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淡出十年仍受瞩目 被小平赞为懂经济领导人

　　读了《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下称《实录》），我仿佛回到20多年前，在上海各个场合聆听老领导的睿智、坦诚，目光如炬，而又充满感染力的报告、讲话，感到特别的亲切、特别的受教益。

　　1987年底中央决定调镕基同志来上海当市长，1991年3月他当选国务院副总理，离开了上海。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了三年多，其中一年多是书记、市长一肩挑。他主政上海的时间不长，但他主政上海时期，却是上海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处在非常特殊而又非常关键的时期。那时，正是上海经济社会建设从艰难蹒跚到重新崛起的时期，也是面对国内外政治风波，顶住“姓社姓资”责难，依靠人民群众稳定上海，大胆推进改革开放，打开上海改革与发展新局面的重要历史转折时期。《实录》就是忠实地记录了在这个特殊而关键的历史时期，镕基同志如何以巨大政治勇气和高度领导智慧，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团结带领市委市府一班人，依靠上海广大人民群众，冲破各种艰难险阻，去创造上海新辉煌的思路、历程和业绩。

　　1988年5月，镕基同志走马上任，在主持首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就铿锵有力提出：上海“需要速度，需要效率，需要果断行事，需要雷厉风行”。就在这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在当时计划经济色彩浓厚、开放阻力重重的情况下，“一个窗口、一个公章”的决策提出并付诸实施，需要多大的勇气，又是多么具有远见卓识!“一窗一章”后来在全国各地都逐步推广开来，对加大开放的步伐、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

　　接着，镕基同志借上海同中央实行财政包干之机，审时度势大胆推出一系列改革措施，以解决上海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他不失时机地将财权、事权下放，推行市、区两级政府分权，将行政和社会事务下放权力给区级政府；将经济管理权由委办局分权给企业，实行政企分开。

　　镕基同志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被小平同志称赞为“懂经济”的领导人。面对上海工业的困难局面，他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领导传统工业“金蝉脱壳”、“返老还童”，逐步实现年轻化、集约化；同时大力扶持和发展电子、汽车、信息技术等新一代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

　　这期间，镕基同志还拍板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1990年6月获国务院正式批复建立。他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仪式上第一句话，就鲜明提出“建立证券交易所，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心不会变”，这也表明他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和远见。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镕基同志一到上海，在前届政府的基础上，大力筹划开放开发浦东，1990年4月终于获得***国务院批准。从此，镕基同志以浦东开放开发为重点，以“上海经济同世界经济接轨”为理念、目标，大胆推出关税豁免、自由进入、土地批租、开放外资银行、推行股份制等一系列特殊政策，不断扩大上海对外开放，积极改善上海投资环境，为浦东开放开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大抓上海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度建起“两桥一塔”（南浦大桥、杨浦大桥、东方明珠电视塔），规划并开建了沟通浦东浦西交通的环线快速公路，积极筹划建设上海的地铁工程，使上海市政建设面貌为之一变，给上海人民带来莫大的鼓舞。

　　镕基同志主政上海期间，我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我深刻感受到，镕基同志对上海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视和支持。他主动利用媒体舆论维护上海的政治稳定，又重视通过媒体舆论克服阻力，统一认识，推进改革。他明确要求上海媒体组织编写有关改革的教材，在报纸上、电视上、广播上播出宣传，帮助老百姓更好地理解改革。他在上海推行的住房改革、交通改革等，改革方案都事先在报纸、广播、电视上公开发表，动员上海人民群众充分发表意见，在媒体上展开生动活泼的讨论。当时很多改革的难点、难题，就通过这种公开讨论，迎刃而解。

　　镕基同志曾多次要求上海媒体成为政府的镜鉴、民众的喉舌，要求媒体及时反映群众的要求、呼声，要对各级干部作风上、观念上的问题开展批评。1990年他指示《解放日报》开辟专门刊登批评上海意见的专栏，我们转载了香港《南华早报》两篇批评上海干部见小失大、盘算很精，却疏于深谋远虑的文章，得到镕基同志的表扬。他常说“决千金者不计锱铢”，没有这种气魄，如何引进外资，同别人合作呢？这对当时缺乏市场观念、商业意识、开放意识的上海干部来说，是切实的教育。

　　最后，我想说一下“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事。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小平同志到上海过春节，视察了上海航空工业公司、上海汽车工业公司、新中华机器厂等许多单位，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谈话。镕基同志当年一直陪在身边，并亲自整理了小平同志的多次谈话。在1991年年初全市干部会议上，镕基同志传达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精神和小平同志在上海的谈话精神。我当时有幸看到了镕基同志整理的小平谈话材料，就在庚午年小年夜，找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同志和评论部同志一起商量，决定写几篇联系上海改革实践、宣传小平改革开放新思想的文章。开篇就是大年初一发表的《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紧接着《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这组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评论，在当时海内外媒体引起强烈反响，并引发了思想理论界的一次激烈的交锋,成为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重要背景，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深入。

　　今天，读了《实录》，广大读者一定能从书中体会到，当年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和局面，镕基同志始终是一位坚定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卓越的领导者和实践者。今天上海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就有镕基同志当年留给上海的一份宝贵的心血和财富。

　　“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朱镕基同志1988年4月25日作为上海市市长候选人同人大代表见面时的发言。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当上海市市长时是这样说这样做的，当国务院总理时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

　朱镕基的上海时光

　　1988年2月6日上午，从国家经委副主任职务履新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朱镕基，乘火车抵达上海。当天下午，这位60岁的候任市长就到了上海财政局听取报告。

　　直到1991年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上海度过了3年的主政时光。这三年，对他来说，是首次担当地方大员，对上海来说，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

　　这段历史重新回到公众视线，是因为他的新书《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下称《实录》）昨日在北京、上海、广州、长沙等地同步上市。

　　一位知情人士说，如果将46万字的《实录》概括为一句话，那就是“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这是朱镕基当年当选为上海市长后，对局级干部提出的要求，也是朱镕基一生的真实写照。

　　精心筛选

　　《实录》收录了朱镕基1987年12月至1991年4月先后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和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的部分讲话、谈话、信件、批语等106篇，照片83幅，批语及书信影印件9幅。编入的文稿是根据朱镕基当年讲话的音像资料和文字记录编辑而成的，绝大部分为首次公开发表。

　　实际上，这本书已经是朱镕基退休后出版的第三部书。从2009年开始，朱镕基先后出版了《朱镕基答记者问》、《朱镕基讲话实录》，这些书都成为当时政经类畅销书，公众好评如潮，销量都超过100万册。对于这本新书，出版方也预计会有百万册的销量。

　　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于青昨天介绍说，《实录》的编辑工作是在朱镕基的亲自指导下，在首长办公室秘书的统筹协调下进行的，延续了前两本书的编写惯例。在该书的编辑说明中，也列举了在朱镕基身边工作过的人员付出的辛勤汗水。

　　《实录》在《朱镕基讲话实录》出版后就已经开始启动筹划。编辑组从2011年底开始投入工作，初稿有近300万字，编辑组做了大量工作，数易其稿，最终选取了40多万字。

　　编辑组按照朱镕基的要求，完全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编辑工作。一位参与编辑此书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其实选取的内容并不是当时已经整理传达的记录，而是调取原始录音重新整理，要求原汁原味，“内容可以删减，但一个字也不能增加。”

　　由于材料众多，最后挑选出来的文章原则上是没有发表过的，只有极少几篇曾见诸媒体。该书图文并茂，其中就有9份批示更是首次原样面对读者。它们是3名工作人员在档案室中花了3天时间，最终从成千上万份当时的批示中寻找出来20多份备选，最后敲定9份颇能代表朱镕基主政上海时的风格的批示与读者见面。

　　初稿已成的《实录》历经多次修订。84岁高龄的朱镕基投入了巨大心血，多次与编辑人员当面沟通，并逐篇认真审阅，对编辑整理工作提出很多指导意见。

　　在一封2013年5月31日的信件里，朱镕基向他的老同事征求意见，他说：“现将书稿送上，请予审阅，并请将意见于6月30日前反馈给我。”

　　于青说，编辑组秉承了严谨的作风，发出了500多本样书，特别征求了与朱镕基一同工作过的老同事、老部下以及相关同志的意见。就这样经过几轮反复修改校对，采纳了很多合理建议，最终形成定稿。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连续出版了三本书，上百万的销量及高达3亿元的码洋，对于一个作者而言，其稿费收入可达几千万元。但朱镕基之前就明确表态，不管稿费多少，自己不拿一分钱，全部捐出去。

　　知情人士透露，这几本书的稿费已注入一个基金，主要用于资助贫困孩子。

　　振兴上海

　　《实录》46.6万字，598页，几乎每半页对应着朱镕基在上海主政的一天。

　　106篇入选的重要文献基本就是那个时期上海的重要记录。文章从1987年12月24日《把“桑塔纳”轿车国产化搞上去》开始，到1991年3月20日《开创街道工作新局面》结束，其中1987年1篇，1988年40篇，1989年33篇，1990年24篇，1991年8篇。

　　这段历史对此前一直在中央工作的朱镕基来说，是其首次在地方执政。1987年12月22日，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的朱镕基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上海市委副书记，并提名为上海市市长人选。1988年2月6日，朱镕基正式到上海工作。

　　在上海工作20多个月后的1989年12月，朱镕基回忆了他初到上海的第一天就首先听取财政局报告的经历。“我觉得要是不会理财，市长没法当，首先得把财政情况弄清楚了。”

　　在来上海之前，朱镕基向时任天津市委书记的李瑞环同志请教了两次。李瑞环认为，干好工作很重要的一条是要振奋人的精神，增强人民的信心。人民的信心鼓起来了，相信你了，愿意与你合作了，那事情就好办了。

　　为什么特别强调信心，其实需要了解当时朱镕基接手上海时的背景，那时它绝不如现在风光。老上海人都可以回忆起，那时作为计划经济的重镇的上海，交通拥挤、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等问题非常严重。很多年后，人们都不得不承认，“朱镕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这时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尤为艰巨复杂。”

　　他自己当时也感慨，“我感觉自己是坐在火山上，不知哪一天会爆发。”

　　正是面临这样的挑战，在1988年4月25日在选举市长前的讲话上，朱镕基就感慨，“到上海来了后，这三个月的白头发比什么时候都多。江泽民同志预言一年之内我的头发全部变白。”

　　当时朱镕基通常晚上12点以后睡觉，很早起床，不过也有熬夜开会到一二点。朱镕基当着上海代表们的面就直言：“现在上海是非常困难，我们在转向商品经济的过程里缺乏经验，这方面我们不如广东、江浙，因为我们吃‘皇粮’已经吃习惯了，一下子改过来不容易。”

　　具体而言，摆在朱镕基面前的，就是两大困难，一是财政滑坡，二是欠账太多。1985年上海财政收入有181亿元，到1988年6月底，朱镕基预计当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53亿元。要知道，即便是在当年中央对上海实行了财政包干改革措施，这也是非常现实的收入挑战。

　　尽管面临不少现实挑战，朱镕基在上海工作三年期间重点为上海人民办了三件实事：菜篮子、住房和交通。如果再加上推动浦东开发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这些基本构成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上海经济实现转折的基石。

　　很多年后，重温《实录》的老同志回忆说，朱市长上任抓的头一件事就是市民的副食品供应，他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

　　尤其是住房，当时他到任时，上海很多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积才两三平方米，他当时承诺“十年内基本解决上海人民的住房问题”。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在全国率先探索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十年左右，上海的住房问题就不再那么紧张，基本上兑现了诺言。

　　而对于交通问题，在他的带领下上海学习天津，启动了环线建设、轨道交通建设、出租车整治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开发浦东，通过连通浦西和浦东，转移产业和居民，从而根本解决交通问题。

　　现在回头来看，当年他在住房、交通、财政等领域的上海实践，和他出任国务院总理后的很多执政思路一脉相承。

　　朱镕基面临的挑战还有如何恢复上海人的信心和荣誉感。一个当时的小故事能见证他良苦用心。

　　知情人士说，当时在讨论连接浦西和浦东交通的时候，专家们有两个方案，一个是隧道，一个是桥梁，双方一度争执不下。于是朱镕基说了一个理由，两者成本其实差不多，但是建隧道就意味着花很多钱把工程放到地下，但是如果修桥梁则可以放在江面，这会成为地标性建筑，对上海市民会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这就是李瑞环当初提醒他的“鼓信心”、“振精神”。

　　在他的任上，上海启动了浦东开发开放。这对上个世纪末的上海、中国乃至整个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巨大事件。中国以浦东为龙头，全面启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

　　《实录》中收录了1990年3月29日到4月7日，朱镕基向来调研浦东开发问题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的三次汇报，可以看到他为争取浦东开发的层层递进的发言内容。

　　正是这样的用心经营，从1988年5月开始，上海就开始发生历史的转折。在那个月，上海的工业生产转入上升，前几年工业发展速度是4%至5%左右，但5月份一跃到达8.5%，而且这种趋势不会减弱。

　　“我对于今后上海的发展充满信心。”朱镕基在当年6月14日会见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时就这样说。更重要还在于，此时“上海有一种荣誉感，希望恢复过去上海在全国第一的地位”。朱镕基强调上海人士气正在逐步提高。

　　廉政高效

　　除了经济上的振兴，朱镕基留给上海最深的印象还是“铁腕”与“从严治政”。

　　在当选市长后两个月左右，朱镕基提出“为政清廉，办事高效，做问心无愧的人民公仆”。他认为“只有这个行动，才最能振奋上海人民的士气”。

　　朱镕基在担任市长期间，反复强调要管理好上海政府机构的“506个局长”，后来任市委书记则扩充到“2000多个局级干部”、“两万多个处级干部”。

　　他认为：“只有我们的506个局长，包括区长、县长行得正、坐得稳、下面的‘七所八所’才能够正。不然，人们是不服的。”“只要这2000个局长、两万个处长都能够以身作则，这二个廉政的风气是能够建立的。”

　　为了以身作则，朱镕基一到上海来工作，也给自己提出“五戒”，即不登报、不上电视、不剪彩、不题字、不受礼。当然，他自己也承认会“犯戒”，主要是有些必要的活动需要登报上电视。但是他也坚持“不剪彩”、“不题词”、“不受礼”，至今公众基本上看不到他剪彩的照片，而题词几乎屈指可数。

　　他甚至针对农村干部也提出了相当细致的要求。当时一些农村干部盖房子或者装修房子不给钱或者少给钱，他在一次讲话中强调，“这是群众指着鼻子骂的最突出的一个问题，一定要刹住”。

　　朱镕基当时还批评官僚主义，对当下作风建设也颇有启迪。朱镕基当时就批示，“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在另外一个场合，他说：“你自己吃吃喝喝，接受人家送礼请客，讲交情、关系，你敢得罪人吗？所以，我们应该扶持和鼓励正气，一定要压倒这个邪气。”

　　此外，群众对于政府的效率也很有期待，朱镕基对于简政放权、提高效率的批示和举措很多。1988年5月，朱镕基在主持首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上，他当机立断建立“一个机构、一个窗口、一个图章”审批项目的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而此前，审批一个外资项目可能需要盖126个公章。

　　为了推进效率，朱镕基用词也颇“狠”，其中有一个关于质量管理，当地有来信反映“桑塔纳”轿车零部件国产化工作中，某些领导片面追求指标、弄虚作假的问题。朱镕基当时就批示说：“此风绝不可长。如属实，要‘杀’一儆百，不惜‘牺牲’。”为了说清楚，他又在后面小字注明：“杀”是严厉的处分，直至免职；“牺牲”是推倒重来。这算是后来人们称为“铁腕”的一个注脚。

　　在《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中，他对“铁腕”又有一种理解角度：“管理上海，要法制加铁腕。没有这个精神，不要想治理上海。当然，总的还是希望各级领导干部能够下去同人民在一起，同甘共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你那个铁腕，他也会谅解一些。但如果你自己高高在上，吃喝收礼，替自己修房子不掏钱，尽搞裙带关系，不以身作则，你那个铁腕还‘铁’得起来吗？”

　　朱镕基留给公众的“铁腕”形象从其当选上海市长之时就异常清晰起来。

　　1988年4月25日，在上海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刚到上海工作两个月的朱镕基，面对人大代表，详细地介绍了他的个人简历和执政思路。

　　在这个超过100分钟的发言最后，他说：“我今后一定在***、国务院、上海市委和江泽民同志的领导下，依靠在座的人大代表和全市1200多万市民，兢兢业业，努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0年后的3月，在当选国务院总理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再次用最后八个字表达了他服务人民的决心。

　　《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摘要

　　看来相当大一部分批办事项都长期拖着办不成。一是机关重叠，互相牵制，扯皮习以为常；一是主要负责同志不过问，听之任之。我对市府机构这种状况实在着急，有负于人民期望。

　　目前机构问题尚难解决，只有请办公厅重申：一、凡我亲批件须由主要负责同志（一、二把手）亲自处理，不可批给别人了事，更不能容许批件到不了局长那里。久拖不办要追究一把手失职。我不是说，我批的事都是最重要的，但我已过问，请有关单位一把手过问，也不委屈吧。二、凡副市长、副秘书长开会协调，一定要拿出仲裁意见，没有把握的事可随时直接请示市长。不解决问题，不拿出意见，就不要开会。不一抓到底，什么事也办不成。

　　——《对领导批办事项要一抓到底》（1988年7月31日）

　　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做，不要四面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如果弄得局面动荡，人心浮动，事情搞不好。做一件算一件，扎扎实实。

　　我们目前首先要集中力量打击贪污受贿的大案要案，集中力量把这件事做扎实，效果一定会很好，做完后也无懈可击。

　　——《集中力量办好几件取信于民的事》（1989年7月22日）

　　浦东是将来上海的窗口、上海的希望，那是最现代化的城市，但任何一个城市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上海老城有150年的历史，外滩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起来的，现代也60多年了，浦东形成一个新的城市恐怕也得50年以上。

　　——《开发浦东是上海的希望》（1989年10月26日）

　　我没有别的目的，我只是要为上海人民服务好。特别是我作为第一把手，如果不能严格地要求大家，我不来说话，谁来说话呢？我想应该提倡一种精神，就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什么情面、关系也不要讲。我将来是什么下场，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过。

　　——《重视和做好信息工作》（1990年11月28日）

　　此文可称“官僚主义大全”，呜呼上海，不改革，要完蛋。请送与“黑箱”有关的所有人员看看(如有一万人，就印一万份，市政府出钱)，议论一下，看这样下去，浦东能否开发，上海有无前途，然后请叶龙蜚、杨昌基同志拿起大斧来砍。我希望不要一砍又要砍几年，成为另一个“黑箱”。我只提一句忠告，我们为什么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克服官僚主义，上海没有前途》（1991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