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鸟”潮商的资本密码

　　2012年4月20日，历时5年、民意汹涌的温商吴英非法集资案路转峰回，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

　　就在吴英案发回重审前23天，国务院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

　　如今，“温州金改”正如火如荼。

　　长期研究潮商资本的学者张更义却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在温州设点金融改革，在我看来，完全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据新华社5月13日报道，温州当地监管部门抽样调查显示，当前温州民间借贷规模比去年8月份缩水30%左右，其中个人借给个人及个人借给企业的融资规模缩水均在50%以上。

　　不仅如此，温州民间借贷风波产生了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去年8月份以来，温州市法院共受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22000余件，平均每天有近100余起民间借贷纠纷产生；案件总标的额高达210亿余元，平均每天有近1亿元的纠纷产生。

　　然而，与温商同样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称、有着相近商业布局的潮商却“涛声依旧”，立于商海五百年不败，近几年更是在悄然搭建一个庞大的金融帝国，玩得风生水起。

　　罗马诗人奥维德曾这样描述不死鸟：“大部分生物都是由其他生物衍生而来的，只有一种例外，它们可以再生，被称为不死鸟。”

　　与各领风骚百十年的其他商帮相比，潮商恰似商海中的“不死鸟”。

　　他们基因何在？内在气质是什么？传承着怎样的商业文化？《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试图解开潮商不败的资本密码。

　　政商地震后的分野

　　就在上个月，潮商朱孟依掌控的合生创展公布2011年合约销售额仅为99.4亿元，同比2010年下降近10%。这已是合生创展连续8年销售额徘徊在百亿元左右，而8年前曾落后于它的万科，销售业绩已连续两年突破千亿。合生创展被地产界解读为不思进取、裹足不前。

　　失之桑榆，收之东隅。

　　同样是在4月，由朱孟依三兄弟的珠江系控股并筹办的珠江人寿向保监会递交了开业申请。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珠江人寿是2011年4月21日获得筹建批复的广东首家地方寿险公司，将于今年8月前开业。

　　这是合生珠江系近两年来最为“张扬”的一个动作，也被外界视作一个信号因涉黄光裕案传闻困扰几年的朱孟依已逐渐走出阴影。

　　在潮商中间，朱孟依素以德高望重著称，被视为精神领袖之一，因此，珠江人寿的成功筹建无疑也是潮商在前两年那场“政商大地震”失落后重新活跃的一个信号。

　　2008年，如日中天的新派潮商、国美电器前主席黄光裕突然“翻船”，由此牵扯出此前潮商中鲜见的“官商勾结”的深层次链条，潮商一夜之间被贴上了“官商勾结”的标签。

　　这个曾三次登上胡润内地富豪榜榜首的潮商年轻气盛，狂放不羁，一度被寄希望为引领本土潮商再度勃兴的“头马”。其跑马圈地开办国美直营店，成为中国最大家电零售连锁企业的故事，为外界津津乐道；其白手起家、强势扩张的发家史在桑梓也家喻户晓。

　　然而，2008年11月10日，黄光裕在大批保镖的簇拥下回到其出生地汕头市潮阳县，仅7天后，便传来“黄光裕被调查”的消息，之后他以“非法经营”、“内幕交易”、“单位行贿”三罪入狱14年。

　　黄光裕在北京身陷囹圄被看作是潮商的“滑铁卢”，而彼时的南方深圳，潮商同样风声鹤唳。

　　黄光裕好似推倒了一副多米诺骨牌。

　　案发前后，另一位潮商深圳金光华集团公司董事长李亚鹤 （生于汕头市潮南区）也因“涉嫌行贿”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京文唱片董事长许钟民、朱孟依、深圳茂业集团董事局主席黄茂如、香港赌业巨头连超等潮汕籍商界大佬相继被卷入丑闻与非议。

　　与此同时，众多潮籍高级别官员也牵扯其中相继“落马”，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等。而原深圳市市长许宗衡的落马更像“拔起萝卜带出泥”，让李亚鹤等潮商卷入其中。

　　多位长期接触潮商的人士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黄光裕案件虽为个案，但其时的潮商，受累于斯，在心理层面受到重创。

　　“黄光裕太冒险、太霸道了。平时潮商都不太喜欢出席活动和场合，在商界就应该低调，这是潮商的一贯作风。”深圳潮汕文化研究会秘书长杨经纬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

　　广东南粤银行党群文化部资深研究员、长期研究潮商的独立学者张更义出版过两本潮商专著，他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将黄光裕出事的大部分原因归结于地域，“汕头当地有个说法，如果黄光裕在其他地方，就不会出事，在北京才会出事。潮商那么低调，他绝对是个例外。他忘了根，把原有的文化丢了，一定要去争所谓的第一。你看马化腾多么低调，黄光裕就是被外界环境所影响。”

　　黄光裕案对潮商的心理影响犹如台风过境，留下一片狼藉。

　　“此事过后，潮商与政府打交道更加谨慎。潮汕本土有些中小企业就因为跟政府的关系没搞好，出了问题承受不了。”张更义说。

　　黄光裕能否真正代表潮商，这个问题素来颇多争议。阿里巴巴旗下深圳一达通企业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锋曾见过一次黄光裕，“他不太像潮汕人，很多潮汕人说他不够意思，跟老乡也不讲情义，不怎么和潮汕人玩。”

　　“黄光裕不能代表整个潮商，他更多是给潮商一种借鉴，就是商人要遵循市场规则来办事。”香港贸易促进会广州办事处主任唐舸与肖锋持同样观点。

　　但该案的震慑作用显而易见。“近两年潮商在深圳比以前要规范很多了，以前在深圳40%的房地产开发都是潮商在做，这与许宗衡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现在他们对待房地产业务普遍比较慎重，开始向金融等领域转型。另外，地下钱庄也比以前规范了。现在看来，不管是黄光裕案，还是许宗衡案，或者吴英案，对潮商心理层面的影响比较明显。”与潮商打过交道的深圳某企业财务总监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

　　在这场政商地震后，潮商与政府打交道开始变得更加谨慎，同时对法律制度也更加重视。他们正用自己的行动悄然抹去这个标签。

　　黄光裕之后的国美给外界最大的变化就是重塑了潮商的低调稳健风格。

　　2007年末，国美更换了使用21年的红蓝相间的标志。经历几年的内部权力争斗后，黄妻杜鹃现执掌国美，她给国美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重启扩张战略。2010年，国美宣布“2010年国美电器上市和非上市部分将至少新开480家门店”，这一年的开店规模是国美电器发展史上年度开店数量最多的一次。

　　虽然在开店上，国美重新启动了扩张战略，但在发展上，国美开始保守前进。

　　一位家电业内人士这样对记者描述如今的国美：“保守前进是指集团层面，针对新产业业务进行压缩，稳进投资而不激进，在电器业务板块由大进攻转为局部进攻。”

　　而在潮商的大本营珠三角，风向也在悄然改变。

　　近年来，在政策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下，盘踞深圳的潮商资本正有序地从房地产市场退去，转向以保险业为主的金融领域。目前至少有生命人寿、阳光保险、前海人寿、珠江人寿四家保险公司的大股东均为潮商。不仅如此，在基金、银行等领域，潮商资本也正在加速汇集。

　　五百年“潮”起“潮”落

　　黄光裕案引爆的连锁案，无异于一阵乱棒，打得正处于上升期的本土潮商顿时手足无措。

　　但历史上曾经历过更大风浪的潮商并没有就此被击垮。

　　“五百年历史的潮商曾经历过比黄光裕系列案更大的风浪。”杨经纬说。作为中国商海中的一支古老战舰，潮商渊源可追溯至明代。他们以红头船为标志，被世人称为潮商。据《周府》记载:“潮民力稼穑，收果木，蔗糖及鱼盐之利，经商不出布帛，米粟之门。”寥寥数语，尽显昔时潮汕商业之繁华。

　　明、清三大商帮中，晋商、徽商相继陨落，唯潮商硕果仅存。

　　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历程相似，潮商也曾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演绎的商业宗教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更夺人耳目的是，在300多年的海上生涯中，潮商走完“亦盗亦商”路数之后，用200多年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历史上实现两次勃兴。

　　“潮商为什么能持续发展，这与历史原因、个人经历非常相关。”杨经纬说，这些潮商在年轻时经历过水灾和其他自然灾害，有过出海打鱼的生活经历，因此有拼搏吃苦的精神。此外，“他们时常处于紧张状态，非常有危机感，因此潮商对风险的控制都比较谨慎。”

　　据悉，1995年香港版“500强”世界海外华人富豪榜中，潮商就达60人之多，虽数量上少于66人的闽南商人，但是这60位潮商拥有820亿美元，远远多于闽南商人的财富量，整个潮商加上闽商的财富，几乎占世界华人财富半壁江山。

　　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亊长李衍平对潮商的两次勃兴进行了归纳，“潮汕开埠直至上世纪30年代，那时是潮汕商人大发展时期，并于上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那时，汕头港货物交易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上海、天津。当时拥有国内并不多的电话和自来水厂，抗日战争爆发后，海外与国内的商业脉络中断，第一次高潮结束；改革开放后，第二次高潮如期而至，海外以李嘉诚为标志，内地以黄光裕为代表，同时，经营方式开始从家族式企业突围，变成股份制。”

　　“潮商的两次高潮有着各自的历史背景，第一次高潮是被刺激起来的，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轰开的；而第二次高潮是改革开放孕育出来的，是市场积累的必然。”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传播基金会会长、原汕头市委宣传部部长吴勤生曾表示。

　　潮商第一次勃兴期间，潮汕商界内部甚至出现了独立的金融信用体系“七兑票制度”，即在潮商内部中通行潮商银庄发行的一种兑票，每票可兑七钱银，以此票为中心，在潮商中凝结为强大的信用力量；第二次勃兴期间，潮商们开始在工业化道路上艰难起步，并很快在塑胶、制衣、钟表眼镜等行业后来居上，重新从上海商人手中夺回了主导权，潮商代表李嘉诚更是在此间成就了华人创业的不朽神话。

　　“从国内来说，本土潮商确实有着两次高潮。潮商对于商业的执着，对于机会的把握，是其他商帮比不上的。潮商是机会主义大师。”张更义说。

　　张更义认为，潮商是非常复杂的，很难在性格、行业等方面简单下定义，但他们是最纯粹的商人。他们能够抓住经商的任何一个机会，并且比别人走得更快。不能说他们不和官场打交道，他们把官场当商场做。有政策机会，他们会抓住发展。有发财机会，他们可能会藐视法律，不择手段。

　　张更义所说的 “不择手段”，在潮商的黑色低潮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海贩起家的历史总让潮商骨子里的不安分基因时不时冒起。

　　连创两次高潮之后，本土潮商并没有韬光养晦，反而剑走偏锋，很快迎来了黑色低潮。从民众参与度达百分之百的六合彩赌博，到共和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系列骗税案”，均由他们所为。真正彻底毁坏潮汕地区声誉的，是“系列骗税案”。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2000年8月7日，国务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工作组“807工作组”进驻汕头，调查发现，仅潮阳、普宁1000多户出口企业，98%以上都存在违法犯罪。后工作组认定，汕头、普宁两地犯罪分子伪造，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7.2万份，虚开金额共约323亿元，号称“共和国第一税案”。

　　“他们一向感觉自己不在法律的控制范围之内，自我放纵非常厉害，藐视法律。他们自以为很聪明，有一种游走于法律之外的快感。”张更义说，商业气息过于浓重，导致他们忽视了法制和市场秩序。

　　不过，张更义也认为，除了道德伦理外，潮汕地处省尾国脚也让他们胆大妄为。

　　更为严重的是，曾经作为金字招牌的“潮商”两字，由于这场诚信危机而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全国有18个省不与潮汕人做生意，一些地方更打出招牌“此地无潮货”。

　　本土潮商因两遭重创而危机四伏。

　　但很快，潮商“不死鸟”的内在气质再度拯救了他们。

　　上世纪80年代初，黄光裕从汕头市凤壶村北上，远走他乡，并于1987年4月在北京成立国美电器；10年后，马化腾选择在南方深圳创办小企鹅腾讯。同时，大批潮商出走潮汕本地，前往彼时正建设得热火朝天的特区深圳。

　　据了解，现时的深圳拥有近200万潮汕人，其中近百万是潮商。有人认为这个数字还过于保守。“潮人在深圳的资金市场超过1800亿元，占深圳的固定资产四成以上。”深圳潮汕商会会长吴开松曾在公开场合说。

　　案发前，黄光裕曾接受媒体采访说，“潮商对商业有种执著的沉醉，应该说每个商业都有时代周期，潮商走了一段弯路，但是失败也提炼了新潮商的内涵，成败之间，潮商的根基文化更加雄厚。这几年，潮商已经完成低潮之中的调整，在全世界，潮商的更好未来已经开始落笔。”

　　成败之间，皆因萧何。本土潮商再度勃兴的落笔始于黄光裕，却又失落于黄光裕。

　　还好，黄光裕所牵出的“政商勾结”只是一个插曲，此时的潮商资本已积累多年并已完成了布局，深厚的积淀让他们并没有遭遇倾巢之覆。

　　潮商之资本密码

　　“潮商是绿灯亮了正常走，黄灯亮了快点走，红灯亮了绕着走。”唐舸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潮商天生就有把握机会的能力，鼻子能嗅到有钱的地方。

　　在张更义眼里，潮商较多从事珠宝行业、民间借贷，甚至一些成本不可测、卖价不可测的行业。比如潮汕本土的亚洲玉都和深圳的珠宝产业，此类产品价格不透明，由卖家定价。

　　“他们擅长利用信息不对称来赚钱。”张更义说。

　　张更义对潮商文化的深厚积淀深表认同，并认为这是潮商传承五百年不败的密码。

　　“和潮汕人打交道你占不了便宜，他永远不拿最后一张牌，还不让别人知道他的底牌。潮汕地区的祖先很多都是因为朝官被贬南迁，所以他们做事特别谨慎，永远不会把自己逼到无路可走。这就是他们与温州商人的最大区别。”

　　张更义还说，温商的赌性太强了。“他们明明知道玩不下去，会出事，还是要玩。温州金融试点改革，在我看来，完全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温商与潮商齐名，有“东方的犹太人”之称。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温州艰苦创业的精神让人记忆犹新。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温州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以15%~20%的速度递增，“温州速度”成为专有名词。

　　“冒险半生为万贯”的观念使温州人“敢为天下先”，敢于第一个吃螃蟹。但近几年来温商投机逐取暴利使得他们偏离了发家时的实体经济，一些老板迷恋虚拟资本游戏，倚重高息的民间借贷，押宝房地产。

　　“潮商是比较纯粹的商人，他们也有大量的民间借贷，但都流向实业或者熟悉的行业，而温商的特质不同，存在集体跟风炒作。”杨经纬说，潮商做事谨慎，如果某一贷款的回报率太高，他们会怀疑这究竟是什么行业，是不是虚假或者炒作。

　　肖锋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潮商对企业的考核比较严格，只借给熟悉的人、熟悉的领域。利润太高他们是不相信的。

　　“而温州人的侥幸心理太重了，他们超越了底线，把资本都流向了虚拟市场。”肖锋说。

　　前述某企业财务总监印象最深的就是潮商的资金拆借术，“潮商资本在深圳放高利贷的回报一年是20%以上，虽买的是信托产品，但信托公司只是一个壳，这些钱借给开发商，比如开发商要5亿元，在潮商中凑10个人买了，开发商告诉这些借贷人要建多少套房子，但潮商怕不保险，会向开发商提前约定要多少套房子，以内部价先拿过来。”

　　“这些借钱的都是潮商，相当于打六折购房，基本上没有风险，深圳很多潮商都是这样搞的。”这位财务总监说。

　　“温州金改让钱的来路阳光化，但去路呢？没控制好还是会出问题的。”肖锋对温商还是有些隐忧，“要是把出事后就靠政府和政策帮助当成习惯，钱还是可能会流向资本领域的。”

　　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中，温商以草根崛起的财富故事成就了“温州模式”。

　　但温州故事的另一个主角民间资本一切活动围绕着“炒”字开展，资金链断裂后引发 “老板跑路潮”，让这个年轻的商帮在公众眼中更加声名狼藉。

　　张更义说，潮商从来不把困难当作困难，像温商经营不好有跑路自杀的，但是潮商很少。他们把失败看得很平常。潮商低头做事，抬头看路。

　　此外，潮商资本的内部拆借还与他们的抱团精神一脉相承。

　　潮汕人的团结有目共睹。早些年，一个村有一个人做某件事赚钱了，接着他会带动整个村的人发达。

　　“潮汕人最重视的两个节日就是春节和清明节，他们对于祖先。对于血缘关系非常重视。”唐舸说。

　　潮汕话成为了维系这一凝聚力的重要中介。

　　“他们在一起就说潮汕话，外地人很难融入。”深圳潮汕商会品牌推广部副主任陈英说，“但是他们圈子内部的沟通非常畅通，彼此非常了解。”潮商这种家乡人的特质被称为“佳宁娜”情结。

　　“铜钱出苦坑”，潮汕人为了赚钱，非常吃苦耐劳。即便有钱了，很多潮商还是保持朴素的风格，做事低调。这种方式对于从无到有的积累财富来说非常重要。

　　潮汕人延续数百年不败的经商史，无疑是中国商帮史的奇迹。

　　潮商骨子里的种种特质，在世人眼中，历500余年不败之因由，皆起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