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选“反对派”当权，为何埃及变得更乱

导语6月30日本是埃及第一位民选总统穆尔西执政周年纪念日，没料到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总统下台。而随着危机进一步蔓延，最终，埃及军方选择了在7月3日罢黜了总统穆尔西。

一年前，在埃及社会“民主化”的大潮中，穆尔西当选，而一年后，又是什么让埃及再次陷入混乱？让数百万民众走上街头，示威规模甚至大过当年对独裁者穆巴拉克的反对？




01 独裁政权倒台后，埃及确实变得更糟更乱
经济上：通胀严重，失业率攀升，陷入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在穆巴拉克主政时期，埃及的经济增长并不缓慢，尤其是2006至2008年，连续三年GDP年增长率都达到7%，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甚至在受到世界金融危机重创的2009年仍能保持5%的增长率。
但随着埃及陷入动荡，经济开始崩盘。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的海外投资和旅游业的收入骤降，经济增长下滑3%；埃及镑急速贬值，自2012年12月，埃及镑兑美元贬值12%；失业率上涨至13%，而革命前的2010年为9%。到今年3月，埃及的外汇储备已经从革命前的360亿美元暴跌至130亿美元，下降超60%；在今年一月穆迪还将埃及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了三级。再加上接近2000亿埃及镑的财政赤字，埃及正经历80多年来最严重经济危机。
而贫困人口情况更糟，埃及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当前有25.2%的埃及人在贫困线以下，有23.7%的人临近贫困线。对于大多数的埃及人来说，食品价格上涨是最大的问题。自上个秋天来，一些食品的价格翻番，25%的家庭把他们一半的收入花在食品上。
经济下行，失业率飙升，埃及正经历80多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图为埃及小贩）

政治上：政治分化空前严重，官员违纪且腐败丛生穆尔西和穆兄会2012年大选的胜利不是压倒性的，是略微超过半数的险胜。在2012年11月，穆尔西宣布了他极具争议的宪法宣言，意图赋予自己广泛的权力。从那时起，埃及的政治分裂变得更为严峻。而在低劣治理之下，埃及经济下滑，犯罪率飙高，官员违法违纪以及贪污腐败现象丛生。穆尔西曾做出的社会公正、反腐败、改善民生、扩大外资引入的等等承诺都成了一纸空文。
此外，由于穆尔西所领导的穆兄会的宗教立场，埃及妇女的处境也比穆巴拉克独裁统治时更糟。革命后，埃及的绝大多数团体，尤其是穆斯林团体开始向妇女权利进攻，埃及的妇女权益活动家Azza Kamel说：“他们开始夺回革命前妇女们辛苦争取到的权利，试图改变离婚和监护法，推行女性生殖器切割，将女子法定结婚年龄从18岁降到9岁。”

最终对现实的不满情绪酿成了这个规模空前巨大的“反叛运动”6月的一次民调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穆尔西所领导的执政党的执政表现越来越糟，与人们的期望相差甚远。当受访者被要求说出穆尔西作为总统所作出的最佳决定时，有高达73%的人认为穆尔西没有做出任何好的决定。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状和民意下，“反叛运动”上演了。这次示威有数百万人参加，但不从属于任何政党。不久前，该运动的组织者还称，他们已经收集了超过2千2百万人的签名。每个签名者都登记了名字、居住地和身份证号码。
总统支持率走低，民众不满情绪蔓延，导致“反叛运动”爆发。（图为在开罗抗议的民众）
根据阿联酋阿拉伯卫视台报道，针对埃及抗议局势骤紧。前总统穆巴拉克甚至也发声评论，称：“这些天，上街抗议的人比2011年多很多。”



02 埃及并不是中东民主榜样，如今的混乱在意料之中
早在埃及民主化开始时，很多学者就预见到了埃及可能发生的问题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吉迪恩·拉赫曼在民主化伊始便预测到了埃及会走向原教旨主义，并有可能发生类似巴基斯坦民主化后情况——国家贫困，民主制度无法正常运作，被原教旨主义者、世俗派和强大的军方所割裂。
在2011年8月，中国著名学者秦晖也表达了“不看好埃及民主化后的前景”的观点。他认为埃及人口多又没有丰富的资源，经济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可能引发社会矛盾，影响宪政民主制度的稳定。他还对比了利比亚，认为它作为一个石油富国，民主化过程中就不太可能发生类似埃及的问题。

在伊斯兰世界，埃及的“民主化”也并非样板，穆兄会甚至遭到抵制在突尼斯，执政的温和派伊斯兰复兴运动党虽然在年初像埃及一样遭遇了一次执政危机，但最后成功的与自由党派就组建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并达成妥协，令突尼斯执政党得以避免被赶下台。而埃及总统穆尔西及其政党支持者就未能取得同样的成功。复兴运动党发言人Abdelhamid Aljallasi甚至直言：“埃及并不是我们的大哥，也不是我们的榜样，突尼斯足够明智，能够从埃及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步其后尘。”
实际上，埃及不但不是榜样，埃及民选的穆兄会在伊斯兰世界“民主输出”时甚至还遭到了抵制。去年夏天，利比亚人就抵制本土的多个伊斯兰政党，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些政党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


面对今天的局势，唯一感到意外可能只有穆斯林兄弟会自己靠“群众运动”起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可能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民众的对立面。前兄弟会著名成员Ibrahim al Hudaibi说：“遭到群众而不是政权的反对，这在兄弟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如果数百万人涌上街头游行示威要求你下台，你将会如何应对？”去年选战期间穆尔西曾在电视上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他说：“首先，人们将不会游行反对他，因为作为总统他将会忠实地反映民意。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他语气坚定地补充道，“我将会第一个辞职。”



03 为什么民主化会意料之中的把埃及拖向混乱？
一方面，埃及社会本身就具有一些独特的不稳定“基因”埃及社会分外年轻，50%的人口都在25岁以下：
2011年，埃及有一半人口不到25岁，但年轻人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图为参与抗议的年轻人)
过去30年间，埃及人口将近翻了一番，超过8000万。2011年，埃及有一半人口不到25岁；36%的人口将在15岁到35岁之间——这个年龄的年轻人正是满腹怨言且不顾一切地寻找工作的阶段。但同时，埃及44%的人口是文盲或半文盲。
大批的年轻人口缺乏教育，难以就业，社会福利缺失等等问题，不是穆兄会这样的组织空喊几句口号，就能解决的。而大批年轻人失业，再加上社会有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就很容易转换成社会的民主政治要求，包括对外的民族主义倾向。
一年前，穆尔西本来的支持者就是这些年轻人，而一年后，这些年轻人又成了驱赶他下台的核心力量，根本原因就是他们的境遇没得到改善。

近几年，埃及出现了明显的宗教复苏，影响了政治变革：
近十多年来，埃及的清真寺数量大增，1986年平均每6031个埃及人才有一个清真寺，而2005年平均每745个人就有了一个清真寺。年轻人在宗教复兴浪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大批地涌到清真寺参加活动，年轻妇女不仅戴上了特殊的宗教头巾，还蒙上了面纱。而十多年前，埃及妇女戴这种头巾的人很少。皮尤(Pew)近期一次民意调查还显示，有80%埃及人支持通奸者应受石刑惩罚的这样极端的主张。
不过，造成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对现实的失望，面对经济的失衡、社会的不公、道德的沉沦、消费主义的泛滥、工作生活的艰难，许多人感到在世俗社会中找不到出路，因而转向宗教去寻求解决的答案。穆兄会还据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口号：“伊斯兰就是解答”。它的终极目标是要使伊斯兰教法成为个人、家庭、社区、国家的指南。
但在生活境遇没有实在改变的情况下，在民众的失望情绪中，这个“答案并不清晰”，以宗教标榜自己的穆兄会也一样成为了众矢之的。

另一面，埃及社会贫富分化严重的状况没有解决，穷人在改革后境遇更差：穆巴拉克时期的埃及的经济被一批寡头操纵。譬如钢铁大王伊兹，2007年他属下的钢铁产量已占全国产量的70%。又譬如沙维瑞斯家族的几个成员，分别在电信、建筑、酒店等行业中拥有超大公司，其中三人同时登上福布斯2007年“中东最富20人榜”。
富人拥有了财富，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滴漏效应理论，下层穷人也会得到利益，理由是富人多赚了钱就会多消费多投资，因而能增加就业。但因为劳工密集行业利润低难以吸引投资，埃及富人投资的那些经济增长行业往往并不能增加很多就业机会。另外，企业家为了利润最大化，宁愿让员工加班，也不愿雇新手，尤其不愿雇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所以埃及富人的财富增长很难给穷人带来收益。
在穆巴拉克主政时期，这种贫富悬殊虽然存在，但在社会相对稳定，寡头和外资仍然可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上行，旅游业也能得以发展。而在经济上行的情况下，政府资金充裕，可以靠一些津贴收买民心，缓解不同阶层人间的矛盾。旅游业也能给一些穷人带来直接的工作机会。但穆巴拉克倒台后，外资在不稳定的局势下逃离，寡头开始节衣缩食，旅游业也遭受重创。最终在经济全面下行的情况下，赤字增加，政府也再无力收买穷人。

面对不稳定的局势，不少埃及民众甚至转而将军方视为了“保护者”埃及军队一直是埃及社会一股较为独立且强大的力量。他们人员众多，而且还拥有大量土地和公司企业。由于把握社会经济动脉，且拥有武装，埃及军方其实是埃及的实质统治者。而军方这种角色，在埃及其实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他们把持了大量资源，使得社会不公。在一年前，埃及所谓“二次革命”主要就是反对军方。但另一方面，相对充裕的财富和强大的武力使得他们成为了一股稳定的力量。使得一部分渴望回归稳定的民众将军方视为稳定的保护者。
在今天，当军方直升飞机飞临胜利广场时，从聚集的人群里发出的多是欢呼声。在现政权统治一年后，大多数埃及人已经决定，打消他们对军方的怀疑和丑陋行为的记忆。根据《经济学人》搜集的最新民调，军方甚至是这个国家最受信赖的机构。对于将军们做出的无意干涉政治的保证，许多人不仅表示认同，而且还把他们当成是能把埃及革命带回正轨的人选。
埃及军方在这次革命中成了稳定的“保护者”。



04 进一步探讨，为什么这么多民主国家的选民要走上街头？
专制的倒台，并不意味着民主能够平稳的运行推广到全世界，为什么这么多民主国家的选民还要走上街头？除了埃及本身的特色，这些民主国家的民众运动又有什么共性？根据深耕中东研究数年的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观点，这个问题是源自三个现象的共同作用：
首先是专制的“多数派”民主政体抬头，并且蔓延开来。
在俄罗斯、土耳其和今天的埃及，我们看到的大规模示威活动是针对“多数主义”的——执政党虽是民主选举产生，却把选举理解为执政后可以为所欲为的通行证，包括无视法治和反对党，扼制新闻媒体等等专横或腐败的行径，仿佛民主只要有选举权就行了，不需要一般意义上的权利，尤其是少数派的权利。
第二个因素是中产阶级劳动者腹背受敌，一边福利制度在缩水，另一边就业市场的要求却大幅度提高。
多年来劳动者得到的讯息是，只要努力工作，遵守规则，你会成为中产阶级。这一点已经不成立了。在高速全球化和自动化的年代，你必须更努力、更聪明地工作，无论做什么，都要拿出更多的创新，更多地充实自己——这样你才能进入中产阶级。但将这种转型如实告知人民的领导人少之又少，更别说帮助他们度过了
最后一点，由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社交网络的普及，愤愤不平的个人有了更多的力量。
这些人可以展开和要求领导人加入双向对话——而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能力也大大加强，可以分享彼此的看法，发起突然性的抗议行动。正如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俄罗斯历史学家莱昂·阿隆(Leon Aron)所说，在当今世界，感到不满和采取行动之间的“转变过程”非常之快，而且越来越快。
最终结果就是：民众难以接受“虚假的民主”，维持独裁统治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民主空前地普及——但同时又变得比以前更动荡，“专制都是突然垮掉，但民主不会一日建成”的规律更加凸显。



结语面对埃及现在的局势，曾推动埃及变革的西方政客辩解道：“通往民主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但最终还要符合人民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