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市场效率降低最伤害民企

　　民营企业家冯仑的新书《理想丰满》卖得很火，被媒体称为继续进取，乐于表达的冯仑，其作为学者企业家的本色，最近在襄阳更有展露。12月4日，2011年中国（襄阳）民营经济发展“隆中对”论坛现场，冯仑发表演讲称，民营企业家就要“吃软饭、戴绿（色）帽、赚硬钱”。他认为，民营企业家应做别人不做的事，看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算别人算不到的账，这样就可“穿越”到未来，把握到面向未来的潜在商机。

　　谈到民企生存现状，冯仑说，对于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社会各界都有感觉。

　　“民营企业这种生存状况，令人担忧。”冯仑认为，许多例子表明，政府权力正不断延伸，此举剥夺了民企很多的权利。民企的这种生存环境导致了各种问题的发生，之后又反过来出现各种责怪民企的声音。比如对逃跑的温州民企老板的指责，为什么不首先检讨自己的政策，不检讨这些年来民企生存环境、制度的变化？

　　对于民企做公益，社会似乎总有些误解，冯仑就此作了分析，他认为，从前年以来，民企的捐款就已经超过公共部门包括国企的捐款，而且现在私募公益基金在治理透明度上也都超过了政府管理的公益基金。民企说是捐出1元，但实际往往捐出1.5元都不止，因为并不能以之抵税。民企上市公司每一次分红，都倒扣一次税，等钱落到自己口袋里，又要再拿出来一部分做捐款。

　　冯仑还分析说，中国目前70%以上的就业问题是民企所解决的，50%的税收、60%的GDP，是民企所创造，但民企只占用了30%的公共资源，却还要承担各种捐款。国企是花别人的钱做好事却并不积极，而民企动辄拿出数十亿元做好事，还自己到山区里去发钱，社会却仍有种种误解，好像民企无论拿出多少钱来做公益都不对。因此民企捐款做公益的积极性严重受挫，这类现象值得深思和研究。

　　许多人认为当前的市场环境严重制约了民企成长，冯仑就此表示，最近几年，市场效率降低，所伤害的，都是民企。原因何在？国企垄断就不必提了，现在根本不可能打破这种垄断，我们只能抵抗，只能它来了，我们就用沙包抗一抗。这种背景下，政府对民企时时伸出的看不见的手，现在更变成了闲不住的看得见的手，为什么呢？因为每伸出一次，就有利益。

　　“在改革开放初期，乱管，这属于观念问题；但现在，都是利益问题。”冯伦说，若要讲道理，大家都懂，都知道该管或不该管，但也都知道如果不管，过年就没人敲门送礼。比如建委居然还设立一个居民小区办公室，负责管理物业公司招标事务，管这么点细碎小事情，就有人央求巴结。可见闲不住的手，其目标就是利益。市场效率的降低，与此密切关联。

　　当下的市场效率，如何影响到民企健康发展？冯仑认为市场效率有三个最重要的标志：

　　第一，交易速度。现在大家普遍感觉交易速度慢，不仅生得慢，死得也慢，都是安乐死。而美国是猝死，比如180多年历史的雷曼公司，倒掉一个礼拜，牌子都换了，十天之后，尸体已被分解完毕，一个月之后，似乎史上已没有过雷曼。但美国企业生得也快，比如facebook，犹如一个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身价已达700亿美元市值。

　　比如地产商卖房子，要经过政府审批，时间长达两到三周。北京一天有多少人等着买房？这三周耽误的利息成本，谁来负责？

　　第二，交易成本。首先，明显的由于政府管制太多，交易成本大量增加。

　　第三，定价。现在国内市场对于企业家的创新，不能定价。facebook的那小子身价多少？马云、李彦宏，身价是多少？这都是资本市场所给的定价，是鼓励和激励，是对于创新者、企业家能力的一个市场定价。中国资本市场现在完全是行政化，这使得企业家们都跑海外定价去了。一个市场若不能给企业家的创新能力定价，企业家就不会在这个市场出现。

　　“比如现在房地产市场一调控，所有房地产商不能融资，既然不能融资，定价功能就没有了，这个市场就成了太监市场，有家伙，却不能用，甚至没家伙，不生儿子。再比如文化产业，如果华谊兄弟公司的王中军不用政府发文件就可以做，资本市场中必然有大量资金立刻投入文化产业。所以，资本市场对于企业家创新能力的定价功能不能持续，直接影响着民营企业的创新的竞争。无数民营企业的创新，不都是为了上市吗？”

　　冯仑认为，上述三个方面，凸显了中国市场效率存在的问题。改革这么多年来，都是为了围绕市场配置资源，提高效率。市场效率提高了，民营企业不用大家天天教育如何转型，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如何做实业，这些事情市场都能解决。

　　冯仑强调，市场失灵，企业就弱智。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如果把民企管成了弱智，如何再去扶贫和帮教？就像浙江一些民企，为什么会追求空洞化、金融化，最后败走海外？要检讨自己的问题。

　　冯仑还特别提到，最近有一本名叫《革命与生意》的书，讲辛亥革命一百年以来，民营企业的故事和表现。中国真正有规模的企业，大概是清末民初的时候出现的。和西方的民企相比，中国民企最大的悲剧就在于，研究商业竞争上所花时间较少，多数时间都花在研究社会体制问题上，一百年来，中国民企经历了大概四种社会制度变迁，每一次社会制度变迁，都导致企业家前面刚富起来，立刻就什么都没了。无论是官督民办、海归创业还是草根创业、体制内书生创业，还是小商贩，都要面临市场博弈和体制博弈这两件事，最终绝大多数都死于体制博弈。

　　“因此，我们应当深入研究如何减少民营企业成长过程中所要付出的制度博弈成本，研究如何让民营企业有专心做生意的环境。”冯仑表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企业有了超稳定的日子，希望今后能有更舒心的日子。

　　谈到民企传承问题，冯仑说：“民营企业需要有自己的培训机构或基地。建议在统战部和工商联的支持下，开设民营企业商学院，由民营企业出资和投资并承办，允许民营企业自己管理。就像李嘉诚的长江商学院那样，把老一代民营企业家的经营思想和理念传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