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 的历史成因及经济学阐释

wolong · 发表于 2006-3-1 10:40:35

作者:李峰 一、历史的成因 公元961年秋，一日宋太祖在宫中举行宴会，请石守信等几位老将喝酒。他举起一杯酒，先请大家干了杯，说：“我要不是有你们的帮助，也不会有今天。但是你们哪里知道，做皇帝日子也不好过呀，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石守信等人听了十分惊奇，连忙问这是什么缘故。宋太祖接着说：“这还不明白?皇帝这个位子，哪个不想坐呀?”。石守信等人听出话中有话。大家着了慌，跪在地上说：“我们决不会对您三心二意”。宋太祖摇摇头说：“对你们几位难道我还信不过?只怕你们的部下将士当中，有人贪图富贵，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你们想不干，能行吗?”。石守信等人吓得满头大汗，连连磕头，第二天就说自己年老多病请求辞职。宋太祖马上同意了，给他们一大笔财物，收回了他们的兵权。历史上把这件事称为“杯酒释兵权”。 这个故事为何单单从宋太祖开始？我们孰知宋太祖的第二个故事就是陈桥兵变。960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赵匡胤）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 ①。周世宗死后，其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时任归德军节度、检校太尉的赵匡胤早已觊觎皇位。当赵匡胤率军至陈桥驿时，让亲兵煽动说天上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一日克一日，散布其坐皇位乃顺应天意。晚饭后，赵匡胤假装醉酒卧床睡觉。赵普、赵匡义却与众将领策划兵变，齐聚在赵匡胤卧室之外高呼：“‘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 ②。史实很明白，早已策划的篡位阴谋使黄袍披到了赵匡胤的身上。 纵观历史“陈桥兵变”又与后周世宗郭威称帝如出一辙。郭威先后跟随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后来又跟随刘知远，成为其心腹。刘知远称帝建后汉，由于郭威留下汗马功劳。“拜威枢密副使。高祖疾大渐，以隐帝托威及史弘肇等。隐帝（刘承佑）即位，拜威枢密使” ③。从而掌握全国兵权。公元948年十月，契丹入侵。郭威奉命率军迎战。“契丹寇边，威以枢密使北伐，至魏州，契丹遁” ④ 。但隐帝（刘承佑）却下诏杀郭威，于是郭威起兵向开封进发。隐帝（刘承佑）被郭威追兵杀死。郭威入京师，请太后立刘氏后代继承皇位。太后下诏立远在徐州的刘赞为帝。这时，契丹大军再度南侵，太后命郭威统军北伐。郭威军至澶州，士兵相互转告：“我们为郭公打京城，对刘氏有罪，现在又立刘氏为帝，并为其打仗，我们会有好下场吗？”于是请求郭威称帝。郭威假装躲进屋子，士兵爬墙而入，坚请郭威称帝。郭威于是回师开封。951年，郭威称帝，杀死原议立的皇帝刘赞，史称后周，郭威乃周太祖。 可见，宋太祖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只是郭威篡位的故伎重演。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对宋朝的命运产生了担忧。如何使新建的宋王朝不重蹈覆辙，不成为继后周之后的又一个短命王朝，如何革除藩镇专横骄姿的习性，如何实现宋王朝的长治久安，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赵匡胤的心头，使他食不甘味，睡不安枕，惟恐类似的大乱和不幸即刻降临在自己的头上。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相继叛乱，进一步证实了危及宋王朝及皇位安稳的危险因素——藩镇势力必须及时清除。也就自然上演出“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剧。 二、经济学阐释 上述的历史故事通常被誉为历代帝王与谋臣之间权力游戏规则的典范。也常常被用来说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王”等历史上朝廷内部斗争的潜规则。但毕竟只停留在以历史故事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上，没有对历史故事发生的背后真实的原因做出充分而合理的解释。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对社会游戏能做出全面而充分理解的，认为莫过于现代博弈理论。它是微观经济学发展的革命性成果，代表了过去二十年来经济学最重要的发展⑤。现在，博弈论已经成了一种研究社会科学的方法，甚至是一种超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人甚至说，如果未来社会科学中还有纯理论的话，这种理论就是博弈论。它着力于研究“理性人的互动行为”（Aumann 1985）。正因为此，本文接下来就尝试着采用博弈理论来阐释以赵匡胤和石守信为例的帝王与权臣之间的斗争潜规则。 （一）、分析前提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对历史的情形进行了如下理论上的前提假设： 1、按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我们将赵匡胤和石守信一般性地界定为“逐利的理性经济人”，他(们)的行为模式主要取决于该项行为所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 2、赵匡胤与石守信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赵匡胤无法确切地了解石守信的真实意图，也很难监测石守信的长久行为动态；石守信也无从了解赵匡胤的真实想法，更无从及时而准确地跟踪与把握赵匡胤的心理和行为变化。 3、赵匡胤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享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的特权。法制对赵匡胤不具有强制性的约束，赵匡胤对石守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4、从自利角度看，不考虑其他因素，石守信总有获得王位的愿望和冲动，并在官场中会有投机取巧的动机。尤其是面对赵匡胤特权，在自身无法抵抗时，就会采取回避的行为以尽可能的降低风险。 5、赵匡胤对石守信的生杀予夺是需要合理理由的，否则就会失去人心，从而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影响国家的安定和发展。石守信谋反推翻赵匡胤也是需要合理说辞的，否则就会不得人心，从而无法坐稳江山。 6、赵匡胤与石守信之间的博弈，博弈往往不是一次就结束的，而是会不断重复博弈的。而且会随环境变化及时考虑影响面的扩大，也会不断修正原有博弈函数，会随博弈函数的变化来改变行动策略，以实现最佳的博弈均衡。 （二）、博弈分析 分析前的一个说明，我们的博弈选择在开国皇帝与谋臣之间进行。原因是因为开国皇帝和谋臣对整个帝国的建立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开国帝王与权臣都通过创业期的努力而拥有一定的权势，此时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在权臣内心深处的呼吁会更加的强烈，因为他们明白帝王为“真龙天子”的真相，帝王亦理解做臣子的真实心理。所以在江山打下后帝王与权臣互相之间的猜忌和在权力斗争上也会显得尤其的激烈和明显。这也有利于我们将问题集中在打下江山后权臣是否会继续满足于现状并继续保持忠诚呢？帝王也是否会继续信任权臣，并继续让其享有曾经的权势呢？ 我们依照博弈论理论对此进行分析。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们用符合市场实际特征的假设数值来表示赵匡胤与石守信在做出各自决策后所得到的收益或损失：①双方都很自律，都设身处地地为国家发展考虑，并按封建的传统进行职责分工，赵匡胤充分信任石守信，并给其应得的收益；石守信忠诚职守，辅助赵匡胤统治。这时双方在各自的位置上各自的得益情况都为2。②赵匡胤通过非常规手段恶意毁坏合理的职责分工和惩罚机制时，并在石守信一片忠心的情况下杀害石守信，虽然此时消除了石守信谋反的隐患，但毕竟是错杀忠良。此时赵匡胤获得数值为2的负收益；石守信平白无辜地丢失了性命获得数值为4的负收益。③石守信通过非常规手段恶意毁坏合理的职责分工和封建伦理时，赵匡胤没有杀害石守信，而石守信营私集党篡位夺权成功，那么他就可以获得数值为4的正收益。赵匡胤用人不当丢失性命而获得数值为4的负收益。④在双方都不遵守传统伦理时，赵匡胤猜忌石守信而进行杀戮，石守信狼子野心进行谋反。此时赵匡胤保全了自己获得数值为4的正收益。石守信虽然被杀，但是这是为自己的理想而牺牲，死得其所，此时其损失要比在忠心耿耿的情况下被杀要少，所以其获得的是数字为－2的收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赵匡胤与石守信的收益情况矩阵（见下图），各象限中左边的数值代表石守信的得益情况，右边的数值代表赵匡胤的得益情况。 赵匡胤 不杀杀 （2，2） (－4，－2) (4，－4) (－2,4) 忠诚 石守信 谋反 在各博弈方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的条件下，我们对赵匡胤与石守信的策略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对赵匡胤来说有杀与不杀两种选择，对于石守信来说有忠诚与谋反两种选择。假设赵匡胤选择的是杀，对石守信而言，谋反时的收益－2大于不谋反时的收益－4，石守信应该选择谋反。反之，假设赵匡胤选择的是不杀，石守信忠诚时的得益情况为2，而谋反时的得益情况为4，谋石守信还是会选择谋反。因此，在这个博弈中，无论赵匡胤采取何种策略，石守信的选择都应该是谋反。同理可得，赵匡胤的选择是在石守信忠诚时不杀；在石守信图谋造反的时候杀。因此，在这个博弈中，并不存在标准的“纳什均衡”。⑥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无论赵匡胤如何，石守信都应该造反，就如同郭威篡位和赵匡胤自己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一样，因为这是同步博弈，所以赵匡胤的策略还是依据他对石守信的判断。当他们将互相的博弈策略都明确了解时，那么这次博弈的主动权就完全把握在了赵匡胤的手中，石守信的行动也更多的在等待赵匡胤的反映，历史的事实也是如此。

wolong · 发表于 2006-3-1 10:40:46

（三）、博弈延伸 承接上述博弈，既然博弈的唯一结果是等大宋建国后石守信应该谋反，而赵匡胤应该杀死石守信，为什么石守信不在建国前就杀死赵匡胤？此外，假设中也提到赵匡胤对石守信的生杀予夺是需要合理理由的，否则就会失去人心，从而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假设中也提到石守信谋反推翻帝王也是需要合理说辞的，否则就会不得人心，面对这种情况赵匡胤和石守信都应该如何选择？下面就这两个问题放宽约束条件，考虑社会整体意识形态的约束，做一个说明。 1、建宋前，石守信不会杀死赵匡胤 理由1：从风险角度来看，建宋前，赵匡胤兵权在握，众心所归，此时石守信取而代之，则未必能够有十全的把握成王。如果不能成王其结果可想而知，也只有死路一条。 理由2：开国元勋跟着帝王打天下，本身存在一个隐含的契约就是部下对头领的“忠心赤胆”。这是一个乱世中的行为准则。从江湖中人对关羽的崇拜和认同可见这一契约在社会上尤其是乱世草莽中的约束性。如果乱世中一个人失去了“忠心赤胆”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在社会上的立身之本。此时如果石守信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杀死赵匡胤，那么他的任何一个下属也可以以此为理由而随时都可以杀死他，因为这算是他对违背如此社会契约的惩罚。就算他的下属无法杀死他，他的敌人也可以以此作为宣战的理由来征讨他，而使他无法获得人心。所以从隐含社会契约角度来看，石守信也不会杀死赵匡胤。 理由3：石守信建宋前不是无路可走，而且最好的出路就是辅助赵匡胤打天下。因为从二次博弈可以看出，既然石守信对赵匡胤要讲“忠”字是一个隐含社会契约，那么赵匡胤打下江山后对石守信讲“义”字也是一个隐含社会契约。如果赵匡胤可以无所顾忌地滥用王权进行杀戮的话，那么与石守信不得人心一样，也会由此而失去人心。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石守信能够看到这一点，那么只要他信守“忠”字，从道理上来看完全可以在建宋后保全自己的性命，而且自己为赵匡胤的天下做的贡献越大其保全性命的砝码就越重。所以从重复博弈角度来看，建宋前，石守信不会杀死赵匡胤，反而会更加拼命地为赵匡胤卖命。 2、建宋后，赵匡胤不会杀死石守信 第二节中的博弈属于单次博弈，博弈双方都存在“机会主义”心理，君臣之间没有什么诚信可言，由此导致分析很难与现实相符。因为现实中，博弈双方间的博弈行为会随着博弈结果对社会影响面的不断扩大而不断深化的。乔治•阿克尔洛夫在其《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和市场机制》的论文中论述次货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时指出，如果消费者不能确切知道商品的质量，而只能根据统计特征来推断商品质量的高低，并且按统计推断的平均质量来给出价格水平，那么卖方只会出售质量低于价格反映的平均质量的次品。接着，他又指出在多次循环博弈的情况下，卖方的这一行为会被后来的买方估计到，一个卖者降低质量的行为会降低买者对整个市场上商品质量的推断结果，因此买者的保留价格降低。高质量的商品被低质量的商品逐出市场，商品的平均质量水平下降，市场萎缩，甚至会消失。阿克尔洛夫的这种描述，即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下市场会出现“高价→高利→假冒伪劣”的情况，但持续的市场发展接着进入循环博弈下的“假冒伪劣→低价→市场萎缩”的情形，这在打下江山后的君臣博弈中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当谋臣辅助良君打下江山后，良君一改原来面目进行杀戮，有限的博弈会出现“功劳→忠臣→被杀”。但长久来看必然导致大批谋臣对君主失去信心，从谨慎发展直到痛心放弃为止，甚至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进行谋反，或者采取“搭便车”行为在对帝王心理揣摩后进行投机取巧成而成为奸臣。最终结果就有可能出现类似于阿克尔洛夫所说的“忠臣被杀→奸臣→国家衰败”甚或“忠臣被杀→谋反→国家灭亡”。所以从重复博弈角度看，赵匡胤建宋后不会立即杀死石守信等权臣。 3、杯酒释兵权的历史必然 通过上述分析，“杯酒释兵权”的产生之所以成为历史的必然，还有两个重要的历史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赵匡胤赢得仁慈皇帝的美称，不是他本性仁慈，作为帝王他与朱元璋的本性一样，只是朱元璋能够肆无忌惮的屠杀开国元勋，是因为经过了较长时间的经营，朱氏已经在权臣内部形成制衡，同时也建立起了坚固而全新的权力集团，原有的开国元勋已经失去了与之对抗的能力。相比之下，赵氏进行“释兵权”时，也是权臣羽翼较丰满的时候，权臣的联合完全可以与之对抗，加上后周旧臣伺机再起，虎视眈眈。所以武力的杀戮权臣对其自身风险较大。 第二个前提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发生有其历史设定环境，节度使李筠和李重进的相继叛乱，都是在赵匡胤对其人生进行控制之外。凭其实力石守信等完全有实力进行叛乱，但为何其兵权那么容易就被剥夺，主要原因与其说是赵匡胤进行劝导，石守信等比较识时务而隐退。还不如说“杯酒释兵权”发生的太突然，石守信等根本没有准备和反抗的机会。因为在宴会上石等人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生的自由，更别说群起反抗，倒是赵匡胤比较识大局，顾全自己的身誉，以此作为交易而放掉这批已经毫无反抗之力的“走狗”。以此在立国之处进行收买人心而已。 当然回顾“杯酒释兵权”，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的确是开国君主与元勋之间博弈的一种理想均衡。假设前提6也间接提到：赵匡胤与石守信在信息不对称的博弈中，面对既定的博弈环境都会超着尽可能改善收益降低损失的方向进行努力。“杯酒释兵权”就是开国君主与元勋之间无法达到“纳什均衡”情形下实现的一种改善的“非纳什均衡”。同样为了更加直观地说明问题，我们用符合市场实际特征的假设数值来表示这种情况下赵匡胤与石守信在做出各自决策后所得到的收益或损失： ①同样双方都很自律，都设身处地地为国家发展考虑，并按封建的传统进行职责分工，赵匡胤充分信任石守信，并给其应得的收益；石守信忠诚职守，辅助赵匡胤统治。这与前次博弈结果也一样，双方在各自的位置上各自的得益情况都为2。②关键的变化就在赵匡胤过非常规手段恶意毁坏合理的职责分工和惩罚机制时，各自的收益或损失变化。如赵匡胤蓄意杀害石守信，他会设想这种行为会引起更大的社会波动，此时他的心理预期获得数值可能就会是2的负收益；而石守信忠心耿耿一心为国，就算被杀也会因此而流芳百世，其心理预期获得数值可能就会是0收益。③同理，如果赵匡胤没有杀害石守信，而石守信营私集党篡位，此时就算他夺权成功，但人心所背，那么他预期获得数值可能就是0收益，而赵匡胤因此丢失性命获得数值为2的负收益。④当然在双方都不遵守传统伦理时，双方的博弈结果与前次博弈一样，赵匡胤猜忌石守信而进行杀戮，石守信狼子野心进行谋反。此时赵匡胤保全了自己获得数值为2的正收益。石守信被杀，获得的是数字为2的负收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赵匡胤与石守信的收益情况矩阵（见下图），各象限中左边的数值代表石守信的得益情况，右边的数值代表赵匡胤的得益情况。 赵匡胤 不杀杀 （2，2） (0，－2) (0，－2) (－2,4) 忠诚 石守信 谋反 同样，在各博弈方根据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进行选择的条件下，我们对赵匡胤与石守信的策略选择情况进行分析。对赵匡胤来说有杀与不杀两种选择，对于石守信来说有忠诚与谋反两种选择。假设赵匡胤选择的是杀，对石守信而言，忠诚时的收益0大于谋反时的收益－2，石守信应该选择忠臣。反之，假设赵匡胤选择的是不杀，石守信忠诚时的得益情况为2，而谋反时的得益情况为0，谋石守信还是会选择忠臣。因此，在这个博弈中，无论赵匡胤采取何种策略，石守信的选择都应该是选择忠臣。同理可得，赵匡胤的选择是在石守信忠诚时不杀；在石守信图谋造反的时候杀。因此，在这个博弈中，也不存在标准的“纳什均衡”。博弈的最终结果是，无论如何石守信都应该选择忠诚，博弈的主动权依然在赵匡胤手中。与上次最大的不同是，上次的结果是石守信肯定要谋反，结果赵匡胤可能要杀他们，这次是石守信肯定会忠诚，结果赵匡胤肯定不能杀他们。“杯酒释兵权”将后种博弈更加的显现化，赵匡胤首先提出不杀，那么石守信就更没有理由抗旨不从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杯酒释兵权”实现了第一区间的一种最优的博弈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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