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1896年陈氏兄妹合影于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左起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


1904年日本留學時的三兄弟，右衡恪、中寅恪、左隆恪


1934年初春，在北平中山公园，左起朱益藩、陈宝琛、陈三立



　　16年前，陆键东著《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一经出版即在知识界、文化界激起强烈反响。尘封多年的陈寅恪一时成为焦点人物，并开始由学界走向普通公众。10年前，《陈寅恪集》终于由三联书店推出。首先与读者见面的是《柳如是别传》，首印1万册，短短数月间销售一空，不得不加印——“陈寅恪热”丝毫未见消退。1年前，陈寅恪3个已是耄耋之年的女儿，出版了回忆双亲的《也同欢乐也同愁》，留下了一份她们亲历的珍贵记录。

　　一个枯坐书斋的冷静学者，何以热而不衰，甚至成为某种文化符号？学问以外，恐怕与他赞誉王国维、自己也力持不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无关系。曾经失落或即将失落独立与自由的人们需要借他招魂。

　　实际上在众多回忆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不同的陈寅恪。有些人着意挖掘他作为历史研究者在学术史上的意义；另一些以思想、政治、文化的视角，描摹和想象他，将他看作思想史或政治史上的象征性人物。

　　学者葛兆光点出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果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很差，恐怕他再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家也不会把他当成象征性的人物。陈寅恪作为学者，学术研究的伟大成就，支持了他作为思想者的影响力和公信力。”

　　的确，陈寅恪是当代文化史绕不过去的人物，其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卓尔不群的学人风骨，以及气象万千的学术成就，可称一时无两。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义宁陈氏家族。陈寅恪这座高峰，原是拔起于群峰并峙之处。翻开新编《辞海》，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陈寅恪四人分立条目。一家三代祖孙四人享有如此殊荣者，恐怕翻遍《辞海》也难再见。

　　故而陈氏家族的百年浮沉，烛照出了中国近代文化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乃清末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在湖南巡抚任内，他是地方督抚中倾向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是时湖南风气大开，是全国最有生气、推行新政最有实绩的省份。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因曾保举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弟被革职回乡。同年冬他挈眷返里，在南昌西山下筑崝庐隐居。

　　陈寅恪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与谭嗣同等人并称“维新四公子”。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一心肆力于诗，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享有“吏部诗名满海内”之誉。

　　陈寅恪长兄陈衡恪，字师曾，近代著名画家。他诗书画印兼善多能，才华横溢，与鲁迅、杨怀中、齐白石、李叔同、徐悲鸿交谊深厚，是吴昌硕之后齐白石之前的书画大家。有《陈师曾先生遗诗》、《陈师曾先生遗墨》、《陈师曾印谱》、《中国绘画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传世。

　　为了完整地呈现陈氏家族，本刊记者拜访了散居全国各地的几乎所有陈家后裔。这是一次对义宁陈氏文化基因的探秘，更是一次对中国百年文化史的微观梳理。

　　陈寅恪家族 百年悲欣

　　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本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广州

　　面对照相机镜头时，6岁的陈寅恪有些不知所措。他身着长衫，脚穿布鞋，前额刮得锃亮，辫子挂在脑后，站在一株低矮的桃树旁。这是1896年的春天，湖南长沙巡抚署后花园“又一村”。照片上，五个小孩并排站立，从左至右依次为陈康晦、陈隆恪、陈新午、陈方恪、陈寅恪。纵是料峭初春，仍能瞥见此处为花木繁盛之地。他们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

　　在19世纪末的中国，照相乃是稀罕之事。相机在19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同时进入的还有军舰和枪炮。清廷的洋务运动盛极一时，北洋水师1888年创立，号称世界第六、亚洲第一。陈家兄妹拍摄这张照片的前一年，则是中国历史上山穷水尽的一年。自1894年与日军开战，已过一年，清廷看不到获胜的希望。农历新年刚过，正月十八日，日军占领刘公岛，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自杀，曾无限风光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廷委派李鸿章与日本议和，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内容包括割让台湾、澎湖等岛屿。消息传来，国人震惊，彼时在直隶布政使任上的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

　　正月二十日，年轻的光绪帝召见了陈宝箴，详尽地询问了应对当前战事的策略。陈宝箴逐一复奏。觐见翌日，他条分缕析了京畿防备的诸项事宜。这份奏折称为《觐奏兵事十六条》，包括“固畿辅”、“择军将”、“严津防”、“简军实”、“筹急款”等项。

　　祖父在京殚精竭虑之时，年幼的陈寅恪正随家人在湖北武昌生活。他母亲俞明诗则担心自己哥哥的安危——陈寅恪的舅舅俞明震此时正身处风雨飘摇的台湾。

　　当时台湾巡抚是广西灌阳人唐景崧。《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绅民拒不从命，极力挽留奉命内渡的巡抚坚守孤岛。五月初二台湾民主国宣布成立，改元“永清”，唐景崧被推为总统，刘永福为民主将军，丘逢甲为义勇统领，陈季同为外务大臣，俞明震为内务大臣。

　　台湾民主国成立几日后，清廷便命令张之洞禁止向台湾提供饷械。紧接着日军在基隆登陆，不久，唐景崧乘船逃至厦门。九月初，日军占领全台湾。

　　同年七月，经清廷重臣荣禄举荐，陈宝箴升为湖南巡抚。九月，他从直隶赴长沙就任，家眷随后也离开武昌，回到了熟悉的长沙。

　　走出江西乡野的客家人

　　陈家在长沙湘江东岸城北通泰街居住多年，1890年7月3日，陈寅恪出生在通泰街的“蜕园”。

　　“我叔公(陈寅恪)跟我父亲(陈寅恪侄子陈封怀)在一起时，说的是长沙话。”如今在中科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工作的陈贻竹向本刊记者回忆。

　　长沙只是这个四处奔波的家族暂时的居处。他们最早的家，在江西修水竹塅——赣北幕阜山腹地的一处山村。修水古称义宁，所以陈家被称为“义宁陈氏”。

　　“最近忙的是陈家大屋的保护。”陈贻竹说。竹塅村陈家祖辈居住之所历史已超过两百年。陈家大屋门前的场地上，竖着用紫红麻石条砌就的旗杆石和旗石墩，顶部正中凿有竖旗杆用的圆孔。旗杆石为陈宝箴中举时所竖，刻着“清咸丰元年辛亥陈宝箴中举竖”；旗石墩是陈宝箴之子陈三立中进士时所竖，刻着“光绪己丑年主政陈三立”。

　　义宁陈氏为客家人，在竹塅已经住了几代，承续着耕读传统，但一直未有人考取功名。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八月，年方二十的陈宝箴中了举人。

　　陈宝箴中举时，满清王朝的统治正面临巨大威胁。1851年，在广西桂平金田村，另一位客家人的后裔洪秀全建立太平天国。咸丰帝诏令各地创办团练以御太平军。陈宝箴的父亲陈伟琳创办义宁州团练，陈宝箴协助其父帮办团练。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相抵，劳累过度，病倒不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1860年，陈宝箴进京会试落第。他并未马上返乡，而是与各地应试的举子切磨道义，结交了众多“隽异方雅之士”。其中，他与易佩绅、罗亨奎尤为要好，被称为“三君子”。

　　这一年，京城发生了一件大事——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国难当头之际，陈宝箴无心在京等待三年后的考试，赶赴湖南投入军营。他到湖南之前，好友易佩绅、罗亨奎已奉湖南巡抚骆秉章之命，招募了一支千人义勇军“果健营”，驻守湘西，配合清军抵御太平军的来袭。

　　不久，翼王石达开率领十万太平军猛攻“果健营”，义勇军累月死守，粮草行将耗尽。陈宝箴冒死雪夜从小道潜行至永顺求援，并马不停蹄押运粮草返回军中。“果健营”巩固了防守，太平军久攻不下，退兵而去。陈宝箴与“果健营”自此扬名。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进入曾幕的陈宝箴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

　　“陈宝箴是这个家族走向全国的关键人物，他是一个转折点。在江西，土客矛盾使得客家人只能在偏远的地方生存，种的是最差的田，常年吃的是红薯。作为客家人，他们只能靠个人奋斗，没有其他根基。义宁陈氏的历次迁徙中，恐怕这一次迁移意义最为重大。陈姓历代先人为之奋斗上百年的家族崛起，最终通过陈宝箴的走出竹塅得到了实现。”对义宁陈氏颇有研究的学者张求会为本刊记者分析。

　　力推维新的湖南巡抚

　　1898年，同样是在长沙，陈寅恪与几位兄弟留下了一张合影。他们身后的背景板是手绘的湖山，悠远宁静。照片上的几个人，神色多少有些冷峻。这一年的长沙各种思潮涌动，山水之间并不平静。对这个家族和这个国家来说，是波诡云谲的一年。

　　这一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全国十八行省的督抚，最有力推行的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他推行新政之举，其子陈三立曾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变士习、开民智、敕军政、公官权。希图有一番作为的光绪帝对陈宝箴倍加赏识，于“百日维新”中的8月5日、10日连下两道谕旨嘉奖他。

　　早在1897年，湖南学政江标改革校经书院，陈宝箴就大力扶持：“为士子群聚讲习，以开拓心胸，讲求实学，造成远大之器，用意甚美。”校经书院创办的《湘学报》，为湖南首创的新报，为湖南维新摇旗呐喊，以大量篇幅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新知。

　　陈宝箴十分推崇《湘学报》，赞誉其“指事类情，洵足开拓心胸，为学者明理达用之助”，“为湘中承学有德之言，于本省人士启发尤为亲切”。他通令全省各州县订阅，“分送书院肄业及城乡向学士子一并批阅；劝告绅商自行购买”。此外他还拨款购买梁启超等人创办的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的《时务报》，分发各府厅、州县书院。

　　在他倡导下，湖南成立了南学会——以行民权、立议会、促地方自治为宗旨的政治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一，南学会创办时，会长皮锡瑞首先讲“立学会讲学宗旨”；黄遵宪讲“政体公私人必自任其事”；乔树楠讲“公利私利之见”，谭嗣同讲“中国情形危急”；陈宝箴讲“为学必先立志”。

　　随着湖南新政进入深水区，尤其是梁启超等人的到来，新政发生改变，从单一的洋务实业朝关涉民族、民权等方向转化。时务学堂培养了一批新学子，蔡锷便是其中代表。外人则将湖南称为中国最富朝气的省份，甚至比作日本维新时期的萨摩和长州。

　　湖南新政迅猛展开之时，京城里帝后两党的争斗也已水火不容。光绪帝命各省督抚网罗“通达时务、勤政爱民之员”随时推荐进京。陈宝箴举荐了17名维新人才，其中谭嗣同、杨锐、刘光第三人被光绪帝委以重任。

　　陈宝箴父子施行的是一条不伤国体、稳健渐变的改革之路。“其实，陈宝箴父子在当时的改革中是很孤立的，守旧派认为他们乱来，激进派认为他们步子太小，各方矛盾聚集在他们身上。湖南开始办矿务总局，谭嗣同跟陈氏父子的观点就不一样，到底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还是商办？民族工业的滋生、蔓延和发展，问题非常复杂。陈家父子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想化，而是非常务实，有时还要顾及人情世故。他们感受到的痛苦和难堪很真实。”张求会说。

　　1898年八月初六，光绪被囚，慈禧垂帘听政，除了京师大学堂，所有新政俱被废止。戊戌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陈宝箴父子因“滥保匪人”，被“革职永不叙用”。

　　九月十七日，陈宝箴将巡抚印信移交给了新任巡抚俞廉三。陈氏父子的政治抱负就此终结。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陈三立光绪二十一年春所作的两句诗，不幸成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