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视野中的城市化

千年视野中的城市化
经济史札记  包月阳

人类社会初期，并不存在城市。随着社会的演进，从农村逐渐分离出城市。城市的出现不仅要求农业发达到一定程度，从而有足够的剩余供养非农业人口，而且要有比较发达的运输手段以保证城市的供应，同时，要维持城市的消费，还要有比较发达的贸易。因此，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于农业革命发生、有了定居农业之后。
最早的城市何时出现以及如何出现，没有信史可考，只有传说。我国古代城市的起源，文献记载说是始于鲧。《淮南子•原道》：“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初学记》卷24引《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城市的最初建立只是出于政治或军事目的，所建城市还只是单纯的城堡，基本没有经济意义。但城市的发展与分工密切相关，后来与工业化直接相关。从空间变化的角度说，世界经济史也是一部世界城市化史。“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独立的运动。”（《马恩全集》23卷390页）
按照高德步、王珏《世界经济史》的说法，世界上最早的城市出现在今天的中东一带，主导形式是城邦。第一个真正的城邦出现在伊利都，约建立于公元前3200年或前3500年，那是苏美尔文明的“早期高度文明”时期。
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城邦是由古代腓尼基人建立的，这些城邦主要是随着国际贸易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沿海城镇。当时最著名的商业城邦是比布鲁斯。比布鲁斯位于今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以北约40公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居民点之一，其历史可追溯至7000年前。当时它是地中海地区的重要港口。腓尼基的商业城邦还有阿卡、阿拉杜斯、贝鲁特、乌加里特等。
如果传说的“鲧作三仞之城”可以作为中国城市最早出现的时间，则距今约为4000至5000年。不过，中国远古的“城”只是有防御设施的农村居民点，与现代“城市”的概念相去甚远。到商代，城市有了实质性发展，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都邑。都邑与城堡相比，有了经济内涵，人口增加，面积扩大，手工业发展，交易活动增加，出现“市”的概念。
西周时期，城市快速发展。周原来是一个力量比较弱小的部落，灭殷后不安全感很强，于是将全国划分为一个个区域，实行“封建亲戚，以藩屏周”，保卫疆土、治理国家。由于诸侯的封地都位于殷商旧部族的包围之中，就要建立城堡以自保。西周初年营建的成周颇具规模；连规模较小的封国蔡，所建都城也很可观，四周有护城壕沟，面积约16平方市里。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战争不断，各国纷纷扩大旧城和建立新城，带来城市的高速发展。据《战国策》记载，战国以前“城邑大无过三百丈者，人数众，无过三千家者”，战国时期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过，那时候城池主要由君主和贵族控制，仍主要是军事和政治据点，其经济意义不算突出。
秦以后，中央集权取代诸侯分权，郡县制度建立，多元统治变为一元统治，城市由诸侯都邑和卿大夫的采邑变为地方郡县的治所，导致中国城市发展模式发生重大变化。所有城市，都是由皇权统治下的各级政府按行政编制、地理区划和人口分布情况统一布置和兴建的，从此以后，封建王朝的更替、政府管理体制的变迁，也就对城市的兴衰起决定性作用。因此，郡县城市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线索。
汉代的城市规模已经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有了明显扩大，《史记•货殖列传》列举了西汉时的十几个城市，分别指其“亦一都会也”。不过，那时的城市政治色彩十分浓厚，经济色彩仍居次要位置。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大致如此，最有名的大城市如洛阳、邺、建康、成都、江陵等都是政治中心和工商城市的结合，政治色彩浓厚，只有广州是相对单纯的经济性城市。
张泽咸先生所著《唐代工商业》认为，隋唐是我国古代城市发展有较大变化的时期。隋代，经济色彩的城市有所增多，《隋书•地理志》记，长安是帝都所在，华夷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洛阳“俗尚商贾，机巧成俗”；蜀郡成都“水陆所凑，货殖所萃，盖一都之会也。”隋代商业城市多集中于江淮以南长江下游地区。
唐代，城市的数量和规模都比隋代有新的发展。长安既是政治文化中心，也是经济性大城市，拥有百万人口。洛阳是全国水陆转运中心，常有胡商停留。市区人口虽比不上长安，也有几十万人。
说到汉唐的城市发展，不能不说坊市制。坊市制大约始于汉魏，盛行于唐，崩溃于北宋末。坊市制的主要内容是：居民区为坊，市场为市，二者严格区分。坊呈正方形，每坊数十至数百家，有围墙，坊内有街道，有一门，定时开闭。汉魏时，非万户侯不得面向大街开门；唐代，非三品以上高官不得面向大街开门，只能在坊内开门。唐代长安有108坊，苏州有60坊。市是专门划定的商业区，也是定时开闭。唐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唐政府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各地县设市官，都要向中央报告，名义上诸县须满3000户才能设市。
唐末及宋代是商业城市快速发展时期。有趣的是，城市的快速发展与王朝更替频繁、政府统治力量减弱、管制放松呈正相关，也与坊市制的逐渐式微相关联。唐五代以后，随着租佃契约制推行，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城市人口增多，商业交易活跃，夜市增多，临街开店现象增多，坊市制度解体，使商业城市迅速发展。宋代，运河沿岸兴起的城市，由于受到交通和物资集散功能的刺激，最先突破坊市制度束缚，形成沿河商业街，城市的形态也由方正的棋盘形变为纺锤形。
中国城市的发展大致在明朝中期达到鼎盛。此后出现了长达400年的基本停滞，令人扼腕叹息。
著名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在《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一书中对中国与欧洲的城市化过程做了梳理和对比。
他引用罗兹曼、德弗里、skinner等学者的研究，对从唐朝到1820 年间的中国城市特征作出分析。根据skinner的估计，这段历史中，尽管人口出现很大增长，但中国城市的数量仅从唐朝的1235个增加到清朝的1360个。
根据罗兹曼的研究，在唐朝和明朝中期之间，城市人口比重是上升的，但从明朝中期到清朝末期，城市人口比率的增长停滞了。
他的估计是：
唐朝中期（参考年份 762年），城市人口比率为4.7%，较大城市（万人及以上居民城市）的人口比率为3%；宋朝中期（1120年），城市人口比率上升到5.2%，较大城市人口比率微升至3.1%；明朝中期（1506年），城市人口比率上升至6.5%，较大城市人口比率上升至3.8%；清朝早期（1650年），这两个比率略升至6.8%和4.0%；到了清朝晚期（约1820年），这两个比率却回落到5.9%和3.8%，总体城市化程度反而不如明朝中期！
麦迪森借助德弗里对欧洲城市人口的研究，把中国的城市化情况与欧洲进行了比较。麦迪森发现，在唐朝时，中国就存在一个城市文明，欧洲却没有。到1820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程度与1000年前相比并没有多大提高。而欧洲的城市化程度在1000-1800年间却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500年时，欧洲的城市程度已经超过了当时（明朝中期）的中国。到1800年时，欧洲的城市人口比例几乎已经是1500年水平的两倍，而中国1820年时的城市人口比例仍然和1500年时水平相当。
德弗里的欧洲城市化估计如下：
1000年，较大城市（万人以上居民城市）人口比率为0；1500年，较大城市人口比率为5.6%，1650年，较大城市人口比率为8.3%；1800年，较大城市人口比率为10.0%。
    从1800年到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增长到10.6%，主要原因是列强的商品和贸易进入中国，直接造成一些通商口岸的发展；同时，洋务运动也促进了近代工业城市的发展。但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质量不高，同时，速度也明显慢于世界平均水平，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停滞。
显然，中国城市化在近400年中的停滞与落后，是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结果而不是原因。麦迪森在分析中国城市发展缓慢的原因时说：帝国的行政官僚们在中国的城市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行政官僚们决定了城市的布局，控制了通讯，他们根本不会受到司法、军事、贵族或教会等势力的挑战。他们的权力有相当大的随意性，可以通过施舍各种恩惠来增加个人收入，而百姓则处于一种完全的依附状态。
相比之下，欧洲的城市则更为自治和独立。大多数城市都有宪章和民法法典以保护公民的法律权利。城市中的商业影响也要大得多。
韦伯指出：官僚在中国城市发展中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资本主义在欧洲城市中有更大的发展机会形成重大对比。巴拉兹也说，中国官僚体制下的掠夺性的财政手段，以及潜在的司法审判上的随意性，约束了资本主义发展，也抑制了人们的冒险精神。（原载《中国智库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