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经济学家反对经济刺激

哪些经济学家反对经济刺激

　　***在达沃斯论坛上说：“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有人不顾事实的歪曲和指责，甚至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保持了中国发展的势头。”那么，近年来都有哪些经济学家在反对经济刺激计划？他们又说了什么？我们整理了几位学者的观点，供读者参考阅读。


　　吴敬琏：政府不能再“浮财”了 必须耐得住寂寞经济学家吴敬琏2012年5月20日表示，2009年政府手里的钱好像是无限的，4万亿投资、10万亿的贷款，一个高铁建设就砸进去了3万多亿，现在行不行呢？不行了，不能再“浮财”了。所以必须耐得住寂寞，一心一意的要提高效率，提高竞争力。

　　当前经济增速出现下滑，部分人士希望政府通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发展。吴敬琏认为这一做法非常危险。“现在国内正是尝到了2009年放松银根的苦果。”他表示，货币超发会引发资产价格上涨，但物价上涨、房地产价格上涨存在滞后性。宏观调控应该着眼长期性，把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结合起来。

　　陈志武：经济刺激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2008年11月陈志武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道：按照这次4万亿方案，2009年增速达到8%以上会有一些困难。主要原因在该方案过多重视基础设施投资，仅铁路就占2万亿，而不是用这些钱重点刺激民间消费，放在降低老百姓储蓄压力、推动百姓消费。这种方案能带来的GDP乘数效应非常有限。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政府投资是否过头的办法，就是看政府的奢侈大楼、形象工程是否越来越多。1980年代，没有几个地方政府盖奢侈大楼，甚至90年代也很少，但是，到近几年则到处都是，这说明，不能由政府继续掌握那么多投资的钱了，是扭转“国富民穷”局面的时候了。

　　周其仁：经济刺激代价巨大 中国要坚定地退出2010年2月3日，经济学家周其仁在《搜狐2010中国新视角高峰论坛》上发表演讲说：在中国的经济刺激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刺激政策的一些代价，主要是大量货币的发放，对市场物价的整个形势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这个我们在市场上已经看到了。

　　问题的解决方向，不是说由于担心政府退出，经济速度就会下滑，所以政府要继续保持高强度的刺激。也就是说，高额的负债和过量的货币。我认为，正确的解决办法是让经济回到能够持续增长的可靠基础上来，最重要的是供给一方进行结构性的改革，所以退出和进入要组合。政府的负债、过量的货币供应要退出，坚决有步骤地退出，但是结构性的改革要进入，要加快。

　　胡释之：政府滥用货币政策把企业折腾成“猪”2012年5月，新锐经济学家胡释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货币宽松任何时候都不是好事，最后证明都会带来悲剧性后果，这种教训我们已经很多。回过头看，我们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2008年底、2009年全年不停的货币宽松，投放货币。现在的所有问题其实都是那时候来的。一个是通胀非常厉害，另外一个是错误的投资非常多，所以现在很多半拉子工程、烂尾楼都出现。这就是因为之前的投资都是货币刺激下的错误投资，是本来不划算的投资，是因为有了货币刺激才投下来的，现在就证明都是错误的，都不是市场所欢迎的，所以现在都要开始全部清算。

　　同年，胡释之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中再次指出：咱们知道货币政策是最全局性的一个东西，你老这么折腾。你看一会降息，大家觉得炼钢是最赚钱的，一会加息，像武钢，就觉得养猪开始最赚钱了。一年炼钢，一年养猪，最后企业变成啥？自己变成猪了。所以没病都折腾出病来，不是熨平经济周期，而是制造经济周期。

　　张维迎：新一轮大规模刺激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灾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中国企业家夏季高峰论坛”上表示：“08年、09年强烈的经济刺激政策，导致通货膨胀，随后紧跟通缩的经济政策。如今又一个月内两次降息，想办法刺激，如果我们现在有开始新一轮刺激，大规模的投资，对未来中国经济是灾难性的。”

　　“如果08年、09年不要这么强烈的刺激，中国的投资不这么快，今天的状况会比现在好很多。”张维迎指出。
张维迎认为，中国经济经历了20年的快速增长，如今到了一个需要调整的阶段，只有经历一段低速增长，才能转型，才有更有希望的未来。”但是我们的政府舍不得，舍不得休息，一定要跑，可能结果会跑死掉。”

　　许小年：政府刺激经济是抽鸦片 减少干预才能救经济2011年11月，经济学家许小年在《中国与世界》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政府已经是使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但是整个全球的经济还是无法挽回的下滑。有人说是二次探底，我觉得不是，还没有从一次探底中走出来了，实际上是08年金融危机的继续。几个月的复苏是因为政府大量的投入资源，像鸦片一样，使得病人的病体恢复。但病根没有除。政府的治病，短期像兴奋剂一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兴奋剂很快就过去了，全球的经济再一次下滑。

　　从09年开始我们执行了极度松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4万亿到今天人们是黑箱。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我们今天都看到4万亿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铁、电网大跃进，货币政策极度松宽，2010年广义货币在28%头一年的增长上又增长20%，发货币都发疯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没有通胀呢？肯定有通货膨胀。

哪些经济学家支持经济刺激

　林毅夫：可以再来一轮经济刺激林毅夫在2012夏季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投资在短期内仍是拉动经济、摆脱危机的重要工具。只要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包容性的，增长率越高越好。过去中国经济保持了32年的高增长，未来20年每年保持8%增长也是没问题的。

　　林毅夫认为，内需包括两个方面，分别是消费和投资。目前中国的消费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增速已经很可观了，但是他更倾向将投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因为投资不仅可以创造需求和就业，从中产生的收入还能够刺激消费，且可以提高生产率，为下一轮高增长奠定基础。

　　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出口疲软，同时，四万亿元计划项目也大多走向尾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可以考虑再来一轮新的经济刺激，而这轮经济刺激要更多依赖于财政支出，而非信贷增长，这样会更好。

　　李稻葵：4万亿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李稻葵在2012年9月13日发微博说：4万亿的历史功绩必须肯定。必须冷静客观，当时的历史环境，4万亿极有必要，这一点国际上有公论，历史也会有公论。决策者们不必忐忑。需要沙盘推演的是当时在国际运作方面可能胆子太小了，汇率、美债、华尔街整合等等方面战略机遇没抓。现在也没人讨论。未来教科书会总结。。
李稻葵在2011年5月参加一个论坛时说：“我向政府提一个建议，货币政策要谨慎，财政政策要扩张。”他同时称，全球进入了一个相对比较高的通胀时代，货币政策在今后十年将继续保持紧缩。
李稻葵在当天的演讲中提到，当前中国的政策制定者非常担忧通胀，不简单因为是经济问题，更多是社会问题，因为收入分配不仅差距越来越大，扩大趋势也日渐明显。相当一批家庭属于低收入阶层，家庭大量的收入用于购买食物，从而使通胀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厉以宁：退出经济刺激政策弊大于利厉以宁在2009年10月的以此专题讲座上说，政府投资应该扮演杠杆的角色，带动民间投资，进而拉动消费，这是最主要的，而这些方面在此轮经济回升中都还不够。在这样的形势下，厉以宁认为，仍应该继续推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至少可以维持半年左右，但在这期间，微调还是必要的，特别是对信贷结构的微调。”

　　在2010年3月厉以宁又表示，现在大家担心物价上涨最快的主要是房价的上涨。而购房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消费行为。因为购房后要还债，就必须减少消费。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部分有钱人购房后，会继续买家具等消费行为，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购房后就留下了大堆债务，就不敢消费了。

　　厉以宁说：“现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是弊大于利。完全退出经济刺激政策，还需再观望一段时间。经济学不是算命的，但是我可以说，至少还需要到今年第三季度以后再看看是否可以退出经济刺激政策。”

　　钱颖一：短期内政府刺激经济是应该的2010年1月，钱颖一在北大参加一个论坛时说：从经济学角度讲，短期的需要刺激经济，而且不仅仅是在中国，是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所以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力度很大。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我们从中误读，我们以为政府就是在经济当中万能的话，这就会对我们今后的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将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去年的成功，我们希望借这个成功的势头来推进民营经济，而不要因为成功来走入一个误区。
钱颖一进一步说：实际上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在我们的脑子里，是在我们思维方式需要转变。比如，我们讲到短期的经济政策的时候，政府的政策，经济学家的分析有一套模型。比如财政政策，比如货币政策。我们经常讲到需求，投资，政府支出，进出口。所有这些都是需求方，全是对需求起作用。 这在短期是对的，因为在短期，你的供给，你的产能是过剩的，所以主要的制约因素是需求。

　　克鲁格曼：发达国家不应放弃财政刺激政策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在2011年12月指出，2011年在削减赤字的压力下，美欧的政策制定者过早地让财政刺激政策退出了舞台，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当前应当用财政刺激政策来降低失业率和加速经济复苏。

　　克鲁格曼表示，从2010年末到2011年初，在很多发达经济体的复苏态势尚未巩固的背景下，政策制定者却更关注削减赤字而非就业创造，他们采取了反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但是最终的政策效果证明了凯恩斯主义的正确性。

　　克鲁格曼表示，如果说爱尔兰、希腊等国没有财政刺激政策空间的话，美国还有财政刺激政策空间；尽管华盛顿的政客目前更关注削减赤字，但资本市场投资者似乎希望政府能加大发债以提振经济。

林毅夫和他的经济学

19世纪以前的经济学家多是学者和小吏，他们对经济学的研究大多是出于兴趣。在政府中起作主要作用的一般是财政专家——通俗地说，帮政府理财。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国家干预经济的加深，经济学者开始取代财政专家的地位，开始呼风唤雨。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经济学家就是必要的。

在一个自由的市场经济，经济学家的地位应该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只负责解释现象，市场应由企业家开拓。只有在政府干预经济甚至控制经济的时候，它才需要一大批经济学家，营造“政府干预有理”的意识形态，帮忙制定政策。

举例说，经济学上有个经典的“拉弗曲线”说，政府的税率并非越高越好，而要“适可而止”，税率定在某个曲线段，税额就达到最高，继续提高税率反而税收越少。从知识的角度上说，这样的实证研究或许有其意义。但是它却隐瞒了一个前提：任何税收都是对生产的破坏。经济学家应该正确指出税收的本质，而不是为政策出谋画策，以方便政府征税收达到最多——那是政府财务人员的责任。

市场越不自由，经济学家就越活跃。他们拿着一大堆数据，帮政府论证，干这个好，干那个好，全然忽视了事实：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是最灵敏最富有效率的；而政府总是颛臾无能，效率低下，富有破坏性的。市场的不自由推演到极致，就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成了政府的幕僚，他们的工作也降格到收集数据而已。据苏联经济学家回忆，为了决定毛皮的价格，他们必须跟踪两千多万组数据。当然，这类人在中国没有死绝。在计划经济残存的计划生育领域，专家经常拿出一大堆自然资源的数据恐吓说：看，再不搞计划生育，资源就不够用了！他们全然忽略了人的创造性、市场动态和科技进步，不过是在纸面做简单的加减乘除罢了。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米塞斯——这位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捍卫者，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的首要任务是告诫政府什么不能做。但是这样的经济学者必定不为政府喜欢。他所属的学派(奥地利经济学派)长期不受欢迎并非没有理由：政府不会喜欢一个排斥自身存在的理论学派；民众对政府的期待热情也不喜欢被泼冷水，他们更愿意听到政府的许诺。

那些鼓吹“政府能做好”的经济学家的待遇就会好得多。他们会被政府奉为座上宾，成为经济政策的制定者。

说了那么多，只是为了给某个经济学家的出场作铺垫，他就是林毅夫。

林毅夫是华人经济学家里最显赫的人物。他曾经就任过的官职足有半打：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连续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更为显赫的是，他还曾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他的官僚气息之浓厚，以至于他刚从世行一退任，坊间就猜测他的下一个官衔。

既然他的官僚职位那么多，先从最显赫的说起吧。

林毅夫在世界银行就任首席经济学家。先看看世界银行吧。世界银行是现今国际最大针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的组织，它的任务是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和亚洲贫困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建设基础设施。看起来非常美好。不过世界银行的职能长期饱受自由市场经济支持者的批评。他们认为，世界银行对非洲贫困地区的援助延缓了当地的复苏。世界上很多地区贫困的首要原因是体制问题，而世行的援助却经常是不加辨识地“注钱”。这些钱在分发的过程中，养肥了无数官僚机构（甚至被一些政府挪用）和效率低下的国企，阻碍了市场的发育。他们的日常行动，也不过是动用各国纳税人的钱财，满足政治客的纵横捭阖和良心表演，很难像私人援助那样负责任。世界银行这个超级官僚机构（由各国政府组成），它的行事并不比国内官僚机构高明多少。其内部同样存在效率低下，人事臃肿，贪污腐败等问题。2007年的时候，世行还爆出惊天丑闻，一伙官僚合谋陷害倾轧新长长世行Wolfowitz，手段之老辣卑劣无异于国内任何一个政客。这样的组织尽管受到重重的非议，但仍要不断证明自己的无所不能（正如国内政府的许诺一样），经常呼吁“防止贫富分化”“公正的市场体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粮食安全”“食品危机”，说来说去，无非是让各国政府加强行动，对经济加强干预——这些东西在公知的时评里经常也能听到。

世界银行这么个东西，它所需要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想想也能猜得到。排斥政府和官僚作用的自由市场学说肯定要受到排斥，认为“政府应该起到某种作用”的经济学家才可能获得亲睐。“政府发挥作用”，还不能太老套，否则无法显示出“经济学的发展成果”和经济学家的高明。

林毅夫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关注贫困问题和农村经济，主张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帮助农业积累并向工业化过渡。发展经济学还关注国际贸易中所谓的“不平等”现象，并对贫困问题、农民基本福利、人力资源和教育问题多有涉及。不过总体上都强调国家对产业和群体的扶持，是宏观经济学派的一支。发展经济学看起来非常美妙，但无非是凯恩斯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杂糅。凯恩斯学派承认市场作用，主张政府调节配置资源；计划经济认为市场会造成贫富分化，主张政府分配。发展经济学从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两点，主张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调节。世界银行体系内也长期存在这种思想（林毅夫的老师舒尔茨也曾就职世界银行），对各国政府提出各种各样的干预建议。选择林毅夫，至少在理念上是不冲突的。

当然，林毅夫之成名并非局限于此。最近几年他在很多媒体不停呼吁，要“反思发展经济学”，提出自己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我并不熟悉，从网上看，大抵以下几条：开放性的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具有竞争力和强大的外部性支持，包括强大的财政账目、更少的内生性危机和可以为反周期操作提供更大空间的财政政策；较大的经济盈余，较高的投资回报，较高的储蓄和投资。

究其根本，林毅夫还是说，政府应该有强大的财政能力，发现和主导新兴产业的发展。这符合他的思想一贯的逻辑，那就是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套理论没有什么新奇，中国政府长期执行各种产业保护和升级政策。至于成功与否，看看广东的“腾笼换鸟”政策后果就知道了。

林毅夫对经济危机的实质缺乏正确的理解。2008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说经济危机祸起2001年的互联网泡沫，而解决之道是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完全是胡说八道。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各国政府长期干预货币（人为压低利率）造成的周期性危机，大萧条是市场的纠正。政府滥发钞票只能加剧通货膨胀，扩大政府权力，并且损害市场的复苏，同时带来一系列恶果。解决经济危机的正确之道是政府通过减税和放松干预鼓励企业生产。林毅夫丝毫看不到这一点，而是附和着政府的腔调，不停对民众说：要相信政府，经济一定会好的！当然，2008以后整体的物价飞涨，企业艰难，林毅夫绝不会承认这是经济刺激的后果。

林毅夫是官方御用经济学家，名副其实的“国师”。这个评价决非是对他道德上的贬损，也没有对他人品的非难。林毅夫的学历和资历都是硬邦邦，无可质疑的。但是他的理念却和政府天然结盟，他总是论证政府能做好这，做好那，但是却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政府不是企业，官僚对市场既不灵敏也没有激励机制，政府越多的干预只能意味着市场更多的扭曲，效率的低下，经济活力的丧失。林毅夫在今年的天津达沃斯论坛上再次发言说，政府不妨再来一次“经济刺激”。希望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一句疯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