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做投资一样做慈善]

　　和所有受欢迎的美食作家一样，盖瑞·陶布斯(Gary Taubes)会收到大量的谈论其作品的电子邮件。所以两年前某一天当他收到一段五行字的评论，谈他一周前发表的一段播客时，一开始他也没有过多理会。那封邮件只是简简单单地署了一个“约翰”(John)的名字。

　　此人感兴趣的是陶布斯关于人为什么发胖的理论，更具体地说，是这位美食作家的这样一个观点：大多数肥胖研究要么存在严重缺陷，要么没有明确结论。陶布斯说，我们需要做一次全面的实验，来回答有关人体如何处理食物的几个关键问题。可是这样的研究需要极高的成本。这位听众写道：“据我对营养学的一知半解，你所说的研究很有意义。”他还说，他管理着一家专注于公共政策的基金会。

　　陶布斯留意到邮件中的全名是“约翰·阿诺德”(John Arnold)。他顺手用谷歌(Google)搜了一下，发现这个名字指向的可是一个不一般的人物：阿诺德曾是安然公司(Enron)一位少年得志的天然气交易员，后来他成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这只基金深藏不露，在其老家休斯顿都很少有人知道，在全国其他地方更不用说了，但它却以超高的回报成为对冲基金圈子里的传说。到这儿，这事儿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了。

　　陶布斯把这个名字告诉了不久之前和他一起创办了一家营养学非营利组织的医学博士彼得·阿蒂亚(Peter Attia)。阿蒂亚回忆说，当他打电话看能不能跟阿诺德安排一次会面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这样的：“首先请给我们提供一个该领域内20位顶级专家的名录，其中一半的人要觉得你们的想法很疯狂。”几个星期后，阿蒂亚来到了阿诺德休斯顿办公处一间离交易室不远的会议室。他发现，阿诺德及其员工已经在这几个星期同他介绍的专家（不说全部，至少也是大多数）谈过话了。还有一件事他也发现了：虽然一脸稚气且只有37岁，阿诺德对于发动这次肥胖学研究却是格外认真。事实上阿诺德的目标无比远大，他想知道，如果把所有最优秀最聪明的食品科学家集中到一起，并给他们提供无限量的资源，那么他们可以取得什么样的成就？



　　去年美国慈善捐赠排行榜前五名一共捐赠或承诺捐赠45亿美元，用于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数据来自《慈善纪事报》。事实上，阿诺德在之前10年已经积累了估计约40亿美元的财富，同一时期华尔街比他赚得多的人一共也没几个。那时虽然还没有公布消息，但阿诺德已经决定将这笔财富几乎全部捐出。2012年10月，他关闭自己的对冲基金“Centaurus Energy”并退休。在美国历史上，可能再也没有哪个依靠自己打拼获得如此多财富的人在如此轻的年纪便全身心地投入慈善事业了。

　　但陶布斯和阿蒂亚发现，阿诺德及其妻子劳拉(Laura)的捐赠方式有些与众不同。大部分富豪往往是捐款给他们参与的慈善事业他们就诊过的医院或上过的大学。这些人被称为“报恩型”捐赠人(grateful-recipient)。还有一些人是通过大额捐赠来满足某个社会群体的某种明显需求，比如温饱或教育之类。但在美国慈善捐赠数量仍然低于2007年峰值水平之际，阿诺德夫妇却想试验某种更为宏大的新东西。约翰说，他们的目标是给社会带来“转型式”变革。

　　阿诺德夫妇想看看他们能不能用自己的钱来解决美国某些最严重的问题，方法是做数据分析和科学研究，不带感情地专注于结果，同时避开那些无法量化成败只求心理安慰的项目。对他们而言没有哪个题目是太过宏大艰巨的：除了肥胖之外，阿诺德夫妇还打算探究刑事司法和养老金改革等问题。受聘研究刑事司法的安妮·米尔格拉姆(Anne Milgram)曾是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她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一切：“点球成金”式捐赠方法。这个词源自图书《点球成金》(Moneyball)及同名电影，故事讲的是奥克兰运动家队(Oakland A's)如何利用绝妙的统计学分析颠覆了棒球运动中的一些常规思维。而且阿诺德夫妇不急于马上得到答案。事实上他们认为耐心是其捐赠背后的一种关键资源。



　　今天，劳拉-约翰•阿诺德基金会(Laura and John Arnold Foundation)资助着阿蒂亚所在非营利组织的一项营养学研究。这项预算2,600万美元的研究需要用到能量代谢实验室，阿蒂亚喜欢将它称为"肥胖学的曼哈顿计划"。这还只是基金会大手笔支出的一部分。突然之间，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夫妇俩去年就捐出或承诺捐出4.23亿美元，荣登《慈善纪事报》(The Chronicle of Philanthropy)最新美国慈善捐赠排行榜的第三名。阿诺德夫妇并未止于研究，他们也在资助他们表示与研究结论相符的改革行动──以及与他们观点一致的政治候选人。

　　但在阿诺德夫妇名气越来越响的同时，并非所有人都赞同这种捐赠方式，尤其是因为它让很多现在就需要直接援助、可以受益于他们巨额财富的个人和地方组织接受不到他们的捐赠了。人们问得最多的问题或许好多年都得不到答案：他们的计划会不会见效？

　　明年40岁的阿诺德干净利落、彬彬有礼。他是那种很多南方母亲都希望女儿能带回家的男人，即使他的资产净值数字并没有包含九个零也无所谓。如果你在他经常参加的周末休闲足球联赛上撞到他，可能你会以为他是个会计师或租车中介公司经理，而不是一名对冲基金大鳄。这些年来，他只接受过少数几次采访。2009年他曾有一次难得的公开露面，那是他在国会面前就限制大宗商品交易的议案作证，当时他显得很紧张。（《财富》(Fortune)杂志上关于这次露面的文章提到他"倒满"、"再倒满"、"再再倒满"自己的水杯。）阿诺德说，他跟妻子之所以同意跟笔者见面，是因为他认为，既然当了慈善家，他就要尽一些当私人投资者的时候不必尽的义务。他说："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坦诚。"

　　当你跟人谈起阿诺德的时候，有一个描述会一次次地被提到："房间里最聪明的人"。仰慕者说，用这句话来形容他一点也没有夸张，也正因为如此，性格内向的阿诺德才在30岁出头的年纪就登顶一个由自负傲慢的人唱主角的领域。（即使按对冲基金行业的标准看，天然气交易员也被认为是一群目中无人的主儿。）除了智商以外，阿诺德对气候模式和管道路线一线不苟的研究──以及他随后对天然气价格变动所下的重注──均为人所津津乐道。最出名的一次是2005年的卡特琳娜飓风之后，在另一家基金公司Amaranth Advisors重仓下注天然气价格将因为更多风暴的到来而大幅上涨之际，阿诺德持不同看法，建立了相反的头寸。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下的赌注获得了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Amaranth却因为这件事情而破产。

　　两年过后，他正确地预见了大宗商品价格泡沫的存在，并在价格狂跌的时候再次赚了接近一倍的利润。然而据友人说，随着阿诺德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在钱都还没有赚完的时候，他却已经在考虑要把钱捐出去了。特许学校集团"知识就是力量计划"(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的创始人迈克•范伯格(Mike Feinberg)回忆说，阿诺德还在安然上班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提出要当志愿者，那时两人并不相识。后来两人在一个酒吧会面，喝了点啤酒，谈论了教育问题。范伯格说，接电话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有多少钱"。

　　然而阿诺德的批评者却用"最聪明的人"这个标签来将他与安然挂钩。安然是奥斯卡提名纪录片《房间里最聪明的人》(The Smartest Guys in the Room)及同名畅销书的主角，两部作品都将它描绘成一家因为腐败和自负而颜面扫地的公司。阿诺德在1996年从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毕业后就进入了安然，五年后以27岁的年龄成为该公司薪资最高的员工。2001年他的奖金是800万美元，这是因为他的交易给公司赚了将近10亿美元。阿诺德从未被指存在过错，但批评者照样利用他的安然背景来攻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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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诺德夫妇将慈善的焦点放在了肥胖等宏大问题上，他们在该领域资助了一项由阿蒂亚博士领导的重要研究。图为阿蒂亚博士在代谢室中。  [保存到相册]

　　罗德岛最大的政府雇员工会会长J•迈克尔•唐尼(J. Michael Downey)说，当《华尔街日报》2012年12月的报道说阿诺德正和罗德岛州民主党籍财政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一起资助一项养老金改革行动时，他觉得这真是一份"绝佳的圣诞节礼物"。唐尼说，文章见报前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阿诺德，但认为他的安然背景证明他更关心的不是劳动者福利，而是对某种达尔文式资本主义的追求。唐尼说："那是他的操作方式。"阿诺德则说，他站在劳动者这边，从长远来讲，解决养老金改革问题只会保住工作机会。他拿自己的聪明开起了玩笑，说他在自己的婚姻中都不是拍板的那位。需要说明的是，劳拉-约翰•阿诺德基金会名符其实，是一对夫妻的平等合作。笔者在劳拉-约翰•阿诺德基金会的休斯顿办公室见到了他们俩。办公室位于Centaurus基金昔日所在的不太豪华的二楼位置，不过原先的交易室已被改成了数个宽大的隔间，色彩搭配也变得更加柔和，以表现出一种不那么狂热的氛围。（会议室旁边的过道上有一台高尔夫练习机。）劳拉是第一个到的。一头深色长发、容貌出众的她身上有着波多黎各血统，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Yale Law School)，先是在一家公司当律师，然后在总部位于休斯顿的上市石油公司Cobalt Energy担任总法律顾问。两人当中，她负责说，他负责听。约翰一身宽松长裤和淡色格子衬衫的随意打扮走了进来，头半小时大部分时间都是安静地坐着，在一本拍纸簿上记笔着记。

　　劳拉说，由于基金会专注于不容易找到答案的系统性问题，有时候他们很难向人们解释基金会的使命，这甚至给他们请来设计网站的公司提出了一个难题。她说："我们没有一大堆欢笑的小孩的照片和各种毕业照，我们不是做这种事的。"但她和丈夫很早就决定，基金会不去摘慈善事业中"唾手可得的果实"。她解释说，他们并不怀疑捐款给那些直接服务于困难个体的成熟组织的价值。事实上他们私底下一直在这么做。但两人想着重解决那些造成劳拉所说的"道德低效"现象的公共政策问题，在这些领域，他们的丰富资源可以帮助制定出解决方案。约翰用交易员的行话将这些问题称为"高杠杆机会"。

　　他说："我们首先从‘怎样实现善的最大化’这样一个宽泛使命着手。"他说，自己作为交易员的背景是基金会方针的基础。他希望花大量时间来研究并评估数据，然后再下几笔重注，即使这些赌注涉及相当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他说："从外部看很多这样的基金会，就会发现他们都是规避风险的。他们想证明自己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而阿诺德想探索的是一些未经验证的概念，政府不太可能去做，企业几乎肯定不会去做，因为这些概念没有即时获利的途径。他说他知道，自己基金会的很多项目（如果说不是大多数项目的话）都会失败或一无所获。他说："如果你不愿意冒险，最后的回报将是有限的。"

　　阿诺德夫妇聘请米尔格拉姆来分析刑事司法，要求"暂不考虑财力问题"，也就是说，不要去担心这项研究将会有多高的成本。米尔格拉姆全力以赴地去探索，为什么在纽约市采用"CompStat"犯罪抑制系统取得成功的情况下，经验数据的影响依然很少渗透到地方层面。米尔格拉姆说："地方治安管理在数据驱动和分析方面很落后，很难想出还有哪一个领域在这方面做得更差的了。"她和劳拉尤其着迷于这样一个问题：尽管很少有数据反映非暴力审前被告对社会造成的危险，为什么美国还花90亿美元来关押这些人。正如米尔格拉姆指出的，法官对审前被告的了解还不如大多数棒球队对他们的替补游击手的了解，就把他们关了起来，给社会、给被告造成巨大的代价。

　　劳拉说："这种决定谁应呆在监狱里的机制糟糕得出奇，让我们深感震惊。"她同时也是"清白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的理事，该组织利用DNA检测技术来帮助死囚犯证明自己无罪。米尔格拉姆及其团队利用150多万个案例的数据建立了一个供法官使用的风险评估工具，这一工具将于今年年内在三个辖区试用。曼哈顿区检察长办公室正在计划试用一个供检察官使用的类似工具。

　　米尔格拉姆的计划体现了阿诺德模型中的这样一个元素：为有前途的研究承诺相对小额的资金（几百万，如果这可以算做小额的话），并有一个不言自明的承诺：如果研究结果指向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则将大大提高资助额度。在养老金改革和教育等其他领域，他们资助的是他们认为有切实研究作为基础的行动。劳拉说："我们期待有更多的政策决定可以基于数据、而不是本能或恐惧做出。"

　　这种方法在大额慈善举措中出奇地少见。经济学家、《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一书共同作者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说："对于慈善家来说，很多利益和赞誉都是在你捐钱的时候、而不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到来，我觉得这是在倒退。"在《魔鬼经济学》一书大获成功之后，列维特在2011年和另外一些杰出的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包括多位诺奖得主）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希望"出租"解决问题的智慧。列维特说，这家公司有很多公司客户，但表示有兴趣的大基金会和慈善家很少。列维特说："没有谁在真正地问，他们的钱到底有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他见过阿诺德夫妇，很喜欢他们的机制。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讲，所有捐款人都关心他们的钱有没有用到刀刃上，但富人的关心程度似乎并不比其他人高。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高影响力慈善中心"(Center for High Impact Philanthropy)主任卡特丽娜•洛斯基塔(Katherina Rosqueta)说，曾有研究表明，追求最大化结果的愿望与富裕程度之间不存在高度相关性。洛斯基塔还说，事实上因为财力雄厚，富裕捐赠人更倾向于做"高投入"捐赠，也就是只管写大额支票，而不是去寻找那些影响较大的项目。

　　但"点球成金"式捐赠也有其明显的缺点，首先是它不像通常的捐赠那样满足了当下的或危机中的需求。很少有社区（即令有的话）为所有流离失所的家庭找到了遮风挡雨之处，或为所有贫困学童提供了奖学金，很多捐赠人更愿意直接在当地层面帮助这些个体，而不是去推进某个更加宏大的议程。除此以外，很多人觉得，剥夺慈善的情感色彩会违背慈善的本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参观他们投钱修建的一所新校舍，或巡视一处没有捐赠者资金支持就只好关门的妇女避难所，会带来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旨在促进、辅助捐赠活动的非营利组织"慈善圆桌"(Philanthropy Roundtable)的负责人亚当•梅耶森(Adam Meyerson)说，在知道自己的钱正在帮助别人拥有更美好生活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感到满足，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追求更高远的目标往往要求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很多富人的时间、精力不像他们的金钱那么充裕，在他们尚未退休的时候更是这样。同样，"高影响力慈善"也需要有信心──洛斯基塔说，有些人会把这种信心称作"自负"──来解决那些无法轻易解决的问题。

　　另外从过去的情况看，在公共政策问题上，金钱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多大的改变。兹举一例。私募股权投资家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和几千万美元的资金，想提高人们对国债的认识水平。和其他反赤字鹰派一样，彼得森没有取得多大成效。而且只要富人卷入养老金改革、公立教育等容易导致对立的议题，很多人都会将他们的努力贬为"1%议程"正在推进的证据。（彼得森发言人回应说，"实质性改变的取得始终充满困难"，而民众对国债的认识水平还是有所提高了。）

　　阿诺德夫妇自称"独立思想的民主党人"，他们表示自己没有政治动机，甚至还聘请前共和党竞选幕僚丹尼斯•卡拉布雷塞(Denis Calabrese)来掌管基金会并制定策略。约翰说，他们的捐赠只用于"政策开始在中间相会的地方"。别把这些话跟休斯顿的老师们说，因为阿诺德夫妇在养老金改革、加强对教育工作者评估方面的努力已经使他们成为教师群体眼中的头号全民公敌。休斯顿教师联合会(Houston Federation of Teachers)会长盖尔•法伦(Gayle Fallon)说，阿诺德夫妇对数据的不懈追求是误入歧途。她说："不是所有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用数据来衡量的。"

　　前不久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休斯顿食品银行(Houston Food Bank)漆成了欢快绿色与橙色的新仓库熙熙攘攘。高中学生和他们的父母源源不断地涌进来，参加新一次的"摇滚与打包"之夜。在这期间，他们一边伴随着Kid Rock和Rihanna的节拍起舞，一边给各个超市捐赠的食品分类打包，用于分发到各区域食品领取点。

　　过去这家食品银行周五晚上一般会有30个左右的志愿者。从启动"摇滚与打包"活动以来，这个数字已经接近于300人。休斯顿食品银行负责人布里安•格林(Brian Greene)说："劳动是我们的朋友。"笑容可掬、爱开玩笑的格林现年50岁，担任这家机构的负责人已经是第七个年头了。休斯顿食品银行拥有30万平方英尺（约合2.8万平方米）的仓库，是全国最大的食品银行，而让志愿者工作只是其省钱办法之一。它还从当地农户那里接受数以万磅计的农产品捐赠（都是超市不会进的东西，比如个头太小的酸橙和马铃薯），并给专为这家食品银行种植豆子和稻米的其他农户支付材料成本。

　　阿诺德夫妇以私人名义给休斯顿食品银行捐了1,000万美元用于修建新仓库，但也明确表示他们的基金会有意做的不只是提高效率。格林说，阿诺德夫妇对这家食品银行的数据产生了强烈兴趣。这些数据显示，最终接受捐赠的大多数人都不是无家可归者，他们有地方住，但在经济拮据的时候会选择付房租而不是买食品。饥饿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但其根源是失业或慢性病等问题，而这些都不是食品银行在解决的问题。

　　阿诺德夫妇力劝格林去琢磨，他可以怎样利用其配送体系来为穷人提供其他必需服务。不只给他们食物、也提供就业培训和理财扫盲服务是否可行？通过筛查和各种项目来帮助人们调理II型糖尿病（这是低收入人群中的一个大问题）会怎么样？在这番对话过后，格林便去了"养活美国"(Feeding America)找他的上级。"养活美国"是一家管理食品银行的全国性组织，每年服务3,700万人，相当于美国人口总数的八分之一。几乎毫不夸张地说，阿诺德夫妇让他们美梦成真。"养活美国"首席发展官毛拉•达利(Maura Daly)说："不是我们没有思考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自己无法仅仅通过食品银行的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多少捐赠人有兴趣在这样一种层面上参与进来。"

　　"养活美国"基本上来说就是一家批发商。它的200家食品银行与6.1万家左右的机构合作，由后者做本地、社区层面的实际分发工作。所以阿诺德夫妇现在所做的，是出资评估哪些组织最有效率，哪些组织的绩效可以量化。在配送食品的同时搭配就业培训和医疗等服务，又可不可行呢？达利说，他们不太肯定，但有人问到这些问题让人兴奋。她说："阿诺德夫妇了不起的地方是他们目光长远。拿40年时间去解决一个问题，大多数富豪都无法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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