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破灭会引发战争吗？

房地产破灭会引发战争吗？

  尽管我们所体验到的是巨大房地产压力，随之而来的是各类贪污腐化，甚至涉及到基本公民权力问题，但只要稍微冷静思考，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这个房地产大跃进，中国还有其他方法在短期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显然，我们根本没有这样去想过。历史上也曾有过另一个国家经济迅速膨胀的例子，那就是希特勒德国。在此笔者希望把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二战前德国模式做个对比，看看两者是否真的会殊途同归。

和个人的经济痛楚不同，中国作为一个经济体确实制造了奇迹。表面看，中国自从改革开始至今，货币流通量据说增加了5000倍，中国M2是美国的1.5倍，占世界总量一半，而人民币和美元汇价稳中带升，中国个人资产总值超过美国，中国财政收入世界第一，最重要的一点，中国通胀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最低的。且不论这些数据背后的社会公平性，这种经济成长本身足以让人十分好奇这种膨胀背后的神奇元素。

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巨大的社会文化差距有目共睹，同时还错过了60和70年代的发展机遇，改革开始要马上找到经济增长点几乎不可能。和香港与新加坡这些小贸易国家不同，中国是从负数开始发展起来的，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把农民改变成工人，把人力资源和国际市场对接起来，用汗水一点一滴换来外汇。外汇本身并不能直接成为中国经济实力，因为中国的加工业基本没有多少利润可言，没有利润积累就不可能形成巨大投资力量。从西方强国发展历史看，通过建立海外殖民地是获取巨大利润的渠道，这对于西方小国尤其重要。但这种渠道往往造成殖民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最后总会有被打倒的一批。英国人打败了西班牙，同样美国人最后取代了英国，用美元这个武器垄断了全球贸易，获得的巨大利润，这种模式始终没有脱离海外超额利润这种发展元素。

中国显然不具备美国这种历史渊源和实力，从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发展成工业国家依然离不开一双手和一片土地。中国人天生喜欢土地，香港和新加坡主要经济支柱是房地产，华人所到之处都以房地产开发出色，自然大陆中国人也不会走出一条发展汽车或电脑的捷径。从万里长城到东方明珠，这些既是中国人的智慧也是华人的局限性表征。我们搞股市没有美国人的法治，我们搞金融没有犹太人的精明，我们挖金矿搞不过非洲，我们挖石油搞不过中东，我们造武器搞不过俄国，我们造手机汽车搞不过日本和韩国，于是，我们唯有用房地产作为经济增长主要元素。

这种选择并没有道德的缺陷，它所引发的腐败问题并非房地产行业本身的原罪。如果中国三十年间货币发行量上真的升了5000倍，我们的物价相对只上升了十多倍到上百倍，房地产无疑是消化通胀的“凝固剂”之一。民众感觉有时并不代表经济智慧，事实上，房地产相应带动的各类行业从运输到航空都有，尤其对于农村城市化起到了关键作用。比如，印度火车票十年只升了2%，因为印度民意不许升价，印度火车运输效率和服务臭名昭著，比英国殖民时期还不如，而中国高铁则屡经腐败事件迅速发展，成为全球之冠。这个例子中，印度民意可以不许升价，但却无法阻止落后。中国房地产的确有许多腐败因素，但不能因此否定它对经济规模发展的巨大作用。

房地产开发带来了诸多社会不公和浪费，尤其从微观层面看更是如此，但房地产增值所带来的财政收入举世无双。归根到底，它解决了如何获得超额利润这个最大难题。美国股市是超额利润的主力，背后是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和实力，这必须有法治和劳工素质支撑，而中国的房市是超额利润的主力，背后的盈利模式原始而粗放，甚至野蛮，但经济规模膨胀效果确实无与伦比。

对于强拆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崭新的中国’，因此，是不是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有位官员如此说道，这令65岁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陡感悲凉。“一个强盗逻辑。”他说，“把过去对反动派的打压用到对自己的人民身上，这对吗？”这个问题的毛病在于缺少可比性，比如，假如没有强拆又会如何呢？经济问题毕竟和道德问题不一样。

我们可以这样想象：迁拆本来就会发生，这本身不是问题，如何补偿才是问题，这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因素。过去西方国家搞圈地运动依然无法获得足够超额利润，最后依靠殖民地开发才完成了资本积累，这些都不是和平崛起模式，一战和二战都是教训。中国地产开发模式从沿海向内地纵深发展，把向外扩张模式改变成了向内扩张，把对外掠夺变成了相对温和的“强拆”，把内战烽火变成了货币超发，这些从经济学和政治学角度看都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问题是这种依赖房地产为发动机的模式到底能走多久？如果已经走到了尽头将会如何结果？如中国学者叶檀所言：“正激励机制丧失，社会资源遭到极大破坏，如资源税、环境保护要求等常如天方夜谭。暴富者获得财富的同时，以破坏当地人的生存环境为代价，没有支付最基础的成本。暴富者致富之后通常择地而居，给当地留下一地鸡毛与满目疮痍。与其指责暴富者的道德与信仰缺失，不如指责最基本的激励机制未能建立，建立之后也形同虚设。这说明，GDP的背后欠缺最起码的激励机制与分配制度。如果不建立正确的激励机制，我们会看到一个个类似的地区，从兴起到没落，到成为废墟”。显然，这种模式的负作用越来越突出。

叶女士这番话中提到了道德缺失和激励机制问题，但大家都明白这并非可以由这代人改变的，集权制度结构与既得利益集团互为因果。也正因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垄断，另一种潜在危机正在形成。如果我们把这种危机用一个例子表达，那么二战前德国历史最为恰当。


   “以追求强国为起点，以落得虚弱兼分裂的国家而终结”，再一次地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理：一个大国如果任由民族主义绪泛滥，一味地激发民族仇恨心理，却又缺乏民主和保护自由抗争的机制，这一定会导致本国甚至是全世界的浩劫。      

     

      我们读到这里，心中不禁要问：“如果希特勒当年发展房地产而不是军工是否能避免二战呢？”我们应当庆幸这种模式过去了，但依然要问：“如果没有房地产突飞猛进推进经济，中国是否会向往对外扩张寻求超额利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