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城旧事：普济堂往事

老城旧事：普济堂往事
作者：卢曙光

　　至今与普济堂朝夕相处八十多年的杨水莲，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变迁，她依依不舍这栋由她父亲打理过的老房子。虽然药铺的字号已模糊不清，斑斑点点的漏痕漫延了一个世纪，但是这里有她童年、青年的往事，有她父母兄妹一家生活的影子，有太多悲欢离合的故事，它是一座城市的记录，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尽管儿女们都要她与大家一起生活，但她还是放心不下普济堂，不管天晴落雨，她每天都会到那里看看，她佝偻的身影，成为黄土岭一道动人的风景。
　　杨水莲的父亲杨钧珍，江西樟树人，10岁时祖父去世，叔祖父送他去一个私塾上了两年学堂，因为是随娘下堂，有骂他是野种、“轿背崽”，他哭着离开了学堂，从此到一家药铺当学徒。民国初年，军阀混战，狼烟四起，世道很不太平。为独立门户，已有家室的杨钧珍，于民国初年慕名来到义宁州，起初摆摊卖药，悬壶施诊，后来生意做大，转手盘下了一家药铺，取名普济堂，有博施济众之意。义宁州是个好地方，水运发达，三省通衢，尽管地处偏远，但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是七百里修河的一大商埠。义宁古城，更是画栋飞檐、歌馆酒肆、南腔北调。城外山势逶迤，北有凤凰、南有桐岭、东有旌阳、西有鸡鸣。一览峰奇水秀，四季云雾缭绕。周边形势有九狮过江、九龙下海之说。最重要的是，这里商家云集、市井繁华，来来往往的外地人比比皆是。
　　1930年出生在修水的杨水莲，从懂事开始，普济堂药铺就已具相当规模。她有七姊妹，其中最小的妹妹是继母所生，母亲在弟弟出生时因产后出血去世，那时她只有三岁。在她的记忆里，包括格生和、黄源堂在内的十几家药店中，普济堂算是经营有方的几家之一，但家中生活却很节俭。当时修河水清澈见底，河滩上挖了许多沙井，三个哥哥都担过水卖、每担水可得二个铜角子。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家的日子都艰难，更要防止飞机轰炸，整天提心吊胆。父亲文化不高，属自学成才，经常看见他背汤头，开处方。过去很多药铺老板都懂点医术以方便大家，普济堂药铺口碑不错，结识杨抱爱后，杨钧珍开始关注西医。那时懂不懂西医就看会不会打针，杨钧珍不会打针，但是认同西药，因为不需煎药，而且见效快。而普济堂走中西医结合，归结于杨抱爱与来自湖北的唐维安军医的交往有密切关系。
　　杨抱爱夫妻是浙江绍兴人，曾在国民革命军任军医，1932年后来到修水，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以行医作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活动，但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杨钧珍为了把普济堂的生意做大，他看准药铺兼营西药优点。他三个儿子中，都跟他学医，于是他决定叫二儿子长瑜，跟杨抱爱拜师学徒。初时杨抱爱没有答应，婉拒了他的要求。半年后，杨钧珍又找到杨抱爱重提此事，并炒了几个小菜请杨抱爱过来喝几盅，重提二儿子学徒的事。“念在我们都姓杨的份上，再加上我们又都是外地来的，请你收下我儿子吧。”身材敦实的杨抱爱见杨老板诚心诚意，又是一条街上的街坊就答应了。从此长瑜就跟着杨抱爱学西医。普济堂也因此在修水，是几家最早从事中西药兼营的药铺。
　　在国难深重的日子里，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杨钧珍四个儿子，三个继承父业，行岐黄之术。当时国民党为了战争的需要捉兵拉夫，杨家三兄弟也难幸免。首先是花钱买兵，但买得了初一买不了初五，最后只剩躲的办法。为了躲兵，大哥长琳逃到相邻的平江长寿街，隐姓埋名行医，从此定居外地。二哥长瑜被抓兵，因为他懂医，留在部队做军医，后来借行医便利，开了小差，几年以后才回到修水，从此留着长长的胡须，以躲避再被抓兵。最小的哥哥长球，也不敢留在修水，偷偷跑到山口镇开了家医馆。
　　民国28年（1939年），日本人一度占领县城。漂亮的杨水莲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怕被日本人看见，父亲不准这个女儿走出闺户，甚至药房都不准踏入。特别是日本兵经常走街串巷，找花姑娘。当时在黄家巷，就发生过五妇女计诱，菜刀砍死两日本兵的事。杨水莲长得漂亮，加上她三岁就死了娘，父亲对她十分疼爱，为了躲日本人，她不管白天黑夜，都用锅灰把脸抹黑。说起日本人占领县城，后来又被大兵赶出县城那场战斗，杨水莲说：“街上关门闭户，有亲戚的都到乡下躲难，我家不是本地人又有店铺，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枪炮声、飞机声响了一天一夜，到处都是死人。”后来杨水莲嫁给了躲兵来到修水的清江青年田兰甲，当时小田在黄土岭一个合作社做司库，经姓鲁的经理介绍结为连理。
　　杨水莲回忆说，“那世道真乱，今天街上过的是日本兵，明天又是国民党兵，有湖北队伍，有四川队伍。还有散兵游勇、逃荒要饭的，往往三五成群，敲诈勒索、打架闹事，还不时有飞机从天上丢炸弹，吓个要死，黄土岭奉新会馆的一处产业，就被飞机炸掉了，隔普济堂就只有几十米。”尽管日子困难，生意惨淡，但包括普济堂在内的大部份商家，都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不嫌贫爱富。那时有很多逃荒的人，商家都自觉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在普济堂铺门的下方，至今有一个小小的四方窗孔，就是专门设计的。边上的刘氏布铺、意和福当铺、协丰烟铺、文具店等打烊后可不理会生意，但药铺经常会有人半夜找上门，为防坏人打劫，就在铺门下开个小窗，逢晚上有人拿药或穷人乞食，就从那里传递。时过一个世纪，这个五寸见方的小门洞，至今还静静守候着这段历史。后娘是本地人，也是一位菩萨心肠的老板娘，每当有人乞讨时，普济堂总用一个饭碗，撮米给人家，所以那些叫化头都说普济堂给的米多。药铺门口长年累月摆着一个茶桶，茶水里有防暑的中药，那是给来店里的顾客与上街卖柴的人备份的，无论认识与否，都可到这里讨茶喝,到这里打水洗脸。在杨水莲的记忆里，很多乡下来看病抓药的人，父亲都留他们吃饭，而且不收饭钱。父亲常说，遇有困难的人，不能袖手旁观，谁都有个难的时候。“我的叔祖父曾帮助过我父亲，后来年纪大了，父亲把他从樟树接来修水养老送终。也证明了他做人做事的风格。”
　　普济堂与抱爱医院关系密切，一来是二儿子杨长瑜师从杨抱爱，二来医药联系密切，三是都姓杨。加上杨钧珍对西医的接受，也使他们有更多的共同志趣，两家人往来密切。特别是杨长瑜，在卫前街设普济堂分号，得到杨抱爱很多帮助。杨抱爱可能是身份特殊，很少与街铺其他人往来，留给外界一心行医的感觉，但与普济堂的关系是个“另类”。杨水莲母亲怀最小的弟弟，有段时间胎动很不规律，有时还整天没有动静，父亲很着急。杨抱爱把脉听诊后，嘱咐用当归浸酒口服。按此办法吃了几天以后，胎动恢复了正常。她至今记得父亲常说杨抱爱，也许或多或少猜测到杨抱爱的身份，父亲曾多次劝他晚上不要给人看病，对好友的安危表示关切，但杨抱爱常不顾个人安危外出。1940年3月29日夜终遭不测，在河边被特务枪杀，当时大家感到非常恐怖。但是杨钧珍出于对好友感情，毅然帮助处理后事，安慰他的家人。后来大家才知道，杨抱爱是地下***员，抱爱医院只是他的掩护，抗战时期，他担任修水各界民众抗敌后援会副总干事，是实际总负责，为支援前方将士，开展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普济堂公私合营，杨钧珍因年事已高退休在家，1959年病逝，享年七十多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