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庆后：李嘉诚垄断香港多个行业损害港人利益

　　“李嘉诚的行为实际上是垄断，这造成了香港人民的生活成本居高不下。”在问及对自己的商业偶像的看法时，宗庆后这样告诉《中国慈善家》记者。

　　宗庆后曾立志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对此，宗庆后信心十足，一向谦逊的他“狂妄”地称“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的大。”

　　在宗庆后看来，李嘉诚对香港的天然气、水、电力、港口、零售业等行业的垄断，极大地损害了香港地区消费者的利益。

　　然而，李嘉诚对自己的垄断行为却几无反思。今年3月，在面对多个社会团体的抗议，要求政府创设“李嘉诚税”(即资产增值税、股息税和累进利得税)，通过财富再分配解决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时，李嘉诚一笑置之。称这正是他多年来加大海外投资的原因，树大招风，引起社会仇富很正常。既然大家不愿意看到他垄断香港，那他就去欧洲、去北美、去内地投资。

　　宗庆后亦对传统中国商人顶礼膜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表示不屑，认为胡雪岩只会钻研官商勾结，通过占据政府资源达到垄断的目的。

　　对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宗庆后有清醒的认识。“我和政府的交道打得不是太多，我也从来不去贿赂政府官员。”宗庆后自豪地说，“我是当地的利税大户，我帮他们解决就业，带动相关行业发展。他们肯定喜欢我。”他到外地跑市场，都是当地政府官员请他吃饭。宗庆后不喜欢应酬，除非外地官员来杭州，他才会尽地主之谊。“来了不接待一下也不好，他们知道我不喝酒，也不干什么。”

　　全文：平民首富宗庆后

　　“带动一大批人富裕起来，才会受人尊敬。”宗庆后告诉《中国慈善家》。

　　他靠一瓶一瓶饮料卖出了820亿身家，他凭借对中国社会的深刻领悟，占领了中国每一个城乡小店，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日子过得如苦行僧般清苦，年近七旬依然每天拼命工作16小时，他还决定再奋斗20年，这一切，源于他内心对社会怀有的一种朴素却宏大的愿景

　　宗庆后手腕上戴着一只价值20多万元人民币的名表，脚上却穿着一双10元钱的布鞋，上身着一件不到30元的娃哈哈工装衬衫。这种着装上的反差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奢侈的人格分裂者。那只手表是女儿宗馥莉为尽孝心，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它还不如我以前戴的电子表好用。”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抬起手表，这样告诉我们。

　　位于杭州下城区清泰街160号的娃哈哈集团总部，只是一座6层小楼，外表朴素无华，院子里停了六七辆汽车后，便已很局促。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相比，它显得寒碜。它也缺乏清净，附近高架桥上的汽车噪音不时侵扰着这座小楼。

　　而这座小楼的主人，宗庆后，在2010年、2012年、2013年，四年间三次问鼎中国内地富豪榜首富宝座，个人身家达820亿元。

　　小楼内部装修也堪称简陋。《中国慈善家》摄影师在为宗庆后拍照时，甚至找不到一把稍微高档一点的椅子让他坐。

　　7月13日上午8点，宗庆后与《中国慈善家》记者之间的交流开始。此前他已经在办公室工作了一个多小时。这是近两年内，宗庆后第三次接受本刊专访。

　　巨额财富只是一张大钞票

　　“820亿对我来说不过是一张大钞票。”宗庆后调侃道。他认为，企业家的最高境界是履行社会责任。

　　虽然顶着首富的桂冠，但宗庆后是走在大街上就会被淹没在人堆里的那种人。有一次，他趁候机之际，拐进机场精品店了解奢侈品销售情况，服务员对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老汉态度相当轻慢。提及此事，一位随行人员至今仍情绪激动，说自己当时恨不得就冲上去告诉对方：“你们眼前这位朴素的老者，是中国最有购买力的人！”

　　宗庆后出差很少带随从人员，经常是一个人拖上行李箱就出发了。前几年，他坚持不坐飞机头等舱，不住高档酒店。“这几年，因为腰不太好了，他也就不再坚持。”娃哈哈总部的一名员工告诉记者。

　　只要不外出，宗庆后基本上一日三餐都在公司餐厅解决，喜欢吃素菜。他从不专门抽出时间锻炼身体，但平时走路健步如飞，身边的年轻人都很难追赶上他。

　　采访开始前，有医生带着血压计来给宗庆后量血压，68岁的宗庆后熟练地伸出右手，沉默不语。采访中，他说：“我的员工和客户都希望我多活几年，帮他们多干几年。现在身体还很好，工作强度还没减少，我打算再干上20年。”

　　宗庆后每天的日常生活，像钟表一样精准地运转。除非出去跑市场或出国交流，每天早上7点左右，他都会准时出现在娃哈哈总部。大约下午6点时，他的司机就会把奔驰S650开到楼下，等他下班，但经常要等到夜里11点。

　　宗庆后的办公桌上没有电脑，所有工作几乎都是自己亲自动手完成。宗庆后没有保镖。前不久，一位来拜访宗庆后的韩国作家得知宗庆后没有保镖后，连连摇头表示不可思议，“在我们韩国，有钱人都是需要保镖的。”他对娃哈哈一位接待他的主任说。

　　宗庆后自称“没有业余生活”。 “从早干到晚，还有什么业余生活？年轻的时候比较穷，也不可能培养什么业余爱好。”他唯一的休息方式，是在办公室用DVD播放机看电影——他从不去电影院，或是在车上听歌、看电影。

　　“我是在为员工打工。”娃哈哈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卢东对宗庆后说的这句话记忆深刻。

　　“为员工打工”，是宗庆后深谙中国传统人情文化的结果。宗庆后认为，管理企业必须以人为本，从内心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打造家文化、为员工盖房等，正是宗庆后“以人为本”管理哲学的直观反映。

　　很多娃哈哈员工把宗庆后描述为“大家长”，不过，在他们眼中，宗庆后少了传统“大家长”的严厉专制，多了几分柔情细腻。娃哈哈集团总部的员工经常能在电梯里碰到宗庆后，他会主动与员工打招呼，问他们去几楼，然后帮他们按下电梯按钮。

　　几年前，每到夏天，宗庆后会亲自给集团总部员工发放冰棒和其他冷饮。“据说这是自娃哈哈成立之初就延续下来的传统。”娃哈哈集团对外联络办公室员工连芳回忆道。

　　每年春节，宗庆后都会来到娃哈哈生产一线，给每一名外地青年员工敬酒、发放红包，并与他们一起合唱《团结就是力量》—这是宗庆后最喜欢的歌曲，逢公司重要活动，他必指挥大家一起高唱此曲，雄壮的旋律瞬间将娃哈哈员工的热情燃至沸点。

　　创业26年来，宗庆后几乎没有开除过一名员工。女儿宗馥莉刚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运用西方公司管理规范，开除了几名员工，宗庆后因此批评了女儿，认为她还未理解中国的人情社会。宗庆后深谙中西方人力资源管理上的差异。“在美国，我是老板，你是员工，我给你多少钱，你就干多少活，不行就把你解雇。但这在中国行不通。在中国，只有员工真正服你，他才会听你的。依仗权势让人服膺只是暂时的，他会背地里跟你搞鬼。”宗庆后说，“我们这个民族太聪明了，比西方人难管。”

　　在政府部门、国有企业都基本废弃分配房屋制度的今天，娃哈哈却多年来坚持为员工分房。娃哈哈方面提供给《中国慈善家》的数据显示，公司成立至今，娃哈哈集团总共为员工分配房屋1553套。卢东透露，宗庆后现在正与政府协商，计划把娃哈哈持有的一块土地用于建设员工住房。本来，这是块工业规划用地，但宗庆后表示：“我们作为大企业，要带头为员工解决住房问题，这块地要给我们的员工。”

　　“很多人都是在企业家的领导下工作的，如果企业家把企业做稳定了，员工的生活水平就会不断提高，这样，整个社会就会更加稳定。”宗庆后说。

　　在宗庆后看来，个人财富超过一定界限的部分，实际上是属于国家的。宗庆后有个判断，现在民营企业家已经到了回报社会的阶段，“这能体现人生价值，获得民众的尊重，同时，也可以消除公众的仇富情绪。”

　　2010年，当宗庆后得知自己被评为首富时，内心很平静，觉得这没什么，“就是感觉以后可以省点广告费了。”

　　打造利益共同体

　　2012年，娃哈哈集团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36.31亿元，实现净利润80.58亿元，同比增长16.93%。当问及商业成功的秘诀时，宗庆后吐出一口烟圈，笑了笑，轻松地抛出了两个字，“双赢”。

　　娃哈哈的员工，是宗庆后“双赢”商业理念最直接的受益者。

　　宗庆后认为，把员工的利益与企业捆绑在一起，打造利益共同体，他们会更加努力，企业的效率也将大大提高。

　　从1993年开始，宗庆后就在娃哈哈实行全员持股，这在中国的民营企业里极为罕见。现在，近2万名员工持有娃哈哈的股份。在娃哈哈工作满一年，通过考核的员工，都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娃哈哈股份，每股1元，回报率在50%〜70%之间，每年分红，很多员工的分红比工资还要高。据娃哈哈一中层管理人员透露，她每年的分红达几十万元。

　　宗庆后是这项策略的最大赢家。2012年，他个人持有娃哈哈逾80%的股份，每年分红数以十亿计。

　　在2011年“两会”上，针对国有企业股权改革，宗庆后提出了一项颇为引人瞩目的提案，即建议国企员工都可持股，并按贡献大小定期调整持股额。国资委认为宗庆后的提案很好，却囿于现实阻力，觉得难以推行。对此，决断力超强的宗庆后觉得有些失望，“这有什么困难的？”

　　宗庆后一直有个朴素的财富分享理念：有钱人应该创造平台，帮助未富人群共同富裕。

　　作为一家年产销值达数百亿的饮料巨头，现在，娃哈哈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建有70多家生产基地、170家子公司，绝大多数位于老少边穷地区。直接吸纳了近3万名员工就业，其中来自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员工占80%以上。在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2008、2009年，娃哈哈不仅没有裁员，还在全国投资60多亿元，增加了大量生产线，增加了上万个工作岗位，并通过在全国各地建厂，间接带动了原材料、包装材料、水电、运输等相关行业150万人的就业。时下，在整体经济大势萎靡的情况下，宗庆后却表示要跟着市场走，继续扩大规模。

　　宗庆后乐于和政府合作，从而达到扩张企业、帮助未富人群共同富裕的目的。在娃哈哈总部大厅西北角，摆放着一座宁夏自治区吴忠市政府为祝贺娃哈哈成立二十一周年而赠送的雕塑：两只大手在空中呈腾飞状，有力地紧握在一起，底座上写着“强强联手”四个大字。

　　宗庆后与政府的“强强联手”，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

　　1994年，娃哈哈响应国家对口支援三峡库区的号召，初始投资4000万元，在重庆涪陵地区兼并了三家位于库区、濒临破产的糖果厂、罐头厂和酒厂，成立了其第一家外地分公司，使千余名工人免遭下岗厄运。

　　当然，宗庆后在与政府合作时运用“双赢”的商业经营哲学，往往会获得丰厚回报。

　　1995年，涪陵当地政府免除了娃哈哈涪陵公司的所得税，上缴的国地两税实行目标责任制。此外，政府还以每亩不超过5万元的优惠价格，向涪陵公司提供迁建项目所需用地，并负责落实娃哈哈集团派驻人员的住房。2001年7月，涪陵地方政府更是将手中持有的杭州娃哈哈集团涪陵有限责任公司50%、价值近1.5亿元的股份无偿转让给了宗庆后。

　　此后，与政府合作、进行“扶贫式开发”的投资策略，成了娃哈哈集团在大江南北开疆拓土的利器，无往不胜。这个过程中，当地政府招到了优质企业发展本地经济，同时吸纳了大量当地人口就业和带动了农产品[-3.08% 资金研报]销售。当然，娃哈哈也获得了高额利润。

　　“扶贫式开发”，在包括全国布局娃欧商场的娃哈哈未来商业多元化格局中，宗庆后表示“要继续扩大”。

　　经销商也从宗庆后的“双赢”商业哲学中获益颇丰。

　　凭借强大的“联销体”渠道管理体系，宗庆后编织了一张遍及全国各地的销售网络，包括8000多个一级批发商和三四万个二级、三级批发商。在这一体系下，每年年底，娃哈哈与经销商签订协议，经销商按照协议完成年度销售任务，并预付次年销售任务10%的销售保证金。娃哈哈则规范经销商的销售区域、给其代理权、支付高于银行利息的保证金利息、安排销售人员协助经销商管理销售和市场开发，形成一个与经销商“双赢”的利益共同体。曾经，这是一张密不通风的铁幕，抵挡住了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饮料巨头的进攻。

　　据媒体报道，在2012年10月举行的娃哈哈经销商年会上，一位来自东北的经销商喝了几杯酒后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振臂高呼：“娃哈哈万岁！宗老板万岁！”其他人也都跟着他一起高呼万岁，场面煞是壮观。

　　“带动一大批人富裕起来，才会受人尊敬。”宗庆后始终这样认为。

　　商善合一

　　除去“扶贫式开发”、打造利益共同体让各方都受益外，宗庆后也布局一些常规慈善项目。

　　外界对宗庆后的慈善持观望态度，认为宗庆后见诸媒体的慈善与他“首富”的头衔不相匹配。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不了解。“我们尽量低调，不去宣传自己。宣传炒作慈善的做法，本身动机就不对。”宗庆后说。

　　事实上，从1987年承包校办工厂创业至今，26年里，宗庆后的慈善捐赠累计已达4.35亿元。

　　不可否认的是，宗庆后正在加大慈善力度。有一要求匿名的财经观察家对《中国慈善家》表示，宗庆后这两年参加公益慈善活动的频率急剧增加，大有超过出席商业活动的势头。

　　2011年5月11日，宗庆后受邀参加本刊在北京举行的由洛克菲勒家族第四代掌门人佩姬·洛克菲勒领衔的家族慈善交流会。工作人员至今清楚地记得，当看到宗庆后时，他正带着女儿宗馥莉从一辆出租车里钻出来—娃哈哈集团北京办事处的那辆接待车中途抛了锚。从中，不难看出宗庆后对慈善的热情。

　　一次观看贫困地区小学生在漏雨的校舍中读书的经历触动了宗庆后，随后，教育成为宗庆后关注的重点，至今累计捐助教育事业高达2.94亿元。对于教育方面的慈善支出，宗庆后表示，“我们还要加大力度。”

　　他对教育的重要性有朴素的理解，“兴旺的国家，必须由年轻一代去创造。一个民族没有文化，科技怎么进步？”对于国家的科技进步，宗庆后深表关注，这大概源于他通览中国历史，并从中体悟出，近代历史上中国社会停滞的重要原因在于科技落后。他曾表示，要设立一个类似诺贝尔奖、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奖项，以鼓励国人在科研开发上创新。

　　宗庆后不提倡把财富直接施以困厄者，认为那样只会助长受助者的懒惰情绪。对于慈善，他坚持要打造致富平台，从根源上解决贫困问题。但有两种情况除外，大的自然灾害和公共问题出现时。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向灾区捐款捐物1500余万元；2010年西南旱灾捐款850余万元；自2000年杭州市第一次举办“春风行动”以来，宗庆后始终如一地支持“春风行动”的开展，积极帮助下岗职工及特困家庭解决生活问题，先后捐款逾2400万元。

　　去年，宗庆后更是与中国扶贫基金会达成一项捐赠协议，每年出1000万，分10年完成总计1亿元的捐赠计划。去年9月13日，宗馥莉捐赠7000万给浙江大学，成立浙江大学馥莉食品研究院。宗馥莉表示，此举“不为企业只为行业”。

　　除了加大力度，宗庆后也开始注重监测慈善效果。放到几年前，他对此不甚关注，导致“有的时候善款拿去了，具体用到什么地方我却不知道。”

　　现在，娃哈哈累计捐赠了23所希望小学和100个阳光操场。每捐赠一所希望小学，宗庆后都会让公司动员当地消费者去监督希望小学的建设进展和质量。

　　在宗庆后看来，不给政府和他人添麻烦，亦是一种善行。

　　在中国这个注重圈子、关系的国度，宗庆后却认为，“大家还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比较好”。他不加入任何企业家的圈子，亦不与任何一个企业家交往甚密。

　　这段时间，媒体对企业家是否应该谈政治讨论颇多。在宗庆后看来，企业家应该懂政治而不能参与政治。“现在当官的不能去赚钱，赚钱的不能去当官，两者是不可兼得的。”宗庆后说，“本来官员就嫉妒有钱人，企业家再去抢他的权，他更要搞死你。”他坦言，有些企业家想联合起来，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他认为这会导致政府的不满。“企业家有什么意见，自己直接提就是。”宗庆后建议。

　　采访中，宗庆后一再强调，企业家要做量力而行的慈善。“有的企业家靠贷款去做慈善，到时候企业做失败了，银行的账还不上，反而成为社会的负担。”

　　“解决就业问题，带动更多人致富，是最大的慈善。真正的慈善是帮助弱势群体富起来，这是最根本的。”这是宗庆后慈善观的核心。

　　在慈善上，宗庆后绝对自信。“实际上，美国的企业家没有中国的企业家做的慈善多，在中国，企业家做慈善是真金白银的拿出来，美国人主要是为了合理避税。”

　　宗庆后对慈善的自信与对商业的自信一脉相承，他有超强的决断力和直觉，认为经营就是解决买和卖的问题。当然，这种决断力和直觉来自15年知青岁月和8年销售生涯里对中国底层社会的深刻洞察，以及平日的敏锐观察。“经常观察，才能知道机遇在哪里，跟各种人接触，了解他们在想什么，在看什么，你才知道社会会往什么方向发展。”他崇拜毛泽东，对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甚是认同。“你认为你是对的，就坚决地做下去。”

　　在商业上，宗庆后不崇拜任何人，他只相信自己。他曾短暂地敬佩过李嘉诚，称自己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后来他却放言，“李嘉诚前20年的成绩，还没有我宗庆后15年做得大。”这并非一向谦逊的宗庆后口出狂言，他只是看不惯李嘉诚的某些垄断行为，导致港人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他亦对传统中国商业顶礼膜拜的红顶商人胡雪岩表示不屑，认为胡雪岩只会钻研官商勾结，通过占据政府资源达到垄断的目的。

　　当然，宗庆后的这种自信，某些时候，在外人看来，多少有些“独裁”。事实也如此。时至今日，娃哈哈集团50元以上的报销都必须经他批准。这种“独裁”作风甚至延伸到慈善上。娃哈哈所做的公益慈善项目，项目筛选、合作伙伴寻找、方案设计方面，宗庆后管得不是很多，但是，项目的最终定夺者一定是宗庆后。虽然，从2006年开始，宗庆后就有意识地实行“分级授权”，不再像以前那样事必躬亲，而是先让下属去尝试，最后由他来拍板。但是，这一制度显然实施得不彻底。至今，娃哈哈仍未设副总裁，公司上下只有宗庆后一人是高管，他之下的约200名娃哈哈中层要直接向他汇报。“现在，在做决策前，需要经过中层干部会、职工代表会等，大家通过讨论交流意见。”宗庆后告诉《中国慈善家》，“但最后拍板决定的肯定是我！”

　　“独裁”的结果是，宗庆后至今仍未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危机感时刻包围着他。他引以为豪的“联销体”似乎已开始发生松动；娃欧商场开业大半年了，至今仍是“空城”。他不得不每天工作近16个小时，试图像以前那样站在船头，准确地指挥娃哈哈这艘超级巨舰驶向未来。因此，未来十年，在慈善上，他不可能像曹德旺那样潇洒地拿出几十亿，让“慈善家”的风头盖过“企业家”。

　　但“独裁”并不影响宗庆后成为中国商业史上的奇迹。放眼全球，“独裁者”把企业和产品做到极致的例子比比皆是，已逝原苹果CEO乔布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

　　不知道宗庆后是否欣赏乔布斯，但可以确定的是，他欣赏雍正皇帝。雍正勤于政事，每天睡眠时间不到四个小时，其余大部分时间都在披阅奏折，其性格雷厉风行、当机立断。这与宗庆后极其相像。“当下中国，需要雍正式的人物。”不止一次地，宗庆后这样对《中国慈善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