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请客，地方举债，百姓买单

中央请客，地方举债，百姓买单

.　只好由中央出面，划开一个允许地方举债的口子。但举债资金的使用必须由中央审定。好比是小孩子借债花钱，需要父母批准一样。

　　作者： 吕琦

　　十八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会议中涉及中国经济的改革的内容引起了舆论广泛的猜想与寄望。其中关于财税改革，许多专家发表意见指出，匹配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是建立新型城镇化建设融资长效机制必由之路。此外，还有专家建议，应赋予地方以发行市政债为基础设施融资的权力，未来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是解决新型城镇化资金来源问题的长效机制。

　　这都缘于93年的税改之后，中央余钱多了，地方上要做的事一大堆，但税收却少了，无奈之下，只好举债度日。因此现在舆论沸沸扬扬地谈财权事权的匹配，似乎一旦事权和财权相对称了之后，地方债务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

　　事实上，这对解决地方债务危机而言是缘木求鱼的。因为，地方政府尽管要做的事情一大堆，财政税收又跟不上，却是不能任意举债的，“预算法”的硬约束摆在那，根据法规，地方政府是不能有债务的。反过来说，财权事权不匹配并非地方债务危机的根源，因此就算扩大了地方的税基或者是增加了地方税额之后，债务危机还是不一定能够解决。

　　地方政府的债务和主权国家的债务的区别在于，前者更难问责。简单说，地方官员没有偿债的激励。正所谓：“新官不理旧债，旧官不怕问责”、“我下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你看过很多官员因为贪腐而下马，但几曾看过官员因为在任时花钱不当、举债做项目而被抓。根据媒体报道，今年审计署在大规模审计地方债的时候，就有一些地方上的领导坦言：“上一任借了钱搞工程、搞项目，有口碑也有政绩；本届政府绝不能勒紧裤腰带还债。”可见地方上的官员完全没有偿债激励。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钱永远是不够花的，这是所有政府的通病，所以“预算法”的硬约束在这个意义上是完全有道理的。

　　那么，既然法规规定不能举债，那今天近20万亿的地方债务从何而来？很简单，来自中央。从最早的“准地方债务”、朱镕基***时代的“代地方政府发债”，到今天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全都是在“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的背景下搞出来的。大凡中央有举国政策，就要求地方上予以相应的配套项目进行配合。比方说，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的时候，中央筹集了4万亿（事实上来自中央财政的资金只有1.18万亿），在进行一些直接投资项目的时候，就需要地方拿钱来配套。根据专家的测算，地方要配套六千五百亿，但是地方的财力只有三千亿。没有钱，囿于法规，又无法举债，只好由中央出面，划开一个允许地方举债的口子。但举债资金的使用必须由中央审定。好比是小孩子借债花钱，需要父母批准一样。

　　地方债务的偿还只能通过后任官员的开源减支。减支是不大可能了，诚如地方官员所坦言的，前任政绩压力摆在那，让我缩紧裤带去为前任买单是不大现实的。最后，只能通过“开源”，剥取民脂民膏，开辟各种新增税基的方法来偿债了。

　　专家建议授予地方发行地方债券来解决城镇化的资金问题，那等于是重新上马一个更新、更大规模的“4万亿”。地方政府之前的债务还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现在名正言顺了，等于是大肆鼓励政府乱花钱，老百姓来买单。

　　防止地方债务危机的正确之道在于中央不要乱搞刺激，不要动不动就需要地方政府予以配套，开辟地方举债的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