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

“酒桌办事”不改，公款吃喝难禁

公款吃喝，一度是部分人的“为官之道”。

“很多时候‘醉翁之意不在酒’”，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推杯换盏间可以拉近关系，揣度彼此，继而提出正规场合或意识清醒状态下不好说、不能说、不便说的诉求。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广西一名县委书记坦言，真正好酒的干部很少，但为了维持“圈子”，有时候没办法不喝。甚至如果几个星期不参加这种吃喝，就会感觉被边缘化了。

本刊记者近期在全国多地采访发现，随着中央和地方持续开展转变作风各项活动，公款吃喝之风初步得到遏制。但受拉关系、跑项目、要资金等利益驱动，“酒桌办事”依然大行其道，有的干部对中央规定“左顾右盼”，心态复杂。

浙江磐安一名科级干部说，以前联络感情主要通过接待，如今不让吃饭喝酒，一下子不知道如何应对。“各地执行‘八项规定’有紧有松，你不吃请，别人吃请，以后工作如何开展？”

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

此次采访，本刊记者的足迹遍及12个省市。据观察，会议研讨、检查评比带来的公款吃喝明显减少，但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83%的受访者认为目前最经常的公务接待活动仍然是吃饭喝酒。

一些地方干部坦率表示，跑项目凭接待，要资金靠喝酒。“接待就是生产力”，话虽不好听，却是实在话。

江苏某县接待办主任说，上级部门分配资源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最“高效”的方式不是按部就班走程序，而是“两拨人喝顿酒，酒醒后事已成”。近一段时期，纯粹“务虚”的接待少了，但跑项目、要资金的接待不仅没少，反而有增多趋势。

安徽某县财政局局长说，资源分配与接待好坏之间的关联很强。政策资金给谁都可以，关键靠感情，而吃饭就是联络感情的手段。有时候电话汇报说不清楚，请上级来看一看、吃个饭，往往更能了解基层情况，加深彼此感情。

“什么时候财政部门门可罗雀，资金分配都按制度来，公务接待浪费就不存在了。”上述财政局局长说。

在本刊记者接触的多位干部看来，“酒桌办事”效率高，是公款吃喝风难禁的重要原因。上海一名县处级干部说：“在中国，酒到位意味着关系到位，关系到位了啥都好说。”

山东一名镇党委书记说，接待上级和外地领导时最难办，万一接待不好，得罪了人，该有的项目和政策资金扶持也可能不给了。

“联络”上级靠吃喝，招商引资也离不开吃喝。“乡镇书记天天喝，只是来人不同拨。”广西桂林一名乡镇党委书记说，如今招商引资是硬任务，各地优惠政策相差无几，很大程度上是“感情招商”。喝一次是认识，两次成朋友，三次变亲戚，喝到第四次基本上就能签订项目合同了。

这名党委书记说，如今风声紧，吃喝明显少了。有群众问：书记，今天不吃饭，明天还吃不吃？“说实话，我心里没底。”

“遏制公款吃喝和酒桌办事是‘打断骨头连着筋’。”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当下中国是“求人社会”，求人原因大体有三：资源少、有障碍、需关照。求人方式中，以氛围宽松、礼节得体、啥都能说、距离拉近的“酒桌办事”广受推崇，效果往往事半功倍。

“不改变‘酒桌办事’的社会生态，遏制公款吃喝难以持久。”张宝义说。

“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除了跑项目、要资金“必须吃喝”外，一些干部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风气多年积累，形成了一定的心理惯性，吃喝既被当作工作方式，也被认为是感情交流渠道。“大吃大喝是负担，没有吃喝有压力。”

记者走访发现，多数干部认为中央号召“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以来，喝酒少了，身体好了，工作效率提高了。也有少数干部对饭局减少表示忧虑，害怕“淡了感情”，被“圈子”边缘化。

广西一名县委书记说，以前整天都有人张罗吃饭喝酒，有时候确实感觉要不断请人和被人请，自己才有“存在感”。

桂林一名乡镇干部说，在官场上，饭局是衡量干部地位和能力的重要标志。天天有饭局，说明这个干部能量大、关系广，往往会被领导评价为“能力强”，受重用。如果一个干部没有饭局，说明他没什么关系，往往被贴上“不合群”的标签，很难被领导看中提拔。

这名乡镇干部说：“现在饭局的负担少了，但心里的负担反而重了，交友圈子越来越小，今后怎么在官场上‘混’？”

还有一些基层干部坦言，他们衷心拥护“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但中国是人情社会，请客吃饭由来已久，亲兄弟间还要请吃饭，何况是来了客人。“正常的公务接待还是需要的，我们反对的是奢侈的大吃大喝。”

但各种接待之间的界限，往往模糊。有学者指出，政府官员的“优势”，部分体现在能够运用公款吃喝，可以混淆私人宴请和公务接待，可以小吃小喝也可以大吃大喝。这种优越感经年累月，演变成为一种潜在的官场文化。

“干部怕吃喝又怕没吃喝，背后是扭曲的价值观。”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有的干部和群众把公款吃喝当作摆谱、有面子的表现，实际上不是满足食欲，而是满足心理，深层次是文化因素，是积弊多年的潜规则。

浦东干部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院副院长刘献指出，吃喝之风实际上是传统文化心态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渗透到党内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来，导致请客送礼庸俗文化在干部中愈演愈烈，再反过来影响社会风气。

“部分干部对于吃喝的‘心瘾’，已经是遏制当前吃喝歪风的‘文化性障碍’。”刘献说。


“今天喝酒不努力，明天努力找酒喝”

还有一些干部，对于“横向”“纵向”各种吃请乐此不疲，他们的“酒桌办事”，主要目的是“拉帮结派，跑要帽子”。

“老实干部进步难，正常干部流动难，一线干部出头难。”江苏淮安一名乡镇干部说，基层干部压力大、责任重，但提拔机会很少，正常情况下很难纳入领导视野，所以有的人就想各种办法接近领导，最有效的方式当然是喝酒。基层干部中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能喝半斤喝八两，这样的干部要培养；能喝八两喝一斤，这样的干部树典型。”

有的地方选人用人机制不够公开透明，公款吃喝歪风背后，是干部选拔的不正之风。有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选拔中，感觉有的就是提拔了“酒肉朋友”，提拔了“小圈子”里的人。对干部来说，机遇很重要，一晃可能机会就错过了，自然会利用吃喝送礼这样的“平台”维护一些关系，在关键时候“互相关照”。

另一名基层干部说，当前干部考核与选拔的导向仍以领导意见为主，下级占的权重不高，群众所占分量更小。如果这种局面不打破，酒桌就是一条拉圈子、要帽子的“捷径”。

刘献认为，当前干部选拔中的民主测评推荐，范围很小，造成了少数人从少数人中选干部。吃饭喝酒成了沟通渠道，很多在公众场合不能说的话，酒桌上都可以说，说了虽然不算数，但意思都已经到了。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

另有一些吃请，虽然未必用了公款，却同样浪费社会财富，侵蚀党风政风。

受访基层干部和企业家说，近年来国家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了一些审批事项，缩短了部分办事流程，但各部门权力垄断、层层审批的格局未变，群众办事依然要靠“吃饭开道，喝酒提速”。

江苏一家经营实木橱柜出口的企业总经理说，去年他计划在当地工业园区盖一座厂房，一打听全部手续办下来要盖22个章，如果材料齐全，盖每个章要7～15天。但实际耗时远远不止。比如他找供电部门签字，领导不是开会就是出差，多方打点后拖了半个月才办完。“我是当地民盟成员，人头熟，跑了4个多月盖完了章，一个朋友没这么幸运，跑了一年多才办完所有建房手续。”

酒瓶子还连着印把子，中间有一条权力寻租链条。“原来的审批变成核准，再变成备案，看起来放权了，但收费并没减少。”上海一家民营物流公司董事长说，现在很多部门不是直接收费，而是通过服务外包。有的部门指定相关企业或公司提供服务，比如白蚁防治、消防安全等，“合不合格没人管，只要交了高额服务费，就能通过审核。”

这种“酒桌办事”，背后是正常办事流程阻塞，实际是行政权力滥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现在有一些中介专门替地方政府和企业跑项目、要经费，并从中间抽成，已形成灰色产业链。对于一小部分人来说，也许很“合算”，但全社会成本呈几何级数增加。

“不仅是干部作风问题，更是滋生腐败的土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吕艳滨说，“酒桌办事”背后是权力之手伸得过长，财政、国土、建设等部门拥有行政审批权和大量财政资金，县乡一级为获得资金和项目，往往采用吃饭喝酒送礼等方式。企业就更不用说了。

“如果不从制度上约束行政权力，公款吃喝即便风头被遏制，也随时可能卷土重来，最终损害的是政府公信力。”吕艳滨说。□

切断权力寻租链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权力寻租是公款吃喝背后的重要推手，国家应抓住改革时机，进一步简政放权，切实减少行政审批事项，斩断“酒桌办事”利益链条，从根本上遏制公款吃喝的内在驱动力。

首先，中央要下大决心，用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表示，在国外，市长不会天天被请吃饭，因为市长没有多少审批权力，主要职责是服务社会和困难群体。“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活动受到全国上下一致拥护，国家应抓住时机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进一步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把权力真正用于服务。

其次，明确公共资源分配的标准，加强审计问责。减少政府手中资源，解决资源分配程序不公开、标准不明确以及问责力度弱等问题，才是釜底抽薪的治本之道。下一步，应加大对行政权力运行的监督审计，进一步消除公款吃喝的生存土壤。

第三，遏制公款吃喝，眼睛要向下，更要向上。“吃喝在基层，根子在上面”，上级掌握资源太多，给谁都可以，自由裁量权太大。在项目资金的利益驱使下，下级只能极尽所能迎合上级。改变这一状况，需要重点监管权力资源集中的部门，从根本上切断权力寻租链条。当前，纪委明察暗访公款接待浪费问题，往往处罚接待方，事实上，接待标准更多是由“被接待”的领导决定。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要重点关注“被接待”的人。

第四，加强依法行政，用明规则遏制潜规则。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如今公款吃喝已经蔓延成为社会行为和通行惯例，酒桌成为办公桌，“酒桌办事”潜规则对国家和社会产生极大负面影响。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依法行政，推进行政公开透明，用科学公平的明规则遏制“酒桌办事”的潜规则。□(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优化选人机制 净化官场文化

受访干部和专家向本刊记者表示，公款吃喝背后是异化的官场文化。国家应进一步优化选人用人机制，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破除不良官场文化的生存土壤，既戒干部“酒瘾”，更戒除其“心瘾”。

用选拔干部的好作风选出作风好的干部。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田芝健认为，选干部不能搞“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样容易造成干部“跑一跑”“找一找”来寻求机会。选拔干部应更多尝试顺应民意提拔干部，而不是由领导说了算。同时，在考核中应突出实绩，标准科学透明。江苏金湖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张锋表示，扭转异化的官场文化，用人是最有效杠杆。近年来，该县把干部考核的目标、程序、实绩全部在报纸上公开，让群众参与监督，具体量化指标为实绩占60%，群众评议占20%，领导评议占20%，全程公开透明，引导干部把精力用在工作上。今年一季度，全县公款接待费用下降70%。“以前经常有干部借汇报工作请吃饭，如今这种情况几乎绝迹，因为选干部我个人说了不算，关键靠实绩。”

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教育，校正错位的“事业观”。浦东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俊认为，干部的价值观错位扭曲是当前官场文化异化的重要原因。一些干部天天和老板打交道，吃喝、消费、娱乐越来越向“老板”靠拢，对自己要求放松了，生活越来越奢靡，最后往往走向犯罪的深渊。当前，应重点加强对干部的三种教育，一是系统学习马列理论，二是培育党性修养，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三是深入学习党的历史，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净化官场文化不能“一阵风”，必须持续真抓实干，防止“水过地皮干”。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认为，转变干部作风必须严厉治理“慵懒散奢”四种问题，具体执行中应“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严肃惩戒违规违法行为，加强党的凝聚力、向心力，重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下一步，应把落实“八项规定”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结合起来，将“为民务实清廉”新风吹进每一个党员干部心中。□(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强化监督和惩戒机制

记者对300余名基层干部发放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39%的党政干部认为“出现公款违规消费最大的原因”在于“监管不严、处罚不力”。基层干部和专家指出，下一步推进公务接待厉行节约，宜切实加强监督和惩戒的机制建设。

一是重视对党政机关主要领导的监督，相关制度规范宜避免“禁小不禁大、禁低不禁高”。江苏无锡市副市长赵志新认为，党的约束性纪律和制度的建立执行，最根本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其违反规定要得到比普通党员和群众更为严厉的惩罚。另外，只有单位一把手重视了，基层才会重视，反对浪费的制度才会得以执行。

天津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公务接待违规问题“表现在基层，根子在上面”，建议完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将地区或单位“三公”消费作为年度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比如规定，任期内“三公”消费超标的地区或单位领导不得升迁。

二是要有牵头部门，并整合监督职能，形成监督合力。河北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顾六宝认为，应完善公务接待厉行节约的监督体系，对于如何鼓励公众监督、受理举报信息、及时展开审查、公布调查结果等，应权责明确的职能部门承担，同时应有牵头部门，比如纪检监察机关等。

浙江温州市纪委书记陈晓明认为，要抓监督，财政、审计、纪委、机关事务管理局、接待办等部门应联合作战，分别从财务管理、财务审计、党员干部监督等方面形成合力。

三是引入社会力量，进行社会化监督。西安交通大学廉政研究所副所长李景平说，当前要调动新闻舆论、人民群众对公务消费进行监督的积极性。日本从1994年起，陆续建立了民间行政观察员制度，对政府行为进行监督，使得日本公款吃喝的现象很少。

四是加强惩戒力度，放大警示作用。社会各界认为，当前不少地区将公款大吃大喝定性为职业道德问题、思想问题或者党风政风问题，对公务接待违规违纪的处罚难有惩戒实效，“打击不力”反倒助长了公款吃喝风。陕西省委常委、纪委书记郭永平说：“抓住了光批评、光做检查没有用，关键是要处理，抓一批反面典型，震慑效果就出来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四菜一汤”标准缘何走样

公务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科学、不统一等情况，留下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空间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随着“反对浪费”呼声渐高，作为当年公务接待的一条标准，“四菜一汤”屡屡被基层干部群众所提及。

然而，本刊记者走访多地了解到，由于缺乏刚性细则和可操作性，“四菜一汤”逐渐出现标准走样现象，并未对遏制公款大吃大喝起到应有效果。

基层干部和专家建议，当前宜深入调研，制定科学、有可操作性的公务接待标准，并强化执行力，以减少公务接待中的奢侈浪费。

花招不断

“四菜一汤”的说法由来已久，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宴标准。本刊记者在多个省市采访数十名各级党政干部发现，大家普遍知道“四菜一汤”的说法，但到底是否作为一项硬性制度约束，有无相关具体的规定，几乎没人能说得清楚。

“在基层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很多只是口头上说说。”安徽某县纪委书记说。

记者综合东中西部干部反映的情况发现，“四菜一汤”至少出现三种标准走样现象。一是数量不变而菜品出现“豪华升级版”，原本应是出于节约而上的普通菜肴，在很多地方就换成了海参、鱼翅、鲍鱼，山珍海味，极尽奢华。

二是玩“大盘套小盘”的数字游戏，乍一看是“四菜一汤”，四个盘子，然而每个盘子都很大，大盘子里头再套小盘子，小盘子装的都是不同的菜，总体数量远远超出“四菜一汤”。

三是上菜时玩花招，先上一份“四菜一汤”，等客人吃过之后撤掉再换一轮，反正最终保证餐桌上永远都是四个菜、一个汤。

江苏扬州市委常委、纪委张书记认为，这些标准走样现象，从形式上看没有超过“四菜一汤”范畴，实际上却都是大大超标，违背出台“四菜一汤”标准的初衷。

造成“四菜一汤”标准走样的原因，除了一些地方干部大吃大喝的主观因素外，主要在于这一制度没有具体执行细则，缺乏可操作性。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延杰说，到底什么是“四菜一汤”，多少人吃，多少荤多少素，上什么菜，都没有标准，没人能说明白，归根到底就是标准太模糊、缺乏指导性。

浙江温州市委党校副校长蒋儒标认为，没有可操作性就没有生命力，“四菜一汤”在不少地方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制度、标准要科学。

当前各地区从省到县纷纷出台转变作风的措施，蒋儒标建议，一定要防止仓促行事，“出台的政策乍一看很严格，但最后执行不下去，流于形式，沦为笑柄，最后反而损害公信力。”

标准随意

“四菜一汤”走样，是公务接待标准随意的一个缩影。记者在多地采访中，总结出当前公务接待标准的若干特点。

一是没有标准。河北一位基层政府接待负责人说，一些地区缺乏严格的接待标准，来什么客人按什么标准接待，一般都是领导随口安排，比较随意。

二是有标准但不科学，没办法执行。比如出差住宿标准，很多地方是按照多年前制定的处级以下干部每人每天150元的标准执行，但这在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根本没办法住宿，最后成为基层接待埋单的借口。

三是有标准不执行。一些地区有接待标准，但为了迎合上级，经常破格、超标接待。河北省保定市一位干部说，其实很多地方对酒水规格、人均餐费、陪同人数等都确定了标准，但在实际中很多都不按标准执行。一些干部说：“如果是掌握权、掌握钱的上级单位领导来了，你敢不按好的标准接待？”

四是地区差异造成的标准不统一。张跃进说，比如在沿海地区吃海鲜和在西藏吃牦牛肉，都不算奢侈，但要在西藏吃海鲜和在沿海吃牦牛肉，可能就算奢侈了，这样的标准怎么认定是个问题。

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一些地区明确公务接待标准但标准差别大。例如，河北某县2005年将接待标准具体到人，定为科级40元、处级50元、厅级60元、省部级70元，而西部地区一个贫困县接待厅级干部标准为每桌5000元，处级干部每桌3000元，二者相差巨大。

山东某市纪委刘副书记说，接待没有标准或有标准不执行、不统一等情况，会在基层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局面，导致地方接待攀比、浪费等现象屡禁不绝，处理不好将削弱“八项规定”在基层的执行力和生命力，必须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尽快有章可循

不少基层干部向本刊记者表示，此次中央“八项规定”没有简单重提“四菜一汤”等标准，是与时俱进的考虑。

他们认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反对浪费的严格要求已经初现成效，当前正处于向纵深推进、构建长效机制的紧要关头，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关注。

首先，深入实际调研，科学制定“标准”。基层普遍反映，反对公务接待中的浪费，亟需有一个全国性、全新的公务接待标准。

江苏扬州市委副秘书长许德奎说，从长效机制角度讲，反对浪费要有科学的制度体系，最好按可定义、可量化、可操作、可考核、可追究的“五可”标准进行制度设计，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又符合地方实际情况，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同时对人均用餐标准、陪餐人数等作出硬性要求。但标准制定不能一刀切，具体以省为单位还是以市为单位，如何考虑东中西部地区差异，要做充分深入的调研。

其次，适时动态调整，符合实际情况。受访专家说，对一些过时的、明显偏低的接待、报销标准要进行调研，作出适当修订和动态调整，使之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增强制度的可操作性。地方财政干部建议，对于出差报销标准等，可以考虑按照地区分类，以适应当地物价水平。

再有，明确监督惩戒标准，增强处罚的刚性。陕西省纪委训诫室主任王文艺认为，由于没有明确细则，什么是大吃大喝，什么是正常的公务接待，没有认定标准，目前主要靠主观评判和自由裁量。同时，不少地区对大吃大喝的监督惩戒，有的采取内部检查方式，有的则对社会曝光，标准也不一样。

陕西高陵县纪委副书记张军祥说，对接待浪费的监督惩戒没有标准，将在很大程度上消减“八项规定”的执行力和威慑力。应根据具体统一的罚则，严肃处理一批干部，增强震慑力，回应群众期待。


揭开公款消费“画皮”

除了用各种手法套取财政资金，有的政府部门还把接待消费转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企业，实际公款消费远多于财政划拨经费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本刊记者拿到的某旅游城市接待办一份“诉苦”报告称：2012年共接待副厅以上干部3000多批次、5万余人次。今年1、2月，虽然接待量明显下降，但仍远远高于周边地区，接待经费压力很大。

在多地走访中，记者发现有些地方和部门由于经费少接待多，实际公款消费远多于财政划拨经费。为了应对接待压力，有的企事业单位一方面通过虚增项目、搭车捆绑、寅吃卯粮等方式变相增加接待经费，另一方面让相关单位企业为吃喝埋单，衍生腐败浪费。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遏制公款消费，不仅要加强财务检查等体制内监督，更要强化公众、媒体参与的体制外监督。

“体外循环”

本刊记者采访了解到，现在少数政府部门并不是有了经费才消费，而是从其他渠道找钱。其手法众多，但不外乎作假套钱，权力寻租，在既定公务经费外动手脚。

一是虚增项目，虚加人数。温州某部门工作人员说，单位印刷、制作宣传品、宣传资料等经常虚开数目，实际印制资料5000份，但开出发票、上报财政的数目是8000或1万份，套出资金作为招待费或单位福利费。“反正这些宣传品是发到社会上去的，发了多少谁也不知道，无法查证。”

更为普遍的做法是，有的单位将会议规模“扩大”、规格“提高”，虚报增填会议天数、人数、房间数和房间等级等，将资金套出来作为招待费。桂林一家单位办公室负责人说，有时单位不直接提钱，而是将之留在宾馆，作今后的招待费使用。出于利益考虑，酒店一般都乐意予以配合。

二是搭车捆绑，鱼目混珠。江苏某县接待办工作人员透露，在上报下年度预算中，除批准的接待费外，经常在其他项目中增设招待费开支，如人员培训、扶工兴贸、旅游文体、招商引资、项目论证、特色农业园区建设等，以“搞这些项目也涉及招待”为由，将招待费搭在这些专项项目中列支。

浙江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介绍，有的单位接待上级部门来的领导，客人实际已支付了住宿费，但接待单位又重开住宿发票，将资金转出来用作招待费，或为部门或个人的消费埋单。

三是“寅吃卯粮”或“卯吃寅粮”，分散消费、集中报销。南京一名餐馆老板说，政府部门的消费很“爽快”，但结账往往滞后。有的单位当年接待费超支时，经常将超支款挂账处理，延迟半年至一年结账。有时消费严重超支，有的部门甚至延迟两三年才能完全结清消费账目。

上海一名机关干部说，为了冲抵公款消费，有的单位开了会要隔一段时间结账，期间把其他接待费“挤”进去，与先前的会议费用一起并账处理，借此将接待费抹平“消化”。

除了用各种手法套取财政资金，有的部门还把接待消费转嫁给有业务联系的单位或企业。江苏一家旅游运输公司总经理说，“政府是狼，企业是羊”，公款消费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有的政府部门不仅平时吃拿卡要，开会也要企业赞助，到了年底，还要求企业送锦旗。企业为了在打交道时获得更多“方便”，往往有求必应。“说白了，公款消费，企业埋单，最终花的还是国家的钱。”

加强系统监督

本刊记者对300多名基层干部的问卷调查显示，公款违规消费的原因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制度漏洞、处罚不严和法不责众，占比分别为42%、39%和14%。

接受采访的相关专家认为，政府应从三个方面防堵制度漏洞，加强对公款消费“体外循环”的监督。

第一，防堵财务制度漏洞，压缩违规违法空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刘尚希表示，当前国内企事业单位的实报实销制度存在漏洞，事前预算缺乏，事后监督力度不强。只要领导签字认可，财务审查往往“你好我好大家好”走过场。

刘尚希建议，针对基层出现的各种财务违规违法行为，国家相关部门应加强调研，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第二，公款消费要设定“高压线”，更要通上“高压电”。多位政府内部人员认为，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是公款消费的集体获益者，财政、审计、纪委等监督部门往往会“放一马”，很多账目不是查不出，而是不想查出。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业务总监孔令戟认为，跨国公司对财务不诚信行为的处罚非常严格，所以很少有人敢在财务上做手脚。以IBM公司为例，一个财务总监曾经因为下属吃回扣，不仅被公司辞职，还被要求永远不准进入计算机和金融领域。一旦违反，IBM将发起诉讼。可以借鉴跨国公司的做法，一旦发现财务违规违法行为，除了惩罚性赔偿，更要永远剔除出公务员队伍，以提高财务违规违法成本。

第三，科学设定公务经费，严防资金“体外循环”。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原高级审计师马彦超认为，按照国际通行惯例，公务经费的多少应根据当年的考核目标来确定，即“做多少事花多少钱”。如果盲目追求“三公”经费缩减，表面看经费减少了，实际上大量处于“体外循环”，更加难以监管。

马彦超说，各级政府应根据考核任务，科学设定各部门公务经费，不仅要考察钱是怎么花的，更要监督花钱产生的效果。

此外，还有专家表示，从实际查处情况看，公款消费“体外循环”背后往往隐藏权力寻租，仅靠体制内力量监管难度很大。国家应积极发动媒体、公众等社会力量，监督各类公款消费行为，重点斩断资金“体外循环”的利益链条，以全面规范公款消费行为。


“禁酒令”如何刹住“饮酒风”

“禁酒令”卓有成效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内外部监督惩戒机制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各地为遏制公务接待中的吃喝浪费进行了诸多探索，其中，“禁酒令”狠刹“饮酒风”的实践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对厉行节约的监督惩戒制度化建设有一定借鉴意义。

为了根治基层单位工作日午间饮酒的顽疾，近年来一些地方相继作出探索。2011年初，山东邹平县下发《关于工作日中午禁止饮酒的规定》，要求在全县党政事业单位实施中午“无例外禁酒”，党政领导和工作人员无论什么情况均不得在工作日中午饮酒。

“禁酒令”实施两年多来，受到当地干部群众好评。邹平县纪委副书记张汉冰说，“禁酒令”减轻了酒桌负担，照顾了干部身体，提升了政府形象，深得人心，群众满意度逐年上升。山东省滨州市民意调查中心调查结果显示，2012年邹平县群众对当地公务人员工作作风的满意度从上年的88分提高到91分。

2009年11月，江苏赣榆县出台“五不准”禁令，第一条便是“不准工作日午间饮酒”。本刊记者采访发现，“禁酒令”颁布3年多来，赣榆县当地干部对工作日午间禁酒已经从不以为然到习以为常，政府办事效率和干群关系也有了明显改善。此外，禁酒也为财政减负不少，禁酒后赣榆县各机关单位招待费用同比下降近1/3。

河南信阳市“禁酒令”已实施超过6年，经历了从一开始有纪律严查“不敢喝”，到下午要上班“不愿喝”，再到形成生理习惯“不想喝”的过程。当地基层干部坦言，“信阳酒风”到“信阳作风”的转变，“禁酒令”功不可没。信阳“禁酒令”督查组的工作人员说，刚实施的第一年，全市查处了400多人，现在差不多3个月才能抓到一个违反“禁酒令”的，还都是在边远县乡。

记者多地采访了解到，尽管有少数干部对“禁酒令”持保留态度，认为饮酒是饮食文化的重要构成，禁酒显得不近人情，但绝大多数干部和广大群众对工作日中午禁酒表示支持。陕西丹凤县竹林关镇长石炼村村民宋道锋说，“现在下午去政府办事，看不见红脸干部，也不用连着跑几趟了。”

多地“禁酒令”卓有成效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是一套严格细致的内外部监督惩戒机制。这套机制确保禁令化身“紧箍咒”。

在邹平县，多个委办局自上而下签订了“禁酒令”责任书，对在工作时间、工作日、值班和执行公务时等五个时间段和情形下严禁饮酒作出明文规定。违反规定的，轻则取消评优资格，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依纪处理。

“我们加大对禁酒情况的明察暗访力度，纪委、公安、财政、媒体组团去查。一是大面积、全方位检查，成立几个工作组分头行动；二是集中突击检查，比如1:30上班，我们不打招呼1:20去检查，将所有人集合起来，带着测酒仪去检查，看有没有喝酒的；三是聘请社会监督员，去年就聘了30个，有退休老同志、有农村的、有企业的，监督员不公开身份，发现情况直接向纪委反映。”邹平县纪委副书记张汉冰说。

赣榆县用严格的检查和严厉的处罚，让基层干部摒弃了侥幸心理。赣榆县纪委副书记胡勇介绍，三年多来全县共有近20名机关工作人员因违反“禁酒令”被处理，其中有县级主要部门和乡镇“一把手”，也有基层站所主要负责人，他们有的是在突击检查中被发现，有的是被群众热线举报并经证实。

本刊记者在赣榆县《纪检监察工作通报》上看到，2010年3月31下午，县农机局办公室主任徐某拒不接受县机关作风建设督查组测酒检查，被免除职务；4月12日中午，金山镇计生助理张某饮酒，恰逢督查组前去检查，尽管逃到邻近的山东，但最终还是被处以行政撤职。

对于信阳“禁酒令”何以坚持6年，信阳市市长乔新江表示，“禁酒令”保持生命力得益于机制保证，有制度、有督导、有追责、有曝光，在作风上提倡什么、反对什么、禁止什么，先有明文规定，后有持续不断的检查问责，形成了实实在在的约束和威慑力量。

“信阳专门成立了三个督导组，并被授予‘先斩后奏’的尚方宝剑，可以随时入场检查，即使市委常委会也不例外。在信阳，规定和文件不再是纸面文章，而是化为指导干部行为的指南针和紧箍咒。”乔新江说。□(此组报道作者为：《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凌军辉王骏勇代群席敏任峰叶超陆文军方向禹倪元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