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同城不同权逼着百姓不得不买房落户

“这十年，调控政策一个接一个，但房价仍然不停地涨，说明什么？市场确实是有真实需求的。”江苏省社科院社会学副所长、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琴研究员说。她坦言自己的看法：这些年的许多政策，不但没让房价降下来，反而使得普通百姓的购房成本一涨再涨、资产无形中加速缩水、背上更为沉重的负担。

越调控越涨

这十年普通市民最受伤

“为什么这些年越调控房价越高？”徐琴说，为了打压房价，政府的调控措施已经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但事实证明各种调控手段没有奏效，对即将扩大试点的房产税，她也不看好。

“究其原因，这些调控政策的思路都是反的。加税、加息、提高首付，所有这一切都在不断推高购房成本，即使在2010到2012年房价基本不涨的情况下，购房者的成本依然明显提高。2010.9.29限贷令出台后，前期很多投资、投机客实际上已经基本出局，现在任何的加税加息，都直接伤害了成千上万有真实需求的、依靠工资薪酬购房的、为每座城市奋斗着的普通市民。”

徐琴认为，这十年，最受伤害的是普通市民，以及初露端倪的中产阶级。他们精打细算，倾其所有并透支未来买一两套房，却因为高房价背上沉重负担，中产变“负翁”；又因为各种调控政策，被层层“剥皮”，负担加剧。

就拿最近的新国五条来说，要想卖掉现有的小房子改善一下，就得交20%的税；卖了再买，就得7成首付、提高利率，这一卖一买，少则二三十万，多则五六十万就蒸发了。“想改善一下居住条件，里外要被剥两层皮！而这样的购房者，在城市里是大多数！一些老年人，退休了，想换个楼层低或带电梯的房子，还得被扒皮。这一卖一买，居民的资产无形之中就损失了不少。”

同城不同权

逼着百姓不得不买房落户

高房价之下，几组数据很耐人寻味：一组是，中国的自有住房率超过八成，而如德国、荷兰等国，自有住房率也不过40%左右。另一组是，中国“房奴”年龄，全世界最低。德国初次购房或建房者的平均年龄高达42岁。而南京前几年有一项调查表示：30岁以下的购房者占53%。

“这是很不正常的。”徐琴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新加坡的自有住房率很高，得益于完善的公共住房政策，普通百姓都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购买政府主导运作的公屋。在德国，很多人一辈子不买房，但他们的租房生活品质与自有住房者无异，因为租房者与拥有产权房的市民享有完全同等的市民权益。

为何中国人年纪轻轻就要当“房奴“？

徐琴认为，除了中国长期以来封闭的农业社会中所形成的居住文化和置业理念影响，更主要的是，现时中国的城市居民“同城不同权”。居民的各项民生权利和产权房捆绑在一起。最典型的莫过于受教育的权利。如果哪天，一个人凭着合法的租房合同，孩子就可以就近入读家门口的公立学校。

徐琴说，歧视性的公共服务政策，逼着大家不得不买房。解决房价之痛，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改革以产权房为依据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将一切民生权益和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与产权房和户籍制度脱钩；只要在这座城市稳定就业、照章纳税，就该享受同城同权。

政府应当扩大保障面

剩下的交给市场

除了购房买房交易环节的税赋和利息因素外，支撑房价上涨的关键因素是需求和建造成本。需求面客观存在，中国的城市化速度，全世界最快，每年大量人口涌进城市。

徐琴初步测算，仅仅江苏省每年至少有近100万人进城，这还不包括外省流动进来的庞大人群。

另外，大学扩招之后，每年全国新增大学毕业生数百万，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到699万！这些意味着什么？他们都要进城，这些就是巨大的并且也是真实的购房需求。


更重要的是，建房成本在不断上涨，最核心的是土地成本，面粉价格飙升，面包必然涨价。另外，这十年中其他要素价格涨了多少倍？CPI又涨了多少?房价怎么可能不飞速往前跑。

面对这样的客观情况，政府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徐琴认为，政府最需要做的，不是简单地通过行政调控打压房价，而是扩大保障面，剩下的交给市场。实际上，就是要遵循已经被无数实践证实的基本原理：让市场的归市场，让政府的归政府。

“政府一定要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能边界，不要乱作为。政府首要任务不是解决房价问题，而是要解决住房保障的问题。让老百姓体面地有尊严地生活，政府必须有责任感。”徐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