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多少民企老板会跳楼

还有多少民企老板会跳楼

李  锦



    浙江诚兴光伏企业老板李飞，毅然选择以跳楼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这一跳，让业界为之震惊，也使原本就风雨凄凄的中国光伏产业与民营企业再添几分凛冽。

    从2011年温州多起老板跳楼事件，到今年5月南京浜淼物资公司董事长跳楼自杀，再到6月包头市鼎太置业董事长魏刚跳楼自杀，近年来，老板跳楼事件频发，而跑路者更是数不胜数。   

    看到这则消息，令人心情非常沉重。企业家非正常死亡已经上升为社会的热点问题，那些企业家为何在商道中选择亡道？答案不言自明，企业活不下去，而老板自然就活不下去。因此从本质上说，当前不断来袭的自杀风波与“跑路潮”在一次次刺激着人们神经的同时，反映的是实体经济举步维艰的经济大环境下，资金链断裂、产能过剩等行业之危。

    先从光伏行业说起。就在8月7日，今年刚上市的“最贵新股”、知名光伏企业南大光电则在挂牌之前突然宣布业绩变脸，股票上市次日跌停。南大光电的“一跳”，与李飞的“一跳”，清晰无比地映射出中国光伏产业命悬一线的生存处境。

    当前的整个光伏行业，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用“内忧外患”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从国外来看，占据中国80%左右市场份额的欧美地区，正对我国光伏产品进行“双反”调查，一旦成立，所征收惩罚性关税将达到200%以上，这对于光伏企业来说无疑将是“灭顶之灾”。据美国投资机构MaximGroup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光伏业整体利润率微乎其微。中国最大的10家光伏企业的债务累计已高达175亿美元。

    光伏危机之所以发生，从光伏产业结构自身看存在四大问题。其一，盲目扩张导致产能过剩。2008至2011年间，全国爆发式地出现了大批的光伏企业。到2011年，国内已经量产及在建的光伏企业产能已达到了500亿瓦特，而彼时全球光伏总安装量仅有270亿瓦特。其二，而市场严重过剩，又必然会导致无序竞争、恶性竞争的频发以及价格战的出现，光伏企业大打价格战，产品价格一跌再跌。其三，产品结构不合理。其四，销售过分依赖于欧洲市场。中国光伏产品约有60%出口至欧盟，美国市场占20%，整个产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出口市场。而来自欧盟国家频繁的反倾销调查，则将成为压垮中国光伏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们知道，不到万不得已，民企老板不会选择跑路和跳楼。一份盖有诚兴光伏公司印章的书面材料透露，中硅公司董事长、“眼镜大王”胡福林曾携7000万元巨款逃跑，导致诚兴光伏必须要承担2000多万元的担保责任。虽然最终结论尚不得知，但是出于资金链条断裂大概是可以确认的。因银根抽紧，民间资本成为当前中小企业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之一，而又因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持续上扬，由此引发中小企业因资金链断裂而发生倒闭潮。

    从“老板出逃”到“老板跳楼”，民间资金链接二连三的断裂声，使得一向经济最活跃的民企，一时间却成了金融链条上最危险最脆弱的那个环节。这也许是李飞跳楼的根本原因。

      2012年尽管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帮扶中小企业，但这些政策大多数是救急不救生，治标不治本。2012年，“两荒两高”依然悬在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头上。一是“融资荒”。全国工商联有一项调查表明，规模以下的中小企业遇到90%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任何的借贷关系，小微企业95%没有从金融机构获得过贷款。今年以来，由于去年的中小企业危机银行更加惜贷、抽贷、压贷不时发生，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资金短缺。　二是“用工荒”。去年温州市经贸局对855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有74%的企业用工紧张。三是高成本。2011年用工成本涨20%-30%；今年涨了10%，融资荒带来资金成本大幅度增加，今年两次降息，但银行贷款通常实行基准利率上浮30%-50%，加上各种费用，实际贷款成本接近基准利率的一倍以上。四是高税费。相关专家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实际税负超过了30%，是全球税负最高的地区之一，还有各种名目的收费。

    不能不说的是，重宏观、轻微观的政策导向应该被检讨。日益积极的宏观政策，虽然立意是应对日趋复杂的内外经济环境，保护经济增长，但其长期效果难以评估，对民营经济的副作用却立竿见影。经济宏观增长，而微观上民营企业却大量倒闭，这就是我们目前面对的现实。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正确处理支持大企业和扶持小微企业的关系，推动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协调发展。

    不难设想，一旦当下民企资金链断裂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后果绝不会仅仅是还不起钱的老板“跑路”、“跳楼”那么简单。老板不存，企业焉付？中小企业的倒闭必将如影随形，而一旦潘多拉魔盒开启，即便是没有参与民间高利贷的中小企业，也完全可能受到相关上下游相关企业的赖账坏账而遭受波及，成为炮灰和牺牲品。随之而来的则是整体经济萎靡与失业率提升。我们为跳楼的老板痛心，也为民企的明天而担忧。如此下去，将有多少老板去跳楼？　

     当然，民营企业家面对艰难且不确定的营商环境，应考虑如何在心态与做法上进行调整，舍弃好不容易创立的企业移民，不应该是这一代企业家的宿命。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危机，同样令人担忧。

    据浙江省统计，在2012年，中小企业约60%-70%面临生存困境。温州规模以上企业已有六成处于停工停产状况，杭州市600家企业因担保链断裂，引发银行争取抽贷压贷，命悬一线。

　  我们期待政府为中小企业减轻负担，实行“三减”：减税、减费、减息。

   “跑路”和“跳楼”的民营老板，毕竟是极少数，不必夸大.但这种现象值得重视，要切实加以解决，尽快减税、减费、减息。否则命悬一线的民营老板跳楼现象可能会蔓延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