补偿协议签约现场实施爆炸？赵登用的双肩包，家人没见过，是哪来的？这些正是警方当前调查工作的核心，质疑者不妨带着问题，给警方留出时间和空间，等待下一次媒体通报和证据披露。
  
　　为什么警方会陷入舆论漩涡

　　人们总是不愿看到案件指向“个人原因”

　　每次有大案要案发生，媒体总是希望能挖掘案件背后的“社会原因”。而大众也乐见这些案件的发生原因能归结到“社会问题”，以此来寄托自己的某些不满情绪和改良的期望。

　　本案发生在征地补偿协议签署现场，一开始又传出是某妇女携子自爆，所以很容易给人“因征地补偿不公导致的惨剧”的联想。这个联想符合大众的心理期望。
  
　　当案件指向“个人原因”时，心理落差会导致人们挑剔，警方的错误很容易被口诛笔伐

　　但后来警方披露的信息显示，这起案件不仅与征地补偿无关，而且很可能就是因为嫌犯个人品质太差引起的。这样一来，就给大众造成了心理落差，人们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信息，因而纷纷挑刺质疑。这时候如果出现“以县公安局长的名义和前程担保”，或者“以QQ记录推断”这类不严谨说法，自然免不了被“炮轰”了。
  
　　警方应当更注重逻辑的严谨与证据的确凿，不专业的说法只能带来更多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