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中产阶级，脱贫是何年?

幸福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中产阶级，脱贫是何年?

—中国中产阶级的“天问”

马先生是北京某医药公司的销售经理，月入过万，每天奔波于北京CBD与其他华北地区的城市之间。“人前是条龙，人后是条虫”，他如此评价自己。尽管在外界看来是个出色的白领，而且也在北京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人脉资源”。但是，为了刚上幼儿园的孩子能够安稳生活，去年夏天妻子带着孩子回到了河北老家，在当地上幼儿园。而马先生只能每个月回去探望一次。

马先生对笔者说，他现在住在北京慈云寺的一个老居民楼里，与同事合租，每个月房租就要2000多元，“因为随时有可能加班，也不能住得太远”。此外，马先生每月还要负担父母1000元的生活费，而此前妻子和孩子在北京的时候，光生活费就需要3?000多，根本没有办法负担孩子在北京上幼儿园的费用，“这还没包括买学习用品，以后报兴趣班的开销”。而现在孩子在河北老家，上的是当地最好的幼儿园，一个月学杂费和伙食费需要1500元。这样的选择不仅无奈，还付出了一家人分居两地的代价。

按照中国的收入标准，以马先生为代表的大城市白领职员显然已经属于中产阶级，然而，马先生过的生活真的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吗?中国真正的中产阶级有多少人?这些人都在哪里?

最早，中产阶级的提法是从西方国家传来的。在1951年，美国最早对中产阶级做出学术界定并分类。之后，有些学者对中产阶级群体进行了相应的细分，比如可以分为上层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

当然，不同的学者对中产阶级的界定标准也不同。但是相同的是划分标准，他们都是根据从事的职业、家庭年收入、教育程度来划分的。比如，有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是中产阶级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是否稳定对社会是否稳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也是消费的最大群体。美国的中低收入者例如工人阶层、穷人群体在税收、福利方面都得到政府的救济和帮助。美国中产阶级中处于中间收入段的50%人群，一个双亲和2个孩子的4口之家，目前其家庭年收入在 50000至100000美元之间，而他们的中位家庭年收入为60000美元左右。

至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似乎也有一定的标准，一栋房子，一到两部车，甚至一两只宠物是美国中产阶级生活最生动的描述。这样的中产阶级不仅绝大部分拥有自己的住房，而且每月的收入除了负担车贷、房贷、生活费及水电、子女的教育费用等各项支出之外，还能有一定的结余，足够每年家庭出游至少一次……类似情况在日本、在欧洲也可以看到。

虽然中产阶级概念是个舶来品，而且到现在也难说清楚中产阶级的具体标准，但是有趣的是，最近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报告称，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人数已达8亿。其结果让很多国人哗然，纷纷疾呼“被中产了”。因为按照亚行的定义标准，只要每天消费2美元以上的人都可以算作是中产阶级，那么一年消费730 美元，即人民币5000元左右。这样一算，中国人成为小中产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当然，这其中的荒诞是不言自明的。

物价水平是有差异的，不论在哪一个国家，仅看收入或是消费的具体货币指标来判定是否是中产阶级的做法是片面的。在一个社会中，作为一个阶层不仅要看你一年能挣多少钱，而且要看教育程度、经济地位、所从事的职业以及社会影响力等。

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上层中产阶级的标志之一，他们大多以从事白领工作为主，比如大学教授、医生、工程师、律师、建筑师、药剂师、分析师等。相对来说，公司下层管理人员、销售员、秘书等则是典型的下层中产阶级。现在的美国中产阶级也被称之为“三明治一代”，因为按社会地位来分，中产阶级上有富人、下有穷人，中产阶级夹在中间，就如同三明治一样。按照老百姓的说法，中产阶级并不属于富人，但也不是穷人，就是不穷不富中间的一批人。

美国梦说穿了很简单：一幢房子两辆车，养两个孩子都能上大学。这恰恰说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基本指标。当前，美国比较流行的中产阶级家庭界定标准是看生活状况和水平，列出了六项财务指标来考核一个家庭是否进入中产阶级。

指标一：住宅。美国的中产阶级，首先要有房，但又不能成为房奴。是否是房奴的标准很简单，30年分期付款，每个月房贷不超过收入的四分之一。

指标二：汽车。当然，美国家庭汽车拥有量比率很高，其实，有没有汽车不应成为是否跨入中产阶级行列的指标。

指标三：大学教育。能够让孩子接受好的大学教育是中产阶级家庭父母的首要目标，所以有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以供得起孩子进入理想大学成为中产阶级家庭界定指标之一。美国实行1~12年义务制教育，除非读私立中小学，一般家长并不需要在子女的教育上投什么钱。但是大学教育不同，好一点的公立大学费用要在5万~10万美元，私立名校可能需要20万美元。

指标四：退休保障。退休后经济上有没有保障是界定是否是中产阶级的硬指标。一般而言，退休后还能保持相当于工作时80%左右的收入，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才不会受到影响。

指标五：医疗保险。要想成为中产阶级的一员，在美国最起码要有较好的医疗保险福利。

指标六：家庭度假。家庭度假也成为衡量是否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标准之一，每个家庭一年至少要有一次全家集体出动去度假。

再来看看日本的情况。二战后的日本，一直把培育庞大的中产阶级作为现代民主、富裕、发达社会的人群结构特征。日本的学界和政府都非常重视中产阶级的状况。总共1.3亿人口的日本，当年却号称“一亿总中流”，日本人都为此而感到自豪。现实的数据也表明，日本相比而言，收入和财富差距较小，生活水平的均等化程度较高。

二次大战后，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兴起了大规模产业革命，产业结构中的服务业比重大幅度提高，与此相伴随的是大量白领工作人群的出现。迅速成长的社会知识精英和一般职员、政府行政人员、学校教师、医生、律师、技师等掌握各种专业技能的人群，形成了一个不是仅仅以财产和收入，而是以职业、生活方式、观念意识等综合特征为标志的“新中产阶级”。根据相关的调查数据，日本以白领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人数比重从1955年的25.5%上升到 2008年的57.5%，与一般发达国家白领职业人群比重差不太多。关于日本“一亿总中流”的说法则是来自日本政府的“国民生活舆论调查”，调查的提问是把人群分为“上层、中上、中中、中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中、中下”阶层的达到总样本的90%。而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与流动调查”，提问是把人群分成“上、中上、中下、下上、下下”五个阶层，结果选择“中上、中下”阶层的近70%。这说明调查的结果其实与调查的提问方式有很密切的关联。但 “一亿总中流”的说法，经由媒体的渲染，成为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即使看看日本穷人的生活，也会引起我们的思考。2012年5月，《瞭望东方周刊》刊载了一篇关于目前日本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的报道，可以使国人对人家的真实情况有所了解。在此摘录一些资料。

比如，从外表上看，日本东京的“穷人”是看不出来的。在吃穿用方面，他们看上去与富人是差不多的，不同的只是海外旅游次数和银行存款的多少，以及是否拥有进口豪车。在东京，挣钱最少的是打零工者，比如，小饭店里的洗盘工，打扫车站的清洁工等等，大约每小时收入800~1?000日元。这1小时的收入，可以买到2.5升的食用油4瓶，或鸡蛋70个，或大米4公斤，或切好的猪肉片1公斤。为了满足各类人等的需求，日本经常会有“大篷车”在居民区游走，出售低价的瓜果蔬菜。如果按照打零工者每天工作8小时计，则日收入为6?500~8?000日元(约人民币500~625元)，每月收入不少于20万日元(约人民币1.56万元)。这笔钱，基本能担得起稍偏远地区一个带厨卫的两室一厅的房租。

在日本，不论配偶是否有工作收入，只要失业了，都可以去区役所登记领取每月20多万日元，可以领取3个月。如果生了孩子，区役所也每月发放4万日元的儿童生活补贴，直至孩子成年。在医疗方面，日本的医疗保险已经覆盖全民，不受地区限制，只要每月交两三千日元的医疗保险，“外地人”也可享受东京的医疗保险。

通过上述关于日本东京的“穷人”生活的报道，可以看到他们生活水平似乎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中产阶级”水平。咱们可别羡慕嫉妒恨呀，关键是得思考一下，我们的穷人生活啥时候能赶上日本的水准，这才是各级党政领导及有关部门所应关注的。

与之相比，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而言，先不说那动辄数百万的房价让月入过万的白领黯然神伤，即使是那些已经步入中年，有稳定、可期许的收入后，他们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状态，也不得不为预留医疗、教育开支精打细算，未来养老何处去也成为都市人的困惑。

当然，国外的中产阶级虽然表面风光，但他们时刻面临巨大压力，因为他们一旦失去工作，失去他们的薪资收入，一切的风花雪月顿时就会成为泡影，他们很快就会沦入贫民阶层，成为新贫一族。“因为曾经拥有，才知道失去的可贵”。

让人更为忧虑的是，权力与财富资本高度垄断，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要想通过自身的文化、专业技术继续向上流动，就很容易容易遭到那些独霸发展机会、独占巨额资本的权力与资本者的排斥。这让中产阶层要想成长为拉动消费、提振内需的中坚力量，举步维艰。并且，我们现行的税收制度、教育制度、社会医疗、养老、失业救济等福利制度，也很难造成一个橄榄形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而是一个顶部狭窄的金字塔结构。

网络流传的中国中产阶级十大压力：

(1)社会转轨期的仇富替罪羊;(2)没有房东只当租户;(3)工作狂变成了过劳死;(4)职场如战场的晋升压力;(5)从小资情调跌入机械生活;(6)时尚攀比成为阶层压迫;(7)小本生意的患得患失;(8)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顶梁柱;(9)庞大的弱势群体需要关怀;(10)成为利益集团霸王条款的受害者。

中产阶级在古今中外，无论从一个国家的经济层面、政治层面来说，包括社会文化的层面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群体。这个群体在国民中所占的比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稳定状态。

在中国上下五千年历史发展潮流中，曾经存在一个士大夫阶层，士大夫阶层长期处于中国封建社会环境之下，无论是对于经济、政治和文化、教育领域，甚至在宗教领域都处于一个中流砥柱的状态。

中国的文化是中华民族传承、发展的非常重要的载体。这个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如果套用今天的话来说是属于比较重要的中产阶级组成部分。但是，由于一些政治运动的影响，例如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对我们传统文化、传统理念造成致命性的冲击。不仅造成很多中国人对文化信仰丧失，或者是疑惑，世俗化、金钱化、拜金主义的盛行，而且导致在一个社会集中稳定发展方向方面精英阶层或者是有识之士独立平等的缺失。

中国经济发展近三十年，之前中国更多是一种强调平均，强调公平的状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先生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理念，在收入差别化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缺口。确实，很多的中国企业，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企业抓住了改革开放的契机，实现了大的跨越。

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之前，我们看到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困扰中国很大的问题，一直到今天都非常有意义，就是这种贫富悬殊的拉大，到底到什么时候是一个头。换一句话，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到底让他们富裕到什么程度，能够脱离一般老百姓的收入，容忍度到底在哪里，从今天大家看到的各方面的表述或者是议论来说，可能已经达到了容忍的极限。

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浮现出来的，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中产阶级到今天来说更多还是表现在收入水平的层面，对于独特的中产阶级的意识，中产阶级的文化，中产阶级的操守和伦理，甚至中产阶级本身特有的特质，目前在中国能看到的现象是非常有限的。

另外，中产阶级群体的百分比并没有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逐步增大，从制度因素上讲，就是中产阶级所拥有的投资渠道和领域是非常有限的，更不要说海外投资渠道和领域。对制度因素加以人为地割裂，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都是局限或者阻碍中国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群体进一步扩张或者提高的原因。

中国中产阶级处于这样很严峻甚至有时候很恶劣的制度环境之下，他们纠结在经济的层面，没有办法去创造和营造中产阶级所特有的一种氛围，一种创新或者是一种相对应的文化。这方面中国的中产阶级是远远滞后的。

所以，怎么样尽快健康地推动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减少高收入群体，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异，真正地进入一种我们所期待的和谐社会的状态，中产阶级在当中都是最重要的一股力量和载体。如果没有中国中产阶级的健康成长，我们所谓的和谐社会很可能变成一个不能落地的概念和理想。所以解决中国中产阶级的纠结，解决他们目前的状态，提升他们的品质和规模，是中国今天与未来十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的问题。

一个健康向上发展的社会，是以中产为中坚力量的两头孝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但是，我们不能片面强调中产的数量，而应当从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改革、税收、货币政策等多方面，确保中产阶层的稳固性，防止中产向底层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