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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龙头”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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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long 发表于 2013-8-25 16:26:11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论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龙头”地位

作者:刘晓农

  编者:本文以新的视野和理念,从三个方面阐释修水在秋收起义中的重要历史作用。其主要见论是:秋收暴动的军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修水组建;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修水升起;秋暴向国民党反动派开战的枪声最早在修水打响;修水在湘赣边的秋收暴动中具有“龙头”的历史地位。

  八十年前,震撼华夏大地的湘赣边秋收起义,是继“八一”南昌起义后,中国***为重振革命,组织自己的军队向国民党反动派英勇反击的又一重大行动。也正是这一起义后来导致了我党的历史性战略转变,即毛泽东率领秋暴的队伍转兵井冈山,开创了中国革命获胜的基点——井冈山根据地。然而,在以往对于秋收起义历史的宣传,过多地聚焦在毛泽东的身上,加上当时身份仅次于毛泽东的师长余洒度,后来沦为叛徒,因而更加弱化了修水在秋暴中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对秋收起义的历史作一个开发性的整体研究和宣传,发掘其中的蕴涵规律,给当今带来历史的启示。
秋收暴动的军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在修水组建

  作为一次规模的起义行动,拥有一支力量可观的军事力量,是起义能否获胜的基础。在起义暴发之前,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奉中央之命回湖南组织秋暴的毛泽东等,充分意识到掌握一支军队的重要性。毛泽东、易礼容等人认为,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不行,必须要有军事的帮助,至少有两个团以上的兵力。毛泽东指出:“暴动的发展是要夺取政权。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是自欺的话。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用枪杆子夺取政权。”1
   
  对于秋收起义的唯一军力——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组建,过去曾有这样的见论,即是多头多线进行的。一是余洒度等人按照中央军事部的指示,在修水筹备建立的;二是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书记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组建的;三是卢德铭归队后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所建立的。以上三种编队设师之说,从资料依据的真实性相比较,更具有令人信服的准确性应该是第一种。即无论从组织手续和组建时间上讲,那是余洒度等人按照中央军事部的指示,在修水组建的。当时身为***员的余洒度还是一个竭忠尽智的革命者,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军事指挥员。
   
  将后两种编队设师之说予以基本上的排除,是基于一定史料依据的。对于张家湾会议建师,从余洒度、苏先骏当年的两个报告,就可以得出没有其事的结论。还有潘心源也在报告中并未讲到编师一事,只是说:“毛泽东召集安源会议,……讨论的问题是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当时他们对于各县的情形不十分明了。因此,我的发言较多,大概结论是分为三路。……2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张家湾的时候,毛泽东和所有与会干部,并不知道修水这边已经编队设师,所以作出“第二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的决定。3尽管这样,会议也没有提到统一编队的事。
   
  至于卢德铭自武汉归来,传达湖北省委关于组建前敌指挥部,是确有其事。但湖北省委指示的是设立前敌指挥部,并非统一编队,而且卢德铭回到修水的修口,已经是9月9日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早已组建,师长余洒度已经指挥所部开展了起义行动。也正是部队的军事主管位置有人,卢才被推举为总指挥。
   
  1927年8月23日至25日之间,由余洒度主持警卫团、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修水的山口镇召开了一个编队的会议,是有多方面资料依据的。

  从历史条件的角度来说,余洒度与苏先骏的报告,对于修水编师表述得较为明确。苏先骏的报告(此报告的落款时间尚有出入,有可能误记了1个月,即9月17日应为10月17日——笔者)载道:“8月20日开抵铜鼓休养,平江部队在修水与警卫团合编为江西省防军第一师第一团,余洒度任师长,钟文璋任团长,先骏所部则改名为第三团。”4
   
  余洒度在其报告中写到:“到修水即召集两部负责同志会议,商统一事。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乃决议将警卫团改为第一团,浏阳苏先骏(原驻铜鼓)部改为第三团,余贲民(部)即分补两团。为灰色态度起见,改用江西省防军第一师名义,度即被指为师长,贲民为副师长,内部负责为师委会。”5
   
  当年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参谋处长的陈树华(时名陈明义),对于修水编师在忆述中写道:“我们平平安安地经上富方面到修水,……到修水后,我们决定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把余贲民部从武宁招来,编为特务营。我们知道苏先骏部在铜鼓,因为都是同学,决定让他做第三团团长。……这样一来,余洒度就成了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6
   
  秋收起义期间在师部任特务连连长的谭希林,于回忆中这样写道:“在此期间,曾派人与苏先骏的部队取过联系,余洒度又通过江西军阀朱培德的关系,搞了个‘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名义。……师部和特务连驻扎在修水县城,一二三营扎在渣津一带。”7
        
  何长工在回忆文章中印证说:“适卢德铭同志走后半个月左右,便来了一个参谋带来一信,转达***的决定,在原警卫团基础上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修水的山口会议,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综合历史文件与诸多老同志的回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应该是决定将三方面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会议。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该团在武昌国民政府担任警卫,所以又称为国民政府警卫团)、平江工农义勇队进驻修水不久,余洒度派人赴铜鼓与苏先骏取上了联系。三支部队的负责人都意识到在严峻军事形势下“统一编队不可缓”,于是相邀到距修水城、铜鼓城均七八十里之遥的山口镇,议定按中央军事部(不久由一名参谋带来信件)指示,合编为工农革命军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
   
  应该对山口会议加以补充的是,这一会议还得到了中共江西省委的指示精神。省委派了一名叫“同仁”的秘密交通员,来到修水传达省委的意见,即从保存革命力量起见,要警卫团暂时接受朱培德的改编,“条件是受编不受调,(这是全体人员都知道的),使部队找个落脚的地方。”9当时这个落脚的最佳之地就是地处湘鄂赣三省边界的修水。

  工农革命军的第一面军旗在修水升起
  
  作为毅然摒弃陈独秀右倾领导的新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在“八七”会议上所部署的第一次大规模武装起义,有一个打出什么样的旗号的问题。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文件中指出:“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了,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国民党旗子相对。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的不能再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从前我们没有积极地取得国民党领导权,而让汪、蒋、唐等领导去,现在即应把这面旗子让给他们,他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树起红旗。10

  在历经了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后,中国***内部的有识之士,普遍地对国民党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国民党死了,并且臭了,臭气于天下。国民党这个工具完全为军阀夺去了,变成了军阀争权夺利抢地盘的工具……因此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名义来号召,国民党不过站在***后面摇旗呐喊,将来听其自消。”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我们应高高地打出***的旗子”指示精神,在已正式改称的“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得到了贯彻。1927年8月下旬,正在修水厉兵秣马,休整待命的第一师,获得了中共中央关于两湖暴动的计划,以及中央军事部让警卫团在江西参加秋暴,部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的指示,余洒度等人决定对外暂时打出“江西省防军”的旗号,而在内部将部队改称为工农革命军,并将设制工农革命军军旗的任务,交给师部参谋处长陈明义。
   
  陈明义找到师部参谋何长工和善于书写正楷字的副官杨立三,在一起研究军旗的设计制作。众人明白这是***军队打出的第一面旗帜,一定要具备“***领导、劳苦工农参加”的几个特征,围绕着这方面进行讨论。
   
  何长工根据自己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所见到过的苏联红军军旗的旗样,提出了初步的设计方案。经过陈明义、杨立三提出修改意见,几经图案改动,终于设计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第一面军旗——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旗帜。这面旗帜的式样是:旗底为红色,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旗中央有一颗硕大的五角红星,代表着中国***的领导;红五星有黑色的镰刀斧头,代表着工农兵劳苦大众;旗面左侧有一条插旗管的白布函管,上面写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正楷毛笔字。整面军旗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何长工几人将军旗设计、制作成功后,余洒度、余贲民看了颇觉满意。师部在山口镇的编队设师会议上,首次升起了这面军旗。在开会的院子里墙上,贴着“建军编师”的横幅,旁边还有“世界大同”“工农革命成功万岁”等红纸标语,衬出一种隆重的气氛。中国工农红军的第一面军旗,就这样正式地打出来了。

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
修铜一带不停留,
便向平浏直进。


  这是秋收暴动前委书记毛泽东,在看到了战火硝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引发了一腔豪情诗兴,吟出的一首《西江月•秋收暴动》诗词。
   
  在修水升起的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合着飒飒天风驱散了秋收时节的低沉暮云,揭开了中国革命史上的崭新一页!

  工农革命军于9月19日会合于浏阳的文家市后,第三团团长苏先骏等人看到了师部和第一团打出的军旗,布置人买来红布,参照师部的旗帜赶制了几面。从此,镰刀斧头和红五星的军旗,在工农革命军的队伍中高高飘扬。

  秋收暴动向国民党反动派开战的枪声,最早在修水打响。

  中共湖南省委对于包括湘赣边在内的秋收暴动,其军事布置是:“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攻长沙,夺取省城,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发动。⑿
   
  根据湖南省委的指令,湘赣边的秋收暴动是从破坏铁路开始的。目的在于切断和瘫痪敌人的铁道运输,防备敌人迅疾运兵,以减轻起义部队的军事压力。从9月9日起,在湖南省委任命的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统一布置下,组织数百铁路工人,分成十几个行动小组,分别破坏长沙至岳阳、长沙至株州的铁道线。10日,将长岳路拆毁铁轨几大段,使火车在捞刀河陷车一次。11日,又将易家湾至大托铺之间的铁轨拆掉,砍断电线,使株萍路交通断绝,电讯不通。
   
  资料表明,湘赣边的秋收暴动,在9月9日至11日的三天之间,最早开展军事行动打响向敌人开战的枪声,当为驻在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部和师部指挥的第一团。
   
  9月8日,余洒度师长接到第三团团长苏先骏从铜鼓转送来的前敌委员会的密信通知,称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分会业已建立,决定调各路义军会攻长沙。于是,师部及第一团决定马上付诸行动,自修水出动攻取平江县城,直扑粤汉铁路切断长岳交通线,再参加围攻长沙的战斗。9月9日上午将近10时,师部在修水宣布起义。在小型的誓师仪式上,余洒度作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宣布部队即日出发,向平江县的长寿街进发。
   
  9月9日下午3时左右,第一团抵达修水的渣津,立即召开了有附近村庄群众参加的大会,将从修水带过来的8个为富不仁、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处决在村外的荒地里,这一镇压阶级敌人的枪声,打响了向国民党反动派开战的第一枪,撕开了秋收起义的序幕。
   
  镇压8个罪大恶极的土豪,完全可以说打响了秋收暴动的最早枪声。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下旬给湖南省委的复函中提到:“应以武力拒绝一切官吏地主的租税,……暴动的口号应为‘暴动,斩杀豪绅反动的大地主’”⒀湖南省委后制定《湖南暴动计划》中,所列的各项斗争方式,其第三条就是“杀土豪劣绅、反动派”,提出的口号是“暴动杀尽土豪劣绅!”⒁在渣津处决这些土豪劣绅,是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宣战,给了反动统治阶级极大的震慑,同时对广大工农群众是一个大快人心的鼓舞。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部和第一团在渣津过了中秋节,当日越过平修边界向龙门进军。到这一天,工农革命军第二团才开始进攻萍乡城,第三团才离开铜鼓向浏阳的白沙挺进。

  对修水在秋收起义中重要地位的管见

  湘赣边的秋收暴动,是一次范围宽广、参战部队分散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由于跨越两省四县和通讯手段原始落后等原因,工农革命军还没有、来不及建立前敌委员会的统一领导。这也是起义部队全面失利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从宏观上来看,秋暴之前和暴动爆发之后发生在修水的三个“第一”,应该成为秋收起义的重要标志,具有代表性的意义。因此,对修水在秋收起义中冠以“龙头”的历史地位的见论是不为过的。这里面有一个不能以人而论的问题。对于秋收起义历史的研究和宣传,不能完全把目光放在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身上,不能以毛泽东所在部队的行动作为秋暴的唯一标志,应该辩证地评判工农革命军师部的活动和地位,公正地看待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等人,当时的身份和发挥的相应领导作用。当时来说,余、苏尚是努力革命的,竭力要使秋收起义得到胜利。
   
  从秋收暴动的主要内涵来看,这次起义突出地表现了一种不畏强敌勇于反抗的革命精神,可以称之为秋收起义精神。它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是中国***人英勇奋斗革命精神的源头。这一伟大的起义书写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篇文章——党最早在广大农村组织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武装起义,与传统的党内模式化的城市暴动是大不相同的。这就是对秋收起义的研究、宣传应该升位提高的缘由。

  注释:

  1《湘赣边秋收起义》第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2、3潘心源《秋收暴动之始末》(1929年7月2日)
  4苏先骏《关于浏阳、平江、岳阳作战经过报告略书》(1927提9月17日)
  5余洒度《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1927年10月19日)
  6陈树华《秋收起义的片断回忆》(1982年12月31日)
  7谭希林《秋收起义二三事》(1968年5月19日)
  8《秋收起义前后三团活动回忆片断》见《红旗飘飘》17集,1979年6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9《星火燎原》丛书之一,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
  10《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8月20日)
  ⑾、⒁彭公达《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1927年10月8日于武汉)
  ⑿《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
  ⒀《中共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

  作者简介:刘晓农,男,江西井冈山市人。从事井冈山斗争史研究工作达40年。久任井冈山会师纪念馆馆长。现为井冈山市党史办副研究员、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兼职教授、中国作协会员。为《井冈演义》、《井冈双雄》的作者,历年来发表党史文章500余篇,出版各种党史专著1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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