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是制度实践 背后有一盘大棋

上海自贸区得到国内舆论关注，被认为是新一轮对外开放，股票市场也开始热炒自贸区概念。然而，上海自贸区远非市场想象那样简单，这恐怕是一盘很大的棋，上海仅仅是布下的第一个棋子。

国务院近日正式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

从范围看，上海自贸区仅限于四个保税区的总合，具有局限性。由于保税区主要作用是物流仓储和产品加工，产业构成相对简单，总体经济价值有限，因而以保税区为基础进行自贸区实验，其目的显然并不在于创造多少经济价值，而在于为建立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区积累实践经验。有意思的是，上海自贸区并非独立名称，而是中国自由贸易区的一个特定实验区，这显示出，上海自贸区并非以建立上海特定区域的自由贸易区为目的，而是在为建立中国自贸区进行经验积累。从这点看，上海自贸区的实验意义远远大于经济意义，其背后体现的是中国为参与新国际分工而欲建立新型经济制度的决心。

自由贸易区不同于保税区，其作为国际经济一体化较高级形式，常常用于国家与国家及地区间的经济合作。理论概念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包括独立关税地区)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这种区域性安排不仅包括在特定区域内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涉及服务贸易、投资、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化等更多领域的相互承诺。

中国建立自贸区实验区，显然在为扩大区域经济合作做准备，这也是中国迎接全球经济再平衡后新国际经济秩序的挑战。

大的背景是，全球贸易再平衡后，中国旧有出口主导增长模式遇到挑战，同时美国接受WTO教训，启动建立全新国际经济贸易体系，具体体现在美国主导并推动两个谈判，“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这两个协定的市场开放水平和对成员经济体约束力，都高于WTO，若完成谈判，将建立一个以美国为轴心，横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全球两大自由贸易区，其经济总量将占全球GDP六成以上。虽然TPP谈判呈开放原则，但中国至今未被邀请，因而中国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格局重构中，处于被边缘化局面。

TPP和TTIP两个自由贸易区形成后，不仅降低多边体制WTO重要性，也因区域内产生 “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抑制中国对亚太主要经济体和欧盟的出口。

可以认为，正是这样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促使中国启动上海自贸区实验，其绝非简单地扩大开放范围，也非简单地提供新的增长引擎，而是考虑在未来国际分工中，中国要重新确定自己位置，并取得主动权。

因此，上海自贸区实验，不仅要改革现有法律体系，而要着眼建立适应TPP要求的全新经济制度和市场环境。由于已有保税区经济结构和管理模式简单，建立新制度成本较低，因而从保税区开始自贸区实验，成效较快。上海自贸区不仅要进行金融、投资等市场化改革，更要全面建立符合新国际竞争条件的市场制度，其还应该包括这样的实验：开放服务贸易，采用“负面清单”，除非明确规定保留项目，其他所有服务部门一律开放，包括未来出现的新部门；保护直接投资，允许外资企业以损害企业权益为由，援引国际法起诉当地政府，谋求国际仲裁；强调竞争中立，在融资、监管和透明度等方面，确保不给国有企业竞争优势；维护劳工权益，执行国际劳工组织五大基本原则，包括结社自由、集体谈判、禁止强制劳动、禁止就业歧视等。

这些改革措施与TPP谈判相对应，使上海自贸区实验符合未来国际贸易新标准要求。

可以预见，上海自贸区实验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经济实践，其成为政府改革和经济制度建设新标杆，并随着经验积累，会很快增加试点城市。

上海自贸区实验意义巨大，这是中国面对严峻国际经济形势后作出的具有战略眼光的选择。将上海自贸区实验放到中国全球战略框架里，未来可能出现这样的路线图：上海率先实验，接下来扩大实验区域，然后加快与单个国家的自贸区谈判，推动中日韩自贸区形成，与欧盟探索建立中国欧盟自贸区，最后与美国进行TPP谈判。

果如此，中国通过扩大双边区域合作，打破美国欲孤立中国的企图，并积累足够市场空间后与美国交手，最终完成中美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地位重组和利益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