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芜湖配11名副市长遭质疑 官网紧急撤下3人

　　安徽芜湖配备11名副市长

　　遭质疑官网火速撤下3人

　　近日，安徽芜湖市一位副市长因骑自行车送女儿上学，受到舆论热捧。但随后记者惊讶地发现，380余万人口的芜湖市竟然配备了11名副市长，大大超出一般职数。

　　被发现后更改网站信息

　　南都记者在芜湖市政府网站看到，除市长杨敬农、常务副市长丁祖荣外，还列出了其他9位副市长，其中一人为挂职。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地级市应当配备多少副市长并没有具体规定，一般要视当地的人口规模等状况决定，但11位副市长显然过多，一般是六七位。

　　芜湖市5988平方公里，人口384万。与该市同为地市级的安徽省阜阳市，面积9700余平方公里，人口1014万，却仅配备1位常务副市长和4位副市长。

　　前日，当副市长职数过多引起质疑后，芜湖市政府网站更改了有关副市长的名单信息，将其中3人的名字撤下。

　　副职泛滥反映用人随意

　　汪玉凯称，地方政府副职泛滥的情况很普遍，更为严重的其实是政府的副秘书长，动辄十几位。按照一般安排，市政府内一位副秘书长协助一位副市长，但实际中往往超出这一数字。地级市的职务设置由省级机构编制委员会负责，但组织部门往往突破编办的安排，反映出在用人上的随意性，领导的权力意志过强，急需整治。

　　据《南方都市报》

　　延伸阅读：

　　何勇：走出“官满为患”困境不能只靠立法

　　事实上前几年就有学者对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做过统计，西汉时是1:7945，唐高宗时是1:3927，清朝康熙年间是1:311，新中国建国初期大约是1:600，而目前高达1:28左右，有学者更是就此指出我国目前官民比例为古今中外之最。当然官员的恶性膨胀早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组部、中编办在2009年初就曾下发了《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规范地方政府的副职配备超编问题，但是此举并没有遏制住官员膨胀的趋势，相反在不断地恶化。（央视网）

　　朝廷冗官太多曾经令宋朝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为巩固皇权，宋太祖采用分散权力的方法，使各个政府机构"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导致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官员人数剧增。随着冗官问题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李承之、曾巩、洪迈等人深感忧虑，多次上书直言朝廷滥官之失。

何勇：走出“官满为患”困境不能只靠立法

来源：央视网

　　3月10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表示，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建议制定《编制法》，制止“官满为患”。（3月11日《都市快报》）

　　作为最基层的公务员，实事求是地说，刘锡荣对“官满为患”现状的描述有点夸张，只是极个别极端地方的案例，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官满为患”的存在是不争的事实，包括笔者工作的地方也不例外，不少尚未达到退休年龄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在家休养，就连不到30岁的笔者平时大部分时间也是无所事事，带来了严重的冗员、人浮于事、相互扯皮、行政效率低下，官僚主义泛滥、漠视、无视老百姓利益，挥霍、浪费纳税人财富、行政开支巨大等问题，招致老百姓怨声载道。

　　事实上前几年就有学者对我国历史上官民的比例做过统计，西汉时是1:7945，唐高宗时是1:3927，清朝康熙年间是1:311，新中国建国初期大约是1:600，而目前高达1:28左右，有学者更是就此指出我国目前官民比例为古今中外之最。当然官员的恶性膨胀早已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中组部、中编办在2009年初就曾下发了《关于规范地方政府助理和副秘书长配备问题的通知》，规范地方政府的副职配备超编问题，但是此举并没有遏制住官员膨胀的趋势，相反在不断地恶化。

　　不可否认，我国缺乏一部完善的《编制法》的确是导致官员膨胀、“官满为患”的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没有法律的约束，导致官员超编无法做到依法处理，但这不是根本原因。一方面中组部的副职干部编制配备的通知没有阻止官员超编的事实；另一方面即使有法律对官员编制配备作出了规定和约束，但实际执行效果很差，没起到约束作用。《国务院组织法》明确规定“各部设部长一人，副部长二至四人。各委员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至四人，委员五至十人”，但实际上不少国务院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超编，而且长期没有得到治理。比如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曾多达9人，超编5人，很多国家部委的副部长、副主任达到6人，超编2人，领导配置人数没有超编的部委不到一半，这足以说明法律的缺位不是导致“官满为患”的根本原因，根源在于体制缺陷。

　　事实上在现行的压力型体制下，官本位思想不断强化，导致官员编制配备缺乏监督和约束机制，导致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为所欲为，想设什么机构就设什么机构，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招人就招人，没有行政编制供应，就安排事业编制，没有事业编制安排，就招没有编制的临时工。

　　换言之，走出“官满为患”困境，既要出台《编制法》，对官员编制配置进行规范，更要依靠体制改革。加大对地方领导，尤其是一把手的约束和监督，严格规范不属于官员、但是耗费纳税人钱财的临时工招聘，对于违反规定的超编问题，不只是开除超编人员，关键是对同意超编人员入编、同意招聘临时工、同意提拔和安排超编的领导干部的主要负责人给予严惩。

朝廷冗官成灾病入膏肓

　　冗兵和冗官是宋朝政府始终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冗兵的出现源于北宋定都开封。开封位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定都开封必须常年驻军数十万，连营设卫，以代替山河之险。宋太祖曾想迁都“以去冗兵”，但遭到晋王赵光义和群臣极力反对，不得不放弃迁都计划。

　　冗官问题源于宋太祖亲自制定的职官制度。为巩固皇权，宋太祖采用分散权力的方法，使各个政府机构“上下相维，不得专制”，导致机构设置叠床架屋，官员人数剧增。

　　从北宋到南宋，冗兵和冗官现象越演越烈。政府因此而积贫积弱，人民更是不堪重负。因冗兵问题非迁都难以解决，当时群臣不敢议论太多。而随着冗官问题日益严重，一些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李承之、曾巩、洪迈等人深感忧虑，多次上书直言朝廷滥官之失。



　　司马光建议革除“推恩制”

　　北宋中枢本来就机构重复，人浮于事。但北宋统治者并未意识到问题严重，还实行推恩制，允许级别较高的官僚推荐数十名亲属当官，朝廷授官越来越滥。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宋仁宗赵祯逝世，宋英宗赵曙继位，群臣进贺表。一些地方官趁机派亲属入京求官，朝廷按推恩制一一授以官职。当时任知谏院的司马光觉得不妥，便上书称：“窃见诸路转运使、提点刑狱、知州军事，各遣亲属进贺表至京，朝廷不问官职高下，亲属远近，一例推恩。此盖国初承五代姑息藩镇之弊，后来因循不能革正。国家爵禄，本待天下贤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无故受官，诚为太滥。今纵不能尽罢此等恩泽，其进表人，若五服内亲，或乞等第授一官，其无服非亲属者，并量赐金帛罢去，庶几少救滥官之失。”当时同修起居注郑獬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他说：“昔真宗初即位，有事于南郊。旧例，群臣皆得迁秩。而真宗以为侥幸太甚，遂命止加勋阶。真宗已尝革滥赏于南郊之初，则陛下亦宜绝缪恩于登极之后也。”

　　司马光和郑獬的建议都很有道理，但执政者称已下诏赐官，成命很难收回，便把他们的建议放在一边。

　　李承之建议减少闲职人员

　　宋朝除大量职能部门外，闲职也不少。如京城和其他各路均有宫观需派人管理。管理宫观的职位待遇高、事务少，朝廷一般只授予资格老、身体差的官僚。而一些比较年轻的官员贪其俸禄高、事务少，也求此职，导致管理宫观的官员增加不少，国家财政支出增多。时任权发遣三司使的李承之就此事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李承之说：“近年以来，朝廷宽假资格稍高之人，为其衰迟，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举管句宫观之职，优与俸禄，不立员数。而臣僚趋闲贪禄，或精神未衰，便私避事，亦求此职。条例既宽，初未釐革。今内外宫观约百余员，无纤介职事，岁费廪食不下数万缗。乞今后在京宫观提举提点句管官，其毋得过十五员，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阙。所贵勤劳官守之人，有以区别，不虚费国用。”这一建议被宋神宗接纳，下诏年过六十五的官员才能调任管理宫观的职务。

　　四年增加

　　万名官员

　　到了南宋，政府官员比北宋又多了不少。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今日冗官》一文中详细记录了当时政府的官员人数。

　　文章称，南宋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四月，有朝臣上奏，直陈冗官之弊：“曩在乾道间，京朝官三四千员，选人七八千员。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四选名籍，尚左，京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员；尚右，大使臣五千一百七十三员；侍左，选人一万二千八百六十九员；侍右，小使臣一万一千三百十五员。合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冗倍于国朝全盛之际。近者四年之间，京官未至增添，外选人增至一万三千六百七十员，比绍熙增八百一员。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员，比绍熙增一千三百四十八员。小使臣一万八千七百五员，比绍熙增七千四百员。而今年科举、明年奏荐不在焉。通无虑四万三千员，比四年之数增万员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仅四年就增加了上万名官员，宋朝冗官之多可见一斑。洪迈对此痛心疾首，在文章结尾时说：“病在膏肓，正使俞跗、扁鹊持上池良药救之，亦无及已。”

　　曾巩比较三朝官员人数

　　宋神宗元丰年间，曾巩任职判三班院。他将宋真宗景德年间、宋仁宗皇祐年间及宋英宗治平年间的户口数量、垦田数量、财政收入和官员人数进行比较，发现国家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官员人数也越来越多，建议朝廷“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

　　曾巩说：“校之景德，户七百三十万，垦田一百七十万顷。皇祐户一千九十万，垦田二百二十五万顷。治平户一千二百七十万，垦田四百三十万顷。天下岁入，皇祐治平皆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景德郊费六百万，皇祐一千二百万，治平一千三百万。以二者校之，官之众一倍于景德，郊之费亦一倍于景德。官之数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入官之门多于景德也，郊之费不同如此，则皇祐治平用财之端多于景德也。诚诏有司案寻载籍而讲求其故,使官之数、入者之多门可考而知；郊之费、用财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后各议其可罢者罢之，可损者损之。”

　　曾巩这一建议受到宋神宗赞赏。来源 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